明末河南永城张公墓志考绎

张公墓志是明末河南永城县张北辰的墓志。该墓志原石现仅存志底,虽有残损,仍有一千余字尚可辨识。结合《(康熙)永城县志》文献,可知张公的家世概况。铭文中散见的“食气廩”“性命之学”“内丹”“太极”等反映出张北辰是一位擅长道教气功等方术的民间炼养者。铭文中涉及的练国事、李化龙等人物信息,对研究明代河南籍国史人物及豫东一带地方史志、乡贤文化等也是难得的补证。

明末清初湖北学者胡承诺生平与交往考论

性格内向“深自韬晦”的明末清初学者胡承诺,除了有一子二女等温馨家人的相伴外,还有三个人际交往网络,一是以崇祯九年丙子科乡试为纽带建立的科举师友交际圈,二是外省文友交际圈,三是湖广本省的湖南、湖北文友交际圈。三个交际圈对胡承诺的名声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名头虽大却对胡承诺声誉影响欠佳的是其乡试座师、入仕新朝的吴伟业和龚鼎孳;对胡承诺名声传扬最大的是其外省文友中的诗坛领袖王士祯;虽无力传扬其名声却始终陪伴其寂寞乡居生涯的是同省文友,如景陵近邻吴骥、戴小宋等普通文人。胡承诺名声不彰的原因,既与其个性内敛,不善交际有关;亦与其有限的交际圈中名人不多,层次不高,或虽高而品节有亏不无关系。

大器天成:明末福建文人园林的审美特质与存废密码

明末福建文人园林主要集中在福州、泉州、漳州三地,以天然山水园为主流类型,其中石仓园尤为特出。通过与苏州园林的比较,明末福建文人园林以较大的体量和多因借少人工的造园理念,凸显了大器天成的审美特质。不论从内因还是外因来看,大体量都是导致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废弃殆尽的重要原因之一。福建文人园林是我国悠久丰富的园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史遗文》与明末农民起义

《隋史遗文》研究的外部条件十分匮乏,尤其是与版本及成书直接相关的史料。从袁于令本人经历、所处时代环境及文本内部寻找新的线索,对小说中的矛盾进行合理化的解释,讨论袁于令如何利用隋唐历史,为自己的叙事意图服务。《隋史遗文》中关于农民起义的描写彰显出明清之际的社会动乱与变迁,以及士大夫的处境与选择,也呈现出这一时期讲史小说的嬗变轨迹。

呔商历史文化基础:明末清初冀东商品经济样态

呔商以冀东永平府为起源地,为近代东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呔商的兴起源于明末清初以来冀东地区传统商品经济的发展。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出冀东“耕织鱼盐”经济模式,滦河、渤海的传统水运培育冀东地区的商品经济观念,而农牧交界的地理位置形成冀东地区包容开放的商业氛围。在以上因素作用下,冀东商品经济传统逐渐形成。冀东商品经济的主要特点为,以粮布鱼盐为主要商品,以具有地域特色的码头市集贸易为特色,贸易范围涵盖环渤海与口外地区,与此同时服务于商业的牙行、典当业已经出现。在明末清初边禁趋缓的背景下,冀东商人觉察到关内关外的潜藏商机,毅然投身于闯关东大潮,开启百年呔商辉煌历史。

明末清初东北地区女真社会经济兴衰管见

明末清初东北女真社会经济的变革与发展是民族崛起与清朝建立的物质基础,进而影响到入关后清廷对东北政策的变化以及边疆的巩固与稳定。后金政权建立,特别是在占领辽沈地区后,鉴于落后生产方式与先进生产力的矛盾,“计丁授田”政策率先实施。在此基础上,以“按丁编庄”为代表的封建大庄园制生产形式也得以确立和扩展,并最终推动女真社会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总体上的制度跨越。清初实施“辽东招民授官”的措施,反映了清廷对“龙兴之地”的重视,以及恢复东北经济的尝试。但随着入关后,关内物资的丰富供应,东北女真社会经济支撑的作用大为削弱,清廷政策也随之由开发转为封禁,从而造成此后东北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

和抄本《园冶》图式与明末版画中的园林建筑——基于循证设计视角的个案研究

本文从循证设计研究的视角出发,将和抄本《园冶》图式与明末版画中的园林建筑进行个案式一一比对研究,并明确提出《园冶》中的图式(即具有范式意义的“设计图样”)是指计成在其造园时所绘制的“施工详图”,经过系统整理和逻辑汇编而形成,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导性。同时,将明末郑元勋的《影园自记》与《园冶》图式进行“文图互证”,旨在将同一时期的建造说明与建造图纸进行比对,并将《影园自记》视作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小木作”营造的技艺文献。通过验证与比对的研究路径,以呼应阚铎所提及的从“园冶图式”到“建筑图像”的循证设计研究方法。

明末至晚清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对西学的认知及差异

明末至晚清,受时代变迁和学术变化的影响,出现了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两种目录学著作。两种书目对西书均有著录,并通过提要等方式评判西书,尤其重视对科技类、宗教类和史地类西书的讨论,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它们对科技类西书都较为赞赏,但传统书目多注重其实用性,新学书目更注重其科学性;对宗教类西书的评述都有否定之词,但传统书目多措辞激烈,新学书目则更为理性。和传统书目相比,新学书目更加重视史地、政法类西书的著录,其评语多涉及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思考,体现出一种世界眼光。传统书目作为专制文化与学术体系下的产物,多在实用价值层面上肯定西书,新学书目则将自身的政治诉求贯穿于西书评述之中,有着不同于传统书目的时代价值。

《大学》《中庸》退还《礼记》与明末清初理学的自我批判和转向

《大学》《中庸》在明末清初出现从四书中脱离出来,重新退还于《礼记》中的倾向。明末清初学者在将《大学》《中庸》退还《礼记》时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以东林学派顾宪成等学者为代表,提出将两篇退还《礼记》后,加入理学新经典来重构“新四书”,从内部对理学系统展开修正。其次是焦竑、郝敬及王夫之等人提出恢复《大学》《中庸》原本的礼学特质,将两篇退还《礼记》以保证儒家之道的完整性,但其实质在于去除两篇以本体心性为核心的理学解释。最后阶段以陈确、姚际恒为代表,他们通过作者、文本等文献的考证斥责《大学》《中庸》并非孔门圣学,由此动摇了理学的经典结构体系。明末清初的《大学》《中庸》退还《礼记》运动是晚明理学自我批判与反思的产物,这种退还行为动摇了宋元以来的“四书”经典结构,反映出明末清初儒学由虚转实的新动向。

明末景德镇民窑青花写意山水艺术特征探究

明末景德镇民窑青花写意山水笔法率真、洒脱,笔墨自然、质朴,具有浓郁生活气息。作品画面简约、意境深邃,有文人画的审美意韵。文章从明末景德镇民窑青花写意山水的文化内涵、艺术特征来诠释其审美情趣。

明末忠烈词人万惟檀生平及著述考论

万惟檀是明末以死节尽忠的事迹而见称、以《诗余图谱》的编撰而传世的一位忠烈词人。约出生于万历中期(二十一年,1593年前后),于崇祯十五年农历年末之际(1643)殉难,年约五十出头。兖州府曹县人,万爱民从子,其父盖为万俊民。崇祯元年恩贡生,七年至八年任曲阳知县;约十年至十五年入松江府幕、摄篆华亭县;十五年冬赴任保康知县,阅三月,李自成军陷城,不屈而死。与陈继儒、单恂、张慎言等交游,有诗词唱酬,颇获称誉。其著述数种除《诗余图谱》梓行外,余多散佚,清万名炜辑抄其《乐园遗稿》仅存诗四题五首,凡七绝四首、七律一首,可略见其诗歌特色与成就。

论明末竟陵派诗风中的“贾岛现象”

中唐诗人贾岛、姚合是著名的“苦吟”诗人,他们在创作中对铸字炼句的刻意求工以及对幽僻诗境的醉心独好引得后世众多文人、尤其是封建王朝末世境遇坎坷的文人在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上的认同和共鸣,此种“贾岛现象”在明末竟陵派诗人中也具有突出的体现,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诗人尚“清”崇“静”,追求孤寂的诗境,具有典型的贾、姚特征,这既打上了明末社会的时代烙印,也与钟惺、谭元春等人的创作探索和审美追求密切相关。

明末清初赋学通变论

从赋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明末清初是中国古典赋学的转型期。“通”中有“变”是明末清初赋学的主题。“通”表现为对汉赋经典化态势的延续,对汉魏六朝赋学理论话语的阐发;“变”体现在赋注的衰减、赋评的勃兴。汉赋是中国赋学的开端与高潮,对汉赋作品的汇编是汉赋经典化进程的重要内容,而对六朝赋学批评话语的阐释构成了明末清初赋论的主体框架。汉唐尚注疏,宋明重议论,明末清初赋注的衰减是学术大势演进的结果,万历以降兴起的《文选》评点丰富了赋学话语的理论维度,而从注到评的转捩反映出赋学发展方向的转变。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明末清初嘉定竹刻中的文人士气与审美伦理

随着明王朝的覆没,嘉定竹刻的发源地爆发了以“嘉定三屠”名世的抗击满清入侵的民族主义抗争,嘉定惨遭屠城,嘉定竹刻在此时也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期。为探求竹刻鼎盛背后更为隐蔽的审美伦理负载,使用审美伦理的研究方法对嘉定竹刻的审美主体(创作者与欣赏者)以及审美客体(嘉定竹刻)进行分析。嘉定文人志士或是选择舍身殉节,显示出超拔不群的不屈人格;或是选择退隐守节,彰显出文化自救的遗民意识;此时嘉定竹刻不再是简单的竹艺术品,而成为“气节”的暗语,受到嘉定地区和清初明朝遗民群体欢迎。此期士林人士忧国忧民之郁闷以及“士可杀不可辱”的亡国悲情借助竹刻作品“残山剩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明末清初戏曲家包燮行实及其《云石会》传奇考

包燮是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其负才不遇,结交了很多像闻性道一样入清后绝意仕进的同道中人。包燮的《云石会》传奇现存清康熙间刻本,剧作以“谪仙”“度脱”为架构模式,不拘泥于本事,为表达主题灵活架构剧作情节。从创作意图来看,作者借鬼佛仙道等具有神仙道化色彩的内容抒发胸怀,表现出易代之际的遗民情怀和文士苦闷。《云石会》传奇以“云石”为创作主线,融入了大量的宁波历史人文典故、古迹景观,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现状,以及特殊历史时期宁波地区遗民的心态。

探究明末清初文人画的感伤主义情怀

明末清初之际,感伤主义被赋予了时代含义。明末清初文人画中感伤主义情怀不仅是对个性的表达,更是对品格精神的坚守,即使这种坚守可能会让画家感到痛苦、孤独、抑郁、感伤。经过无数次的自觉或被迫的尝试,他们仍无法妥协,寄情于艺术,寻求心灵慰藉。这种矛盾心理和痛苦的精神体验使得他们的艺术作品极具生命张力和力量感,凸显了感伤主义情怀的精神内涵。明末清初文人画的感伤主义情怀不仅是时代价值的体现,更是社会文化进步的需要。

明末战争中女性受害状况考察

明末清初 ,社会动荡不安 ,广大人民尤其是妇女儿童饱受战乱之害 ,令人触目惊心。战争使女性在肉体与精神上都受到了惨痛的伤害 ,其权益丧失殆尽。历经劫难的妇女进行了本能的抗争 ,甚至拿起武器 。

明末农民战争史事丛考

本文对明末农民战争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均依据当时人、当事人所写的第一手材料,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考证,得出了与成说相反的结论。作者指出,李自成自崇祯七年六月从兴安车箱峡突围之后,即在陕西活动,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均未出关,不在河南和安徽。因而,以李自成在会上排解马守应与张献忠之争、提出分兵定向战略为重要内容的河南荥阳大会,应属子虚乌有;李自成也根本没有参加和领导攻凤阳、焚皇陵、围滁州的几次战役。作者还指出,李自成很早即是一支独立部队首领,并不是高迎祥的部将,即令曾为高的部将,为时恐怕也是很短的。说高迎祥牺牲后,李自成统率其众,遂自称闯王云云,全不可信。

正确认识明末清初的中西音乐文化交流

一、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的交流 明末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是这一时期西厅文化交流的桥梁，利马窦是这种桥梁的代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很好地指明了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接触。”他还提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