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与“直”的悖立整合——西汉儒者公孙弘人格形态的新诠释

公孙弘是西汉第一位拜相封侯的儒者。但史家认为 ,他曲学阿世、从谀人君、阳善阴恶的人格无所取。实际上 ,公孙弘的人格是“曲”与“直”的悖立整合。他有从谀承意的一下面 ,亦有正言直谏的一面 ;有曲学阿世的一面 ,亦有坚持儒家之道的一面。这悖立的两面整合在一起 ,使“曲”与“直”皆具有一定的限度而保持回旋的空间 ,不“曲”到极处而弯 ,亦不“直”到极处而断。由此 ,公孙弘既受到武帝的重用而拜相封侯 ,又受到儒林学士的敬重、追慕。公孙弘第二次对策在元光元年 ,他著《功令》

陈训正文学刍议

在1911年底从政意愿彻底破灭后,陈训正不得不重操旧业奔波于沪甬两地,其文学创作重心也发生了由诗而文的转移;时至20世纪20年代,陈氏不但成长为上海滩的知名文人,还因曾替蒋介石捉刀代笔而得以入职于国民政府。然而此后,陈氏既曲学阿世,又日益故步自封,从而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其诗文创作才能。

惠泽久远 思之不匮

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于世纪之初喟然长叹：当下所有艺术,都依赖于史无前例的技术革命,没有层出不穷的技术,就没有文化的巨变。当电影被技术和资本裹挟,美学与娱乐的界限逐渐模糊,感官模式或已成电影制作的泛滥情态,艺术电影则默默固守着真我。无人问津的《百鸟朝凤》终于成功了,不合时宜的乡愁,双膝之下的伦理,

经义通经所以致用试综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大义以明致用之效

出处判而学术疏。仕学分而吏治坏。纵观三代下。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为政者。惟事刀筆筐箧。面无真经济。读书者惟务记诵词章。而无真学问。曲学阿世。苟且投时。以致士习日漓。治道愈下。而乌知大学之教。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次第节目之详。皆本其躬行心得者。见之于实用者也。语曰。通经所以致用。古之人禹贡行水。春秋折狱。诗当谏书。有明徵矣。且所谓经者。其文则易书诗礼春秋。其义则仁义礼智信。其事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其用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合五经近三十万言。

严嵩传序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两千多年前的谚语,被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了它确是真理。读者案头张显清同志所著《严嵩传》,便是例证之一。历史上的严嵩虽然只有一个,但具有'严嵩品格'(作者的命词)的、大大小小的严嵩,却多的赛如牛毛。这类人物形成了一个历史政治现象,在历史上也起过作用,虽然是消极的。这一历史现象和这类人物的作用要求历史研究者予以解释。解释这类人物为什么能在历史上出现并且曾招人憎恨地活跃过两千年,他们起过什么作用。这大概就是显清同志撰写《严嵩传》的用意。

经学少一画三曲

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一书,在民间流传甚广。士大夫中也有不少喜爱研读的,并称之为'红学'。然而在嘉庆,咸丰两朝,研治经学是一种时尚。当时,有一华亭人朱子美对此不以为然,常讪笑治经之人,谓之'穿凿附会、曲学阿世也。'他嗜好读书,大约读过九百余种,对《红楼梦》尤其偏受,每每与朋友闲谈,总要提到《红楼梦》。一日,他的一个朋友来访,对他说:'你为什么不研究经学?'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读《陈寅恪与傅斯年》

所谓"千夫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在那个动荡之秋就做了谔谔之士的一个典范。如果说,他与陈寅恪有所相通的话,或者就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血脉"这个层面上,他们以一生的言行实践了这个伟大的理想。

陈寅恪墓碑上的格言

公元817年初夏时节,被贬为江州司马的唐朝大诗人自居易登上庐山,写下了著名诗篇《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不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而今,白居易咏桃花的地方已成了庐山著名的景点——白司马花径。

伧僧旧义,不负如来——陈寅恪诗文中的“支愍度典故”考辩(下)

翁同文言:"盖若谓寅恪师毕生研究,著书立说,无非阐发新意,则须知世上尽多违反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种种新义……","寅恪师对于支愍度渡江故事意兴向来不浅,对于伧道人寄语,切莫妄立新义以负如来云云,尤其再三致意发挥。后而领会寅恪师当年南渡第一课讲授这一课题,也有忠于学术良心,不妄立新义而藉以曲学阿世或哗众取宠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