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普及性史书的东传朝鲜——以《少微通鉴节要》与《十八史略》为中心

宋元明时期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出版业的发达,产生了诸多普及性史书,江贽《少微通鉴节要》和曾先之《十八史略》即其典型代表。两书约在丽末鲜初传入朝鲜半岛,明人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义例改订的版本迅速风靡朝鲜社会,成为朝鲜各阶层了解和学习中国历史的重要渠道。曾、江二史在朝鲜王朝前期备受推崇,出现了诸多续补之书,但到朝鲜王朝后期,士人特别是实学学者受清代学术影响,针对两书展开了系统批评,不仅抨击其义例与内容不符之类形式方面的问题,也对书中所载史实的可靠性进行质疑。即便如此,两书在童蒙教育中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清代普及性史书提要订误六则

《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的副产品,自成书以来,一直被文史学者所推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然而,其中却存在很多的谬误,有的是史书成书年代错误,有的是作者籍贯错误,有的是作者时代错误,还有的是论述错误,这些错误均是由于四库馆臣未经细审,看到只言片言即匆忙下结论所致。

清代韵语类史籍《四言史征》考论

韵语类史籍读起来朗朗上口,适合于历史知识的普及与传播。康熙年间由葛震编纂的《诗史》即是成功的一例,此书后经曹荃注释,改名曰《四言史征》,两者不仅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也不尽相同。此书在社会上流传极广,也得到名人大家的鼎力支持,是一部重要的普及性史书。

论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

将历史知识向整个社会普及,在当前尤其必要。普及历史知识的宗旨,在于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使读者的认识范围在时间上延展、在空间上扩大,促进人们心怀的宽阔、眼界的恢宏、意念的彻悟、智慧的升华。历史知识的普及中,需要恪守记史求真的规范,并将之作为首要的根本原则。还必须全面叙史,避免偏失,即将不同侧面的史实不加隐瞒地予以叙述,不能剥夺群众对完整历史的知情权。普及性的史书应当汲取学术上的新发现、新成果与新观点,将历史知识的传播立足于学术进展的前沿位置,同时兼顾不同的学术观点,不能单以流行的说法为据。贯彻这些原则,需要史学界承担此责,继承前人的成果,着手组织新一代普及性史书的撰写。

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及其在清朝的境遇

明朝正德年间,由大学士李东阳裁定的官修史《历代通鉴纂要》编纂成书。这是一部质量很高的普及性史书,表达了李东阳的历史观和政治态度,体现了针砭时弊、谴责宦官干政和以史事讽谏皇帝的撰著宗旨。此书在清代深受清高宗喜爱,然而《四库全书》却不收录,也未列入《四库全书总目》,如同不存在此书。原因是清廷捧为至尊地位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大部分抄录《历代通鉴纂要》。馆臣对这种隐没李东阳之书的行为尽力掩饰,显现了清廷在史学上维护统治者私利至上的实质。

朝鲜王朝的中国通史撰述及其特点

朝鲜王朝中后期官私史学日益发达,朝鲜社会涌现出许多本土自撰的中国通史著述,包括独立的中国通史著述和一部分中韩历史合编书。这些著述有较为明确的教育功能,以儿童训蒙、科举用书类普及性读物居多。其编纂形式多样,有编年体、纲目体、人物传记,以及中国历史年表、图表等;在史料上主要取资于历代正史和东传朝鲜的宋元明普及性史书,特别是后者成为朝鲜中国通史著述的重要史料来源;在著史理念上强调《春秋》华夷观和褒贬精神。这些著述在朝鲜社会的利用和传播,促进了时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推动了官方性理学正统观与道德观向社会各阶层的渗透。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韩国本土民族意识的强化及民族主义史学的形成,这类著述被其本国史所取代而逐渐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