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立嗣问题辨析

晋武帝明知惠帝“不慧”,还要立他为嗣。这是因为一旦废长立幼,武帝当年和司马攸争夺储位并最终获胜就缺乏正当性,而且也失去强迫司马攸离京之藩的理论依据。为了弥补太子智力上的不足,所以择选太子妃就成了泰始年间的一件大事。围绕选太子妃西晋朝廷展开了激烈的党争。晋惠帝所行之事,以及语言、思维都十分正常,并无异于常人的智障行为,更不是一个智力有严重缺陷的白痴。但让他当一国之君,治理庞大的帝国就完全不合格了。晋武帝之所以不废太子,还因为他对皇孙司马遹寄予厚望,认为他能成为一代明君。

简论晋武帝时期统治阶层内部争议

在西晋,门阀士族作为一个政治活跃要素,其内部新旧势力在西晋每个发展阶段是不断变化的,使晋武帝统治阶层内部斗争具有阶段性特点。根据这一特点,围绕贾充出镇、伐吴和齐王就国等政治核心问题,分析了晋武帝是在不同阶段下,采取了平衡新旧势力、防治和反治新兴士族和培育重用外戚的不同举措来应对朝野纷争,从而揭示出晋武帝时期统治阶层内部斗争背后是王权与士族之间不断较量。

晋武帝立嗣问题考辨

晋武帝于泰始三年(267年)立司马衷为太子时并不清楚他的智力状况,他确知司马衷智力低下的时间是在泰始八年(272年)纳贾充之女为太子妃后.这场婚姻的目的在于加强与贾充及其同党的联系,以求达到与齐王攸的政治平衡,因此晋武帝很难下决心废黜司马衷而另立太子.

晋武帝立嗣及其斗争考论——以齐王攸夺嫡为中心

西晋之治乱存亡 ,与武帝立嗣及由此引发的统治集团的斗争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 ,齐王攸夺嫡问题尤为关键。武帝当政前 ,其继嗣位曾受到其弟攸的威胁 ,故其称帝后即以子衷为太子 ,以断绝攸进位之望。然衷弱智 ,无法理政 ,朝臣屡议废之 ,并提议以齐王为嗣。这触怒了武帝 ,在杨皇后及贾充党与的操纵下 ,武帝不仅确定以惠帝为嗣 ,而且逼迫齐王攸就国 ,致使其愤恨而死 ,同时对拥戴齐王的“清议派”士大夫进行严厉打击 ,激化了统治集团内的斗争 。

从《晋辟雍碑》看晋武帝立嗣

晋武帝立嗣是事关西晋政权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晋辟雍碑》为探究该问题提供了新材料。将碑文与史籍相互比证,可知皇太子司马衷莅临辟雍观礼虽不合古制,但此举却是晋武帝提升太子在士林声誉的重要措施。陪同太子辟雍观礼的贾充、司马攸、杨珧分别代表着功臣、宗室、外戚三派政治力量,是咸宁二年后晋武帝对西晋政局改组后的集体亮相。晋武帝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确保太子司马衷顺利继位而展开的。

晋武帝与民族关系

西晋王朝的骤兴骤衰与晋武帝的民族关系思想密切相关。晋武帝在处理民族关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由“抚旧怀新”、“北威戎狄”及“因俗而治”所构成的比较完整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晋武帝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又受“大一统”思想的影响,还在吸收前代经验教训基础上不断完善。晋武帝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以“抚”为主线,二是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有机统一,三是理想目标与个人心理的极度矛盾。晋武帝的民族关系思想既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又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平吴战争看晋武帝对异姓权臣的防范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力排众议,积极筹划平定孙吴实现统一,但在整个平吴战争中,从战争的筹划到平吴将帅的任命和指挥,晋武帝处处注意对异姓功臣的防范。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魏晋禅代、权臣篡权的历史教训让晋武帝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所以防范异姓权臣就成为晋武帝施政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晋武帝果真为“情”所动了吗?

“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忠则《出师》,孝则《陈情》”等说法几乎是教读《陈情表》时绕不开的引言.一言以蔽之,《陈情表》是胜在李密的孝“情”上.果真如此吗？笔者不以为然.

论晋武帝的守成心态与西晋低靡士风

经过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父子的长期经营,西晋得以禅代建国,这种特殊的过程使得晋武帝作为开国之君却具有一种守成心态,从而造成了他在许多政策言行上的自相矛盾。新王朝没有形成一种奋发的新气象,而更多的是在士人心中造成了一种末世情绪,西晋王朝便是在这样一种低靡士风中拉开了自己的序幕。

从平吴功臣的处置看晋武帝对异姓权臣的防范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力排众议,积极筹划平定孙吴、实现统一,但平定孙吴后,在平吴功臣的处置上,晋武帝是非颠倒,对真正的平吴功臣杜预、张华、王濬不是论功行赏,相反,却使他们因功受累。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魏晋禅代、权臣篡权的历史教训给晋武帝以极大的心理压力,所以防范出现新的异姓权臣就成为晋武帝施政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晋武帝司马炎的煊赫功业与为政败笔

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年）为司马昭长子,于265年5月被封为晋王太子。同年8月,司马昭因中风猝死,司马炎继承司马昭相国、晋王之位。12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国号晋。晋武帝30岁即位,55岁病亡,在位25年。晋武帝在位期间正是其年富力强、大展宏图的黄金时期,

晋武帝与“太康之治”

“:太康之治”是晋武帝统一中国后出现的短暂盛世。它表现出了作为历史上封建盛世所具备的基本特征:君主勤政、善政;广开言路、不拘一格重用人才;以史为鉴,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充分调动统治集团中广大成员执政的积极性;奖惩分明等等。其出现和衰落与君主个人行为有密切的关系。

晋武帝治国渐不克终及其现代启示

晋武帝时最终完成了魏晋嬗变,且实现了晋的统一,然而在治国理政方面却存在较为明显的渐不克终之势,具体表现在治国理念和治国实践两个方面,尤以后者为主。晋武帝治国渐不克终既受历史、社会、家族诸客观因素的影响,又与其主观因素关系甚密。因晋武帝治国渐不克终,不仅直接促使晋初政局急速恶化,且影响到了晋室衰亡。探究晋武帝治国渐不克终,吸取历史教训,对于进一步推进当今廉政建设、强化行政管理及构建和谐社会,均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晋武帝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西晋的开国皇帝晋武帝,早年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其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尊崇礼法,但也包含了革新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武帝在建立西晋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以及面对错综复杂局面的平衡策略,都根源于其早期形成的政治思想。

晋武帝是被感动的吗？

"苏轼曾说:‘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古文观止》认为《陈情表》是"至性之言,自尔悲恻动人",还说:"晋武览表,嘉其诚款。"标题中又有一"情"字。这样看来,晋武帝是被《陈情表》感动了,才收回成命的。果真是这样吗?一、"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世说新语·贤媛》载:"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

“翦商之志”的落实:再论晋武帝的建政地理模板

魏晋嬗替,四镇→八都督区→十六州是基于不同层面对晋帝国"天下"的三次界划,彼此之间是一种平行、而非隶属的关系,这是晋武帝的第一块控制结构,此外,晋武帝又用"封国"与"五等爵"之制布置了第二块、第三块控制结构。三块控制结构合为一事,即树立"藩屏"体系。"八王之乱"就是在武帝"经制"下受到遏抑的第一群人与武帝暮年改动"经制"时受到边缘化的第二群人之间,基于武帝遗留的"藩屏"体系(尤其是"四镇→八都督区→十六州"的多元复合控制)乃至政治文化论说,因缘附会,燃起的政治斗争风暴。而武帝临终前排挤异姓功臣这个事项反过来汇流于前述两群人的动乱中,加速了晋帝国的沦落。从汉唐史宏观角度看,晋武帝遗留的帝国政治地理模板影响巨大,值得重视。

禅代政治中的权力集团——晋武帝时代君臣集团研究

晋武帝时代君臣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在巩固其权力集团的同时解决禅代政治中的过程性危机。晋武帝虽然通过种种措施构建了较为理想的权力框架,但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又是以权力制衡"粘性法则"为前提的。建立在儒家礼仪观念之上的"伦理中心主义"的政治文化结构与以"行政安全"考虑权力构建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这正是晋制国法种种"失范"及此后政局困顿的根源。

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晋武帝于泰始四年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推行了诸如务本俭用、约法省刑、因循任下等一系列具有清静无为特点的政治举措。这是晋武帝有意模仿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为缓和前朝所遗留的政俗诸弊而采取的手段。这些举措确实起到充实西晋国力的作用,也为伐吴之役及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对这些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司马氏标榜儒学名教之治的表面下,黄老思想实际上推动着晋初政治的进程,并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晋武帝时期的政治生态与皇室赋诗活动

晋武帝时期的皇室赋诗活动与政治生态关系密切。一方面受政治生态影响,赋诗活动的动机或主题侧重点不同;另一方面,一些赋诗活动所生成的应制诗对特定的政治生态有所反映,可以补充或完善相关史事。这一时期的赋诗活动,实践并丰富了"诗可以观""诗可以群"的文学观念。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将晋武帝于平吴后举行的宴会赋诗活动系于太康二年而非太康元年,更加契合当时的政治生态。

晋武帝执政之失与西晋猝亡之间的关系探析

晋武帝司马炎（236-290）于公元265年代魏自立，并借孙吴政权相对衰弱之机顺利统一全国，一举结束了我国自东汉未年以来近百年的分裂格局。经过晋武帝执政初期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家已经具备了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当时的西晋帝国四海一统，内外平稳，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司马氏执政得到了各士族集团的普遍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