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曹操、曹丕经略河西考论

东汉末年凉州爆发叛乱,中央难以平定。又逢董卓之乱颠覆东汉皇权,河西自此陷入纷乱局面。曹操控制献帝号令诸侯后,初以关东战事为重心,未遑西顾。仅对关陇河西采取拉拢羁縻之策,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其实仍在诸地方势力之手。待曹操平定关东,降服关陇诸将,方着手经略河西。对待河西问题,曹操采取徐徐图之的蚕食策略,驻军金城、武威,坐观诸将争斗而缓收其利。曹丕掌权后,改变策略,分置凉州而遣刺史、太守意图将河西诸郡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于是黄华、张进、麴演等作乱于河西酒泉、张掖、西平三郡,抗拒曹丕势力西进,曹丕使汉军西进戡乱。而敦煌郡倒向曹丕,出兵东迎太守,与曹丕东军夹击酒泉、张掖叛军,河西最终纳入曹丕掌控的东汉中央政府治下。

曹丕诗赋引《诗》用《诗》及其《诗》学意义

曹丕现存诗51首,赋29篇,这些作品引《诗》用《诗》频率高达103次。其中《风》55次,《大雅》11次,《小雅》34次,《颂》3次,体现了他对《诗经》尤其是《风》《雅》的熟悉和重视。这样的引《诗》用《诗》偏好,与曹丕独特而复杂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表现了曹丕强烈的人君思贤之忧,彰显了曹丕个体独特而浓郁的身心孤独和矛盾体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和曹丕心怀苍生的崇高理想,表明他对《诗经》抒情言志功能的接受和肯定。其中所蕴含的抒情性目的和政治性目的,正是窥探曹丕诗赋情感表达的重要窗口。在传统经学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曹丕以人君这一特殊身份提供文学外部条件,并在诗赋中广泛而频繁地引《诗》用《诗》,不仅是对《诗经》言志传统、抒情功能的继承和发展,还在引《诗》篇目、频率、题材、形式及目的等方面呈现出与汉代不同的风貌,进一步扩大了引用范围。这些实践对汉魏之际文人继承《诗经》传统、扩大引《诗》用《诗》范围、助推《诗经》的传播有着积极的先导性意义。

论曹丕诗歌中的“感发”与“理性”

曹丕是建安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之一,钟嵘在《诗品》里评价曹丕的诗歌“率皆鄙直如偶语”,奠定了学界对曹丕诗歌特色评价的基调。但是仔细阅读曹丕的诗歌,可以发现曹丕的诗歌语言虽然质朴,却又深婉清丽,感于幽微而发之深情,以一种节制的情感和理性的情思感染人心,故曹丕的诗歌同时蕴含“感发”与“理性”的双重特点,使读者在阅读之后能够感受到韵味悠长,回味无穷。

曹丕、曹植作品的生命意识研究

东汉末年动乱纷纷,人生苦短与个人的生命悲剧一直是建安文学的两大主题。曹丕、曹植兄弟作为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其作品自然流露个人的生命意识。本文将以时间为分界,将曹丕的文学创作分为“建安”“黄初”两个时期,曹植的文学创作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时期,分别探讨曹丕与曹植二人在其作品中,因人生观的不同和个人身份转变而造成的对生命不同的认识与理解。

曹丕与曹植诗歌比较研究

曹丕与曹植处于相同的历史时期,又同为建安文坛的代表人物,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诗歌风格又有很多差异。本文试从题材和体裁上对曹丕和曹植的诗歌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二者诗歌的整体风貌有更深入的了解。

“圣意恳恻”:曹丕代汉前后的诏令文探微

“圣意恳恻”本是臣子对于曹丕辞让令的评论,意在突出曹丕推辞受禅的诚恳谦让。在汉魏禅代前后,曹丕的诏令文分别从施行德政、顺应天命和礼遇汉室三个方面表现出“圣意恳恻”的文体特征。而这一文体特征正是曹丕代汉之际的政治运作在公文上的体现,从而凸显出曹丕诏令文在汉魏禅代之际的重要作用。

曹丕散文略论

曹丕是魏晋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为我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诗、赋作品外,他在散文方面的创作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典论·论文》基本包括了曹丕的文学批评主张,是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开山之作,其书信体散文一改两汉时期只讲应用不讲审美的风格,文学价值极高。本文分别分析曹丕的《典论·论文》及书信体散文,并通过对其作品的了解,探索曹丕的精神世界。

试论曹丕诗文及思维中的“抽离感”——有关魏文帝的文史形象差异及心理探索

历史上曹丕的评价不高,文坛上却享有盛名,这种二分式的文史形象不统一,在他身上有鲜明彰显,是“非主流”的罕见案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曹丕本身的性格心理有关。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曹丕的文风带有强烈的“抽离感”,一如他的人格也具备“不活在此处”的思维状态。他有“高N型”特征,思维带有怪异性,符合天才的人格特点,不易被理解,因而产生了后世对他有文史二分化的解读。

曹丕诗“鄙直如偶语”析论

钟嵘《诗品》评曹丕诗“鄙直如偶语”,这主要是针对曹丕的抒情类乐府,也就是“新歌”所做的评价。曹丕诗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特点,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曹丕的时代,乐府诗歌的不同句式发展并不平衡,四言句、五言句已经基本固定,但是六言、七言、杂言还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必须大量吸取民歌、口语的特点,以促进体式的不断完善,并借鉴民歌一问一答、一唱一和的方式结构全篇,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曹丕诗歌“鄙直如偶语”的特点。第二,曹丕乐府新声所写的大量抒情题材尚未成熟,因此这些作品在后世看来,自然因为其“尝试性”而被认为“鄙直如偶语”。

试论曹丕为部分《古诗十九首》作者之可能性

曹丕是帝王身份的文学家,作品多有流失。《古诗十九首》至今未定时间和作者,然其中有与昔日建安文人在西园聚会相似的描述,且与曹丕的思维结构和价值观多有相通之处。通过将部分“古诗”与曹丕作品进行对比发现,其中有属于他的风格烙印。以往学者猜测《古诗十九首》为曹植、王粲等建安诗人所作,而今“建安说”和“感甄说”混淆,根据曹植是部分“古诗”作者的情况推论不存在的“植甄隐情”。通过逻辑分析,可撇清“建安说”和“感甄说”的关系,论证“建安说”的合理之处。结合“古诗”相关“数据”,从词汇和语境上综合分析,其中几首或为曹丕所作。

曹丕《典论·论文》创作时间与目的再论:隐性互文视域的他文本观照

曹丕《典论·论文》前后文本在主题、情感上发生了突转。《论文》与曹丕《与王朗书》《又与吴质书》《自叙》及曹植《与杨德祖书》等他文本存在或矛盾、对立,或补充、印证的隐性互文关系,据此可推测《论文》前文作于建安二十一年太子之争时期,后文则为建安二十二年冬大疫之时或稍后补入。因写作时间、身份、处境不同,《论文》前后文的写作目的亦不同。《论文》前文实是对曹植党羽的驳斥,亦隐约表达了曹丕“通才”的自我期许。《论文》后文则体现了大疫刺激与身份、地位转变下曹丕对生命、事功的思考及对子书著述与“论”体写作的重视。当《论文》编入《典论》进入后世接受视野时,它成为具有普遍文学理论意义的完整文本。

曹丕“手笔”诏令文之辨析

曹丕在曹操去世后嗣位魏王,后又代汉称帝,特殊的政治身份使他留下了大量的诏令文。《三国志文帝纪》中记载的“手笔”二字表明曹丕曾亲自创制诏令并形成了率性通达的文体特征。曹丕“手笔”诏令既有利于其在执政期间独揽大权,又展现了他的文学爱好与创作才华。

论曹丕诏令文中的“永为后式”现象

曹丕在汉魏禅代前后颁布一系列诏令,并下令将之“永为后式”,体现诏令作为王言的权威性和重要地位。从限制宦官、外戚到宗室诸王的政治权力,曹丕下诏改革汉代旧制,确立曹魏一朝新的政治权力格局。此外,《终制》等诏令中的薄葬观念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俗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受曹魏国祚短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曹丕的诏令逐渐失去存在的合法性,但“永为后式”对于诏令制度性和法令性的强调却是对汉代以来政治制度和社会风俗的突破。

论曹丕对文学发展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期,政治处于分裂局面,但这一时期促进了文化大发展,使得社会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思想的开放涌现了一批个性鲜明的文人,文学地位随之提高,为后世文学奠定基础。曹丕作为建安文坛领袖之一和魏国的开国皇帝,具有非凡的文学才能,同时又对文学进行大胆创新,使魏晋南北朝文学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风貌,对后世的文学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因此探讨曹丕所做的贡献对整个文学发展的脉络理解至关重要。

浅论曹丕《出妇赋》中的弃妇形象

曹丕的《出妇赋》中塑造了一位“怨而不怒”的弃妇形象,追溯其源,则可至《诗经》、汉诗中的弃妇主题,曹丕则对其进行了批判式地继承与发展。同时期的王粲和曹植亦据同一事件作了同题赋,将三者对比,可以发现曹丕笔下弃妇的独特之处,即重情与忠贞。

试论刘勰对曹丕“文气”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曹丕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将 “气”这一哲学范畴引入创作领域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建构,从而以创作主体为中心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说”。后至南朝刘勰,从辨析作者之先天本性与后天经验两者关系,以及将作者之“气”引向作品之“气”,两个角度继承和发展了曹丕的理论,丰富了“文气”的内涵并形成了体系,在“文气”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曹丕诗文中的现代性体现

曹丕作为建安时期的政治统治者与文学家,是建安文坛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诗文创作不仅具有时代特点,也极具个人特色。曹丕在创作中长于捕捉瞬间情绪,在瞬间中思考永恒。他对孤独主题和自觉意识的探究使其诗文具有新质。曹丕作品中的生命意识也反映出其超越时代的生死观,他的文章不朽观实际上是对人生价值不朽的追求。这些特点使曹丕的诗文颇具现代性,容易唤起当代读者的共鸣与深度思考。

论清商乐始于曹魏建安时期——以曹丕《燕歌行》为中心

清商乐发端于曹魏建安时期,而非一向所说的北魏时代。曹魏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已是清商乐,而不再是两汉的相和歌辞。从音乐史的角度来说,《燕歌行》可能与较早的燕乐有关;从乐府歌诗的角度来说,《燕歌行》本与燕地无关,也本与战争行役无关。由于乐府诗的写作习惯是后人模仿写作,所以,才分别模仿了"群燕辞归"的"燕"和"从役于燕"的"燕"两种不同之"燕",高适的《燕歌行》,从后者逐渐发展而为"行役于燕"的燕地战争题材。

曹丕创编导引术五搥锻考证

采用文献资料法,从文献出处、编创者姓名、编创可能性、"五搥锻"涵义、流传情况等五个方面考证了魏文帝曹丕创编导引术"五搥锻"这一史实,并推测了"五搥锻"内容。

曹丕“文气论”在后世的发展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话虽不多,但内涵丰富,对后世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从文气作用论、阳刚阴柔论和风骨风力论三方面,讨论历代论者对曹丕“文气论”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