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惠性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基于理论-实践-政策三位一体视角

普惠性托育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尚难以满足家庭送托需求,应考虑将其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理论上,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有助于国家分担生育成本和实现妇女全面解放,也是现代社会一项重要的儿童福利。从发达国家公共托育服务发展历程看,明确政府责任、确保公共投入的做法使其产生了较高收益。当前,将普惠性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应遵循“试点先行,逐步纳入”的思路,以制度建设、经费投入和质量保障三方面为主要抓手。

供给侧改革推动江苏省普惠性托育服务供需适配的策略

供给侧改革有助于推动江苏省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可达性,增强江苏省普惠性托育服务的资源配置效率,并优化江苏省普惠性托育服务的政策环境。因此,要制定政策支持江苏省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多样化发展,引导资本投入扩大江苏省普惠性托育服务的供给规模,实施质量监管提升江苏省普惠性托育服务标准,建立信息平台优化江苏省普惠性托育服务供需匹配,同时推广成功模式创新江苏省普惠性托育服务形式,从而切实以供给侧改革推动江苏省普惠性托育服务供需适配。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普惠性托育服务:战略定位、现实挑战和路径选择

政府主导提供农村普惠性托育服务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民生工程。文章认为,提供农村普惠性托育服务面临家庭旺盛的潜在托育需求和有限的托育认识水平的冲突、普惠性托育服务兜底的性质与农村家庭日益多元化托育需求的张力、农村普惠性托育服务数量增加与质量保障的双重要求等挑战,应以不断完善适应、目标、整合、维持四个功能条件为基础,构建政府兜底、家庭为主、多方参与、公益导向的供给路径。

我国普惠性托育服务政策执行的阻滞与突破──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我国普惠性托育服务政策的执行受到政策文本质量及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理论视角,从政策文本、执行主体、目标群体及执行环境四方面审视我国普惠性托育服务政策执行的过程,发现政策的执行存在偏差,具体表现为政策文本的工具模糊与地位架空消解执行的力度、执行机构的联动不畅与主体受限导致执行的偏度、目标群体的托育服务供需矛盾拖延执行的进度、执行环境的恶性竞争和资金紧缺制约执行的效度。要破解政策执行偏差,应将细化顶层设计、强化管理机制、弱化供需矛盾和优化环境系统等作为突破路径,以期为我国普惠性托育服务政策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育儿家庭对普惠性托育服务模式的偏好与支付意愿

推动普惠性托育服务落地,破局入托难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然而作为在政府扶持下自负盈亏的经营性行为,如何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是地方政府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育儿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规模、支付意愿和模式期望等情况是社会力量是否参与托育服务的重要决策依据。为解构家庭托育服务需求的多元性,利用2020年“厦门市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数据估计了家庭对各类托育服务模式的选择率与支付意愿。采用选择实验法的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厦门市育儿家庭对于将子女送托的态度并不积极,现有服务模式与家庭期望差距较大,可接受当前商业托育服务和非正规小托班的家庭仅占3.42%,而愿意接受潜在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家庭比例则高达29.4%。在社区内、公办和提供早教是育儿家庭相对比较青睐的服务属性。而在各服务属性之间,社区化服务是育儿家庭最为看重的服务属性,其次是主办方性质。不接受小托班的主要是不信任个人主办,只要由正规机构开办,育儿家庭对分散化家庭托育点的接受度可达15.17%。家庭对于社区化普惠性服务的支付意愿明显高于各类商业性服务,商业性服务宣扬的豪华环境和早教课程体系并不是家庭所看重的要素,家庭对社区内基本照料服务的支付意愿更高。换言之,如果现有商业托育服务转入社区,不仅省去了高昂的租金和营销成本,还可获得更高的家庭选择率和支付意愿。总之,开展社区化的普惠性托育服务是缓解机构生存压力和提升家庭送托率的双赢策略。

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国际比较及中国路径实现选择

托育服务是家庭内部照料无法发挥作用时,向0~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的具有育儿功能的公共服务机制。托育服务的普惠性旨在让每一个婴幼儿家庭“幼有所育”,不仅强调每个婴幼儿共享福利,机会均等,还强调服务价格可承受、服务质量有保障。在三孩生育政策提出的背景下,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不仅是完善生育配套政策的有效手段,更是新时代重大民生工程。文章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将托育服务的主体划分为政府、市场、社区和家庭。并从托育服务的四大主体出发,分析我国托育服务存在的困境:政府对托育服务扶持力度较弱;市场追求利润与服务注重普惠存在冲突;社区主体性缺失参与不明显;家庭照料有限且供需不匹配。纵观世界其他国家托育服务的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的重要性已成为普遍共识,福利国家的婴幼儿托育服务起步较早,且多数国家都建立了覆盖婴幼儿照护各个阶段的政策支持系统,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英国、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瑞典和东亚福利体系的日本的托育服务在政策保障、财政支持、管理监督、服务类型和人才供给等不同方面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先进经验,有效保障了婴幼儿权益,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平衡发展。借鉴国际托育服务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构建不同主体相互合作的托育服务体系:发挥国家主导作用,优化托育服务政策环境;确定市场重要作用,增强托育服务供给能力;提高社区调节作用,确保托育服务普遍获得,重视家庭基础作用,积极转变育儿方式。为我国制度规范化、内容层次化、对象普惠化、供给多元化的托育服务体系提供路径选择。

普惠性托育服务政策执行现实问题、原因分析及优化建议

建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是党的十九大保障幼儿权益的重大民生举措,党的二十大更是把实现幼有善育提到了重要的日程。当前,普惠性托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偏离政策初衷的倾向,将建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窄化为发展普惠性托育机构、忽视了为家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是其重点,将发展普惠性托育体系建设片面理解为追求普惠性托育学位数量、忽视入托机会平等和托育服务质量,将发展普惠性托育体系的对象窄化为2-3岁幼儿、忽视2岁以下幼儿群体。究其原因,政策文本缺乏明确性,给政策执行者较大的文本解读空间,而不同利益联盟之间的高冲突性博弈以及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无疑增加了政策执行背离公共利益的可能。为此,应坚定普惠性托育服务政策的儿童与家庭立场,明确其核心属性,认准包括婴幼儿在内的服务对象,提供多样化家庭支持服务,以及明确管理职责,强化对普惠性托育服务的监督和管理。

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的意义、困境和对策

普惠性托育服务是“幼有所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生育率、保障婴幼儿健康成长、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措施。文章从现阶段普惠性托育服务面临的困境入手,分析制约、影响托育机构发展的因素,提出强化顶层设计、强化政策创制、强化监管机制等建议,以期解决价格高、质量低、人才少、监管缺等一系列问题,加速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地方政府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政策的现状与优化——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

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需要地方政府主动作为。基于政策工具视角,文章构建“政策工具—服务供给要素”二维分析框架,对222份地方性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政策工具以命令型和劝告型为主,工具类型偏好存在地域差异和政府层级差异;政策聚焦市场准入,服务供给要素占比的地域差异和政府层级差异不明显;政策工具组合使用、灵活调整,但部分政策工具的组合不够合理。对此,建议加强激励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重视以政策手段维持普惠性托育机构正常运行,针对服务供给要素的特点和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工具组合。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普惠性托育服务发展的桎梏与纾解

2024年3月11日,发改委等三部门修订印发《“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到“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发展不仅事关千家万户,也直接关系到社会以及国家的长期利益。 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将普惠性托育服务发展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政府、托育机构、托育服务从业人员、社区和家长,并从主要利益相关者出发,分析我国普惠性托育服务发展中的桎梏,并提出普惠性托育服务发展的纾解之道:政府因地制宜,推动落地;托育机构多方协同,以评提质;托育服务从业人员职后学习,以德立身;社区积极建设,模式推广;家长革新理念,家托共育。

日本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多维行动路径

为应对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日本自2015年开始实施保育支援新制度,加快普惠性托育服务发展。以保障托育服务"可获得""可负担"和"有质量"为目标牵引,日本政府通过对"二战"后形成的保育支援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实施托育服务无偿化政策以及构建严格的托育服务质量监管体系,努力实现普惠性托育服务覆盖全部育儿家庭。纵观5年来日本普惠性托育服务发展成果,在有效降低育儿家庭经济负担的基础上,其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和育儿家庭托育服务利用率均得到显著提高。

流动学前儿童教育照顾服务的社会支持现状及对策

完善学前儿童教育照顾服务,实现幼有所育是新时代的重要议题。作为最年幼的流动人口,流动学前儿童属于脆弱群体。由于教育照顾服务等社会支持不足,流动学前儿童的生存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通过对托育机构、幼儿园、社区、社会组织等为流动学前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教育照顾服务的情况进行调查,厘清教育照顾服务的社会支持状况发现,目前还存在针对托育机构、幼儿园等公益性和普惠性教育照顾机构供应不足与质量参差不齐、社区支持力度单薄、社会组织关注度不够等问题,需要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学前教育等机构教育照顾服务,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联动作用,提高流动学前儿童教育照顾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