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宗朱辨义》与直书示义之书法

持比事属辞为研究视角,参考《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论说,以《春秋宗朱辨义》为研究文本,考察张自超《春秋》学之原委,究竟如何宗朱。同时阐述即事可以显义,比事属辞可以观义以及以《经》治《经》,可以“无传而著”诸理念。上述观点,分两节阐说论证:一是“直书示义,予夺俱见”与朱子《春秋》学。拟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之视角,凸显朱子《春秋》学之主轴,为后半幅论说提供学理依据。二是“据事之实,仍史之文”与《春秋》宗朱。朱子《春秋》学,或语焉不详,未臻完善;或疑似之际,有待辨析。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既述且作,兼顾“宗朱”与“辨义”,往往于前修未密处,后出转精,以建构自成一家之《春秋》诠释学。由此观之,张自超著《春秋宗朱辨义》,堪称朱子《春秋》学之功臣。

回到杜预--论晚清今古视野下的章太炎《春秋》学

清中叶以来,随着常州今文学的复兴,今古之争再次成为学术与思想领域的焦点问题。章太炎借助其对《左传》的诠释,对康有为及保皇党人所依据的《公羊传》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不仅如此,章太炎还上溯到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术,甚至对今文家所尊奉的孔子,亦肆意贬抑。透过这种批评,章太炎的《左传》学最后标榜回到杜预,从而背离了清初以来驳正杜预的主流倾向。不难发现,章太炎的《春秋》学,表面上通过对康有为诠释《公羊传》的批评,发挥了《左传》中的思想,其实充满了基于党派意识的门户之见。

杨简《慈湖春秋解》的宋学旨趣

杨简的《慈湖春秋解》具有鲜明的心学印记,其内容、解经方式以及思想内涵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宋学旨趣。杨简认同并高扬《春秋》宋学中的尊王共识,力倡“王命至上”,并通过对“君位继承”和“征讨侵伐”事件的讨论来表达自己对帝王的尊崇以及对王权的维护。同时,杨简认为以尊王为代表的众“道”具足于《春秋》,故他视《春秋》为明“道”之书,并揭示其“是非不相掩”的特点。在挖掘《春秋》之“道”时,杨简采取“以心释《春秋》”的方式创通经义,不但对三传及历代研治《春秋》之人皆有评判取舍,而且他摆脱“理”的约束,径以“心”为评判是非之标准。《慈湖春秋解》作为宋学中心学一派鲜有的《春秋》经解著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学一派的《春秋》诠释取向和《春秋》宋学的时代特色,在宋代《春秋》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展现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的整体成就

《清代春秋左传学论著提要》将268部著作分类系年,勾勒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起点、学术方法的确立、学术范式的建立、学术与政治的纠葛、精英文化与下层通俗文化的沟通交流等多个面相,全面展现了清代《春秋左传》学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的成就。清代学者受制于王权,经史考辨虽精,但难以在义理上有所建树,也难有超出时代的史论、史识,但在文章学上,清人对于行文贯通、不平的要求,以及对文章诵读的领会,对现今《左传》文章学研究大有助益。

“事为春秋”:《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班固《汉书·艺文志》将《世本》至《汉大年纪》诸书附于“春秋”,后世称之为“‘春秋’二十三家”。阮孝绪、郑樵分别判定“史书甚寡”、“分职校书”是“附”之原因。后世多袭用阮氏之论,视“‘春秋’二十三家”即是史书附于春秋的体例。若考虑到班固和阮孝绪各自时代的学术认知,则后世对“史书甚寡”的理解未必合于阮氏,遑论契合班固确立“春秋”二十三家的标准,因此后世多从篇(卷)数而论,认为“春秋”所附诸书实难言“甚寡”。实际上,汉代知识体系中,“史书”内涵与后世不同,后世一般的史书分类尚未建立。而班固“春秋”二十三家的标准恰恰反映了当时的“史书”认知和史学意识。在整合司马迁、班彪等人构建的“春秋”谱系基础上,班固以强调史官重要性与创造性引入“事”这一话语,释证了“右史记事,事为《春秋》”的标准,以“释经”与“续传”来定位撰史行为,构建了中国早期史学话语体系,并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直至近代西方新史学引入前,这始终是传统史学中史学起源书写的主流叙事。

《春秋》三传所见体育元素及其文化特征

《春秋》三传以史学和经学双重视野对中国古代体育进行了记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春秋》三传中的体育活动及其文化特征。研究认为:《春秋》三传是“蒐苗狝狩”四时狩猎、投壶、跳远和跳高等体育项目的最早文献记载,还记载了射箭、徒手搏击、弈棋、骑马、养生等体育活动。反映出来的文化特征表现为5个方面:一是初步体现出体育健身性的基本特征;二是从礼仪性发展出审美娱乐性;三是用于区分优劣的竞争性日趋明显;四是体现出体育在技术与精神方面的双重教育性;五是通过体育交流和体育外交,消弭战争,维护和平。三传对各国交往及其所涉及到的体育元素的记载,在丰富书写文化功能和意义的同时,也成为中华体育精神形成的重要知识和观念来源。

《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历史书写与解释

有关世卿阶层的史事是《春秋》经传历史书写的主体,但经传对于史料的编纂与解释存在明显差异。《左传》预设了一种对世卿之“世”与“不世”原因的解释,并在历史书写中力图通过史事之间的联系来揭示这种因果关系;《公羊传》则是在构建历史解释时就抛弃了《左传》所提供的史料,转而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读来构建一组信息因果链,进而提出“世卿,非礼”的历史认识。西汉以后的史家多继承了《公羊传》的历史观,在历史书写的证据选择上,则是通过从《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例证来验证《公羊传》“世卿,非礼”的合理性,《左传》、《公羊传》皆以各自预设的历史解释来完成对世卿的书写。这些书写方式上的不同,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历史解释方面的差异性,而且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认识论形成路径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视角。

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同为一人领衔主持,众人合撰之著述,其分量和地位见仁见智,但它们的留存本身,标识出那个伟大时代的文人印记。《吕氏春秋》表面上系统严整,实际上是各种学说的杂烩,但是其在音乐和天人感应方面的表述,颇具独特的文献价值。《淮南子》则以道家学说为主干,辅之以儒学,全书文采摇曳。相比《吕氏春秋》,《淮南子》对世事沧桑和政权的存亡兴衰也有更多深刻的思考。

春秋时期的共同性思想刍议——以《左传》《国语》为中心的探讨

春秋时期是早期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前奏阶段,在共同性思想上既有对上古三代依据血缘、亲情的祖先神信仰、礼法制度、德行教化等的继承,又呈现出从重血缘、亲情的礼法向重才能、相对平等的法治等新思想演进的趋势。就传世文献看,春秋时期所关注的共同性思想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重大伦理政治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另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饮食、音乐等日常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就春秋时期达到共同性的路径而言,主要是依据血缘、亲情的礼治和依据功利、能力的法治两大类。前者是规范社会生活、达到人际亲和关系的基本路径;后者更多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达到共同性的路径。春秋时期开启了关于共同性思想本身内涵的讨论,比如辨析“同”“和”“比”“党”等标志共同性思想的观念之间的差别,这些围绕共同性思想内涵的讨论是对思想观念本身的反思,亦是先秦诸子相关思想的源头。

《春秋》的“早期书写”特征与中国史学精神

作为中国现存传世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虽然仅有2万余字,以极其简要的文字辑录了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大事,但是因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内容,被列入儒家“六经”。它以“元年,春,王正月”为开头的大纲式书写,包含了自三代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意识。《春秋》简明扼要的书写形式,包含着中华民族从早期书写中所积累的丰富的写作经验,在长久的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的思想认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它那“笔则笔,削则削”的书写原则和文字技巧,蕴含了丰富的《春秋》大义,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史学精神。

春秋时期鲁公室公族作家群体与世族文学考论

在春秋时期政治生态逐渐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渐次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就公族作家群体的构成成分而言,“孝族”“桓族”皆为春秋前期逐渐形成的早期世族,至春秋中期开始,“桓族”不仅在政治上逐渐开始专权,而且在文学创作方面成果亦非常突出,而“孝族”“庄族”“文族”及其他公族不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文学创作方面则亦渐次淡出;就公族作家群体的创作动机而言,完成了从维护公室为基本宗旨向认为公室“天禄不再”的转变,进而认可“三桓”专权;就其创作话语而言,以“礼”“德”“孝”为中心话语,彰显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文化氛围;就其理论体系建构而言,提出了“鬼道”“人道”之别说、“二德”说、“三德”说、“六德”说、“七德”说、“飨义以昭德”说、“吉德”“凶德”之别说、“男”“女”之别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说;就散文体类而言,以“议”体、“对”体为主,兼及“上书”体、“讼辞”体、“载书”体等文体。

《歧路灯》与“春秋决狱”渊源关系研究

长篇小说《歧路灯》写到谭绍闻因参与赌博而涉讼,导致对簿公堂,但官员在审案时多忽略法律条文,依据儒家纲常伦理或涉案人的身份等来判决,小说中官员审案方式与汉代董仲舒等人“春秋决狱”有异曲同工之处。汉代司法实践中“春秋决狱”的审判方式出现在清代小说中,究其根源,和“以儒释法”、科举制度以及作者所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等相关,从侧面说明儒家思想对社会运转的多方面影响。

商周春秋语言演变探略

语言演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春秋时“礼坏乐崩”,官府之学走向民间导致了春秋雅言取代商周古文的汉语语体第一次变革。《今文尚书》中不少词语是商周古文,春秋后罕用,反映了商周时期的语言面貌,具有上承商周下启秦汉的过渡性,从中或多或少可见商周与春秋后汉语的演变。

浓墨重彩,独树一帜:黄震研究《吕氏春秋》探析

在理学盛行的南宋,黄震作为朱子理学东发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能够对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做深入系统的研究,独树一帜,实属难能可贵。黄震《黄氏日抄》对《吕氏春秋》160篇都有研究,这是中国古代《吕氏春秋》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构天下文明图景——晚清春秋公法观再审视

《万国公法》所引发的晚清经世儒者对西方国际法的争论,值得从文明与国际法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春秋公法观蕴含的文明主体性尤其值得重视。以康有为、唐才常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公法观,致力于以儒家普遍主义的仁学构建公法基础,援引《春秋》中的“性法”和“例法”,从仁义法的层面对西方国际法的强权主义展开批判。以廖平和宋育仁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公法观,以《周礼》济《公羊》之穷,援引《周礼》中的人伦与政教观,致力于构建以此为基础的家国天下逐级扩展的伦理性世界秩序。宋育仁以此对以个体权利和功利为本的西方国际法所导致的公法不公的危机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批判。晚清春秋公法观是现代中国国际法书写中最具有文明主体意识的先行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重构天下文明图景有重要价值。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探析

春秋战国时代是统一下的大分裂时代,也是酝酿着统一基因的大分裂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形成了天下—国—家的三阶层结构;通过变法图强,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在重民思想的影响下,民众支持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由于分封制、宗法制等制度的变革,阶层的上下流动成为维护政权安全的历史选择;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领土安全在春秋战国时代具有新的形态,战败国以土地换和平成为新的诉求;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催生了弭兵运动,成为古代历史上追求共同安全的伟大尝试;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塑造了密不可分的安全共同体。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它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当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注入丰富的历史养分。

敦煌本《阃外春秋》编纂研究

唐人李荃所著《阃外春秋》部分保存在P.2668和P.2501两份敦煌写卷中,是仅有的成于唐朝的通代编年体战争史。通过梳理P.2668写卷前献书表,对《阃外春秋》编纂主旨,现存各卷内容取材,体例及叙事进行系统分析,从而深入讨论当时官方意志和学术风气对编纂的影响。

春秋时期与忠的道德内涵的定型——中国传统忠德溯源之三

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和夏、商、西周的发展,忠由一种道德意识发展为一种道德观念,并在春秋时期完成了道德化的进程,成为一种内涵丰富、践行主客体及对象明晰的道德规范,实现了传统忠德基本内涵的定型。春秋时期,忠德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为上者对社稷和人民的利国利民之忠,也包括涵盖公平正义内涵的公忠精神,更包括与人忠、为人谋忠的尽心竭力之忠。春秋时期的忠德内涵型范了传统忠德基本内涵,以后无论忠德如何变迁,其基本内涵没有突破春秋时期确定的忠德内涵的范畴。

独宗伊洛:李明复《春秋集义》编撰发微

李明复《春秋集义》撰成于嘉定十三年六月至十一月之间。其书征引十七家皆系本朝深具伊洛渊源的《春秋》学说,这种独宗伊洛一派的集解方式,在宋代《春秋》集解中可谓有一无二。宋代《春秋》集解中的伊洛特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轻至重的趋变过程。李明复《春秋集义》完成了对伊洛《春秋》学及其学统的梳理和总结。《春秋集义》的编撰与“嘉定更化”之后的政治、学术情势密切相关。李明复不仅以朱熹《伊洛渊源录》作为征引诸家的主要依据,而且在立此《春秋》学的“道学宗派”上,也受到了《伊洛渊源录》的深刻影响。其集解方式当受到朱熹《论孟集义》(又名《论孟精义》)的启发,同时也与当时蜀地学术传统有关。

程颐《春秋传》及其《春秋》诠释学

程颐乃《春秋》宋学之推助者,视《春秋》为“圣人之用”,以为学者只观《春秋》亦可尽道。其曾揭示治经之要领,如“《传》为案,《经》为断”“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凸显了《左传》解经之功能。晚年著《春秋传》,阐发正人伦、谨名分、尊周王、攘夷狄诸大义;且持天理、人道取代微辞隐义,进行创造性诠释。对于《春秋》或书或不书、或称或不称之笔削,与夺进退、褒贬劝惩之指义,抑纵、微显相反相成之笔法,事同则辞同、事同而辞异诸书法义例,观百物、聚众材与张本继末、系统宏观之比事属辞解经方法,程颐《春秋》学多有具体而微之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