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白马篇》创作时间再思考

五言诗《白马篇》是表现曹植理想的代表性诗歌,这首诗通过描写骁勇善战、忠贞报国的游侠儿英雄形象,寄寓了诗人“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的强烈渴望。联系曹植的生平及创作经历,以曹丕称帝(220年)为界,明显分为前期、后期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前期作品主要抒发理想与抱负,后期作品主要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及被压抑的苦闷。因此,《白马篇》就被认为是曹植前期的作品,这是不够恰当的。曹植生活的后期,特别是曹叡统治时期,他的诗文并不仅仅表现苦闷与悲愤,同样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如《杂诗》及《求自试表》等。同时,《白马篇》所反映的匈奴、鲜卑叛乱的时间也大致在魏明帝太和四、五年(230-231年)。所以,《白马篇》应为曹植后期的作品。

论曹植诗歌中的崇高美

曹植作为建安时期最为杰出的作家,其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意蕴,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本文主要针对曹植诗歌中的崇高美进行论述。本文主要依据郎吉弩斯和康德关于崇高美的思想理论来对曹植诗歌中的思想情感、辞章技巧以及艺术形式三个方面进行诗歌中崇高美的发掘。在思想情感方面,通过对诗歌中所蕴含的豪迈激昂的感情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来深入探寻曹植作品思想情感上的崇高美;在辞章技巧方面,通过对诗歌中的辞采和篇章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来体会曹植诗歌辞章技巧中的崇高美;在艺术形式方面,通过对诗歌中壮阔宏大的意象和广阔高远的意境的具体分析,来体会曹植诗歌艺术形象中的崇高美。

论曹植的文献整理活动对其文学创作的三大影响

在中华文化史上,曹植的文献整理活动与文学创作实践,在继承前代士人的基础上,在士人文献整理活动与文学创作的关联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典型体现,就是曹植的文献整理活动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大方面:一是促使了其作品“词彩华茂”语言风格的形成;二是使其作品“骨气奇高”“情兼雅怨”的情感特征更加突显;三是使其创作了大量的赞体文,并使这一文体范式得到了确立,彰显出文献整理与文学创作的双重特征。这在密切了士人文献整理活动与文学创作关系的同时,对我们认识和理解曹植的文学创作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

曹植《远游篇》创作年代新探

《远游篇》是汉魏著名诗人曹植的五言诗,创作年代不详,且至今未有定论。对《远游篇》具体创作年代,或简而概之认为是曹植人生后期作品,但对诗人在黄初与太和年间的差异状态不予区分,更多的则是避而不谈。联系作者生平,细究作者心理,通过文本互证可知,《远游篇》创作年代可确定于黄初中后期。

论曹植诗歌的悲情意蕴

曹植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的诗歌中呈现着丰富的悲情意蕴。其诗有家国之悲,多描写百姓的悲惨遭遇,并且对奸佞小人和不思进取、荒淫无道的统治阶层发出悲歌。其诗有身世之悲,着眼于自身遭际,在诗歌中抒发生命无常的无奈、君臣相离的痛苦、有志不能伸的悲愤和四处漂泊的伤痛。其诗有离别之悲,曹植真诚的天性使他在诗歌中抒发与亲友、故乡离别的悲伤。曹诗以其丰富的悲情内容,影响着魏晋以后的历代诗人。

乐中写悲——曹植《登台赋》中的悲情描写

曹植《登台赋》中“悲鸣”一词的出现是对汉代盛行的“以悲为美”悲美意识的继承与自觉实践。此处的“悲鸣”并非真悲,而是乐事乐情书写中为表现主题的一种自然技巧的运用,这种不含情绪转变的悲情描写属于悲美意识发展到第三阶段的更自觉的应用。本赋中悲美意识的呈现使作品主题更加突出,进而使情感得到进一步彰显。

论曹植诗文中的“美人”意象

在魏晋诗人曹植流传下来的《曹子建集》中,有不少篇幅描写了“美人”意象。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对其意象展开论述:首先把曹植诗文中的“美人”意象分为三类,不同的类别传达出的思想感情也不尽相同,或是对美人的欣赏爱慕之情,或是对自我人生遭际的怅惘,或是对人生美好理想的追寻;其次,分析曹植在描写“美人”意象诗文中运用的铺叙、象征等艺术手法;最后从儒家诗教的影响及个人性情抒发等角度探讨曹植运用“美人”意象的缘由。

曹丕、曹植作品的生命意识研究

东汉末年动乱纷纷,人生苦短与个人的生命悲剧一直是建安文学的两大主题。曹丕、曹植兄弟作为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其作品自然流露个人的生命意识。本文将以时间为分界,将曹丕的文学创作分为“建安”“黄初”两个时期,曹植的文学创作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时期,分别探讨曹丕与曹植二人在其作品中,因人生观的不同和个人身份转变而造成的对生命不同的认识与理解。

曹丕与曹植诗歌比较研究

曹丕与曹植处于相同的历史时期,又同为建安文坛的代表人物,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诗歌风格又有很多差异。本文试从题材和体裁上对曹丕和曹植的诗歌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二者诗歌的整体风貌有更深入的了解。

曹植诗歌之“骨气”析

曹植的诗歌具有“骨气奇高”的特征 ,但对于这个特征的理解颇多歧义。笔者认为 ,在曹植一生追求理想并屡遭失败的过程中 ,他面对骨肉相残的现实所表现出的或顺从权势 ,或抗争灾难 ,或沉溺痛苦 ,或超脱尘外 ,以及任性而行和持性而作等矛盾对立是其诗歌“骨气奇高”特征的具体体现 。

《曹植庙碑》的艺术特点

本文通过浅述《曹植庙碑》的形制与内容、笔法与结构以及碑刻中同字、同时代不同碑刻的比较,遵循出土碑刻和史料结合的"双重证据法"的考证原则,结合所学专业知识及实践基础,在北朝与隋唐之间,寻觅楷书由率意、洒脱的魏碑书风向大唐"尚法"书风演变的轨迹。通过《曹植庙碑》的个案研究,初步了解该碑继承北朝遗意,书体杂楷、隶、篆三体的历史原因及审美价值。

曹植诵俳优小说发覆

史载曹植在邯郸淳面前"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根据相关文献和出土文物可知:此事发生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年轻的曹植为了在"博学有才章"的名士长者邯郸淳面前展示才华,进行了这些属于俳优技艺的表演。"胡舞五椎锻"是针对五椎的健身舞蹈,通过拍打、按摩、运动五椎,调理脏腑功能,从而健康体魄。"跳丸击剑"也称"跳丸剑",是用手或脚同时抛接玩弄多个丸铃和多把短剑的高难度杂技表演。"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则是诵类似敦煌佚书《韩朋赋》等的民间俗赋,江苏尹湾西汉晚期墓出土的《神乌傅(赋)》便是这种俗赋,曹植的《鹞雀赋》则是文人拟俗赋。了解了这一点,对于理解史志小说家小说与民间通俗小说的关系,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生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从用典看曹植对《诗经》的接受及其文艺思想

从用典看曹植对《诗经》的接受,表现在词语的引用、语句的化用与题目的引用上和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创新性上。这对其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即继承了《诗经》内容的感伤情调,发展了《诗经》以来的诗歌抒情传统,《诗经》从文人的立德立功之资已逐步变为立言之资。

曹植《白马篇》对魏晋南北朝游侠及游侠诗的导向作用

曹植《白马篇》历来被认为是诗人前期的作品,但这种说法没有提出有力证据。通过对曹植生活时期民族关系的考查,可认为赵幼文先生提出的创作于后期的看法是成立的。由于创作时间的特殊性,其主题也应理解为曹植悔过自新的诗化表现。这首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侠和游侠诗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

鲁迅与曹植

魏晋时代和中国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环境极其相似,社会的不稳定孕育了思想上的极度解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觉醒。鲁迅立足现实,在对魏晋文化的考察中寻找时代变革的历史渊源,因而,对“人”的生命本体诸多方面的关注受启于魏晋时代文人学士觉醒的思想观念。

论建安二十二年:曹植的人生转折——兼析《美女篇》、《蝉赋》、《节游赋》

从建安十九年到二十一年,是曹植一生的顶峰,也是曹植一生最为快乐的时光,在这个时期,他在政治事业和情爱人生的两个领域,都达到了一生的顶点。但建安二十二年,对于曹植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十月被确立为太子,兄弟之间的太子之争,以曹植失败而告终。但与此同时,曹植却焕发出了巨大的写作才华,写作了大量涉及甄氏的诗文作品,主要有《节游赋》、《西北有高楼》,以及后来回忆所作的《妾薄命》等。按照时间次序依次辨析,从而考证出(一)《美女篇》与《陌上桑》:曹植的欢乐;(二)《蝉赋》:曹植的反省;(三)《节游赋》:曹植的节制。即从文本出发,再次论证了曹植一生重要的转折——建安二十二年发生的重要原因。

略论曹植思想的变迁

曹植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本文分建安、黄初、太和三期来考察曹植的经历和诗文,从而勾勒出曹植思想的轮廓。本文认为,曹植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儒与道特别是儒家思想在曹植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贯穿其思想的始终。

读曹植作品序文发疑

通过对曹植作品现存的一部分序文的仔细解读,我们可以推测到曹植晚年确曾编定过自己的作品集。从《迁都赋序》中,我们可以准确了解曹植迁都的实际情况,并进而有助于深入地了解曹植的生活状况和创作动机,加深对曹植作品的理解。

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的关系——兼论《涉江采芙蓉》为曹植建安十七年作

《古诗十九首》是曹睿于景初中对曹植文集"撰录"的结果。曹、甄之爱,发生于建安十六年(211)暑期,写于建安十七年七月的《离思赋》,为曹植之思甄之作;《涉江采芙蓉》为曹植于建安十七年十月随父出征孙权时于长江北岸所作,与曹植《离友.其二》为同一主题的不同体裁之作。翌年正月从江边归程中写作的《朔风诗》,再次证明了《涉江采芙蓉》为曹植思甄之作。

“情兼雅怨”的内涵与曹植诗的“集大成”地位

钟嵘《诗品》对曹植评价最崇高,其中"情兼雅怨"一句,诸家有歧解。作者认为:"情兼雅怨"之"雅",是指《小雅》及其所代表的风格,"怨"是指《楚辞》及其所代表的风格。钟嵘认为五言诗有《国风》《小雅》和《楚辞》三源,曹植诗源出于《国风》,同时兼备《小雅》和《楚辞》的特点,故而最高。这一看法实质上初步确立了曹植诗的"集大成"地位,并得到后世批评家的认可和完善。只是到宋代以后,曹植的诗名和地位骤降,"集大成"的桂冠被杜甫专有。但曹植对于诗歌,从题材到技法、从风格到体式都能集众家之长而又有多方面开拓,从而成为中国诗史上第一位集先秦汉魏诗之大成的诗人,他和杜甫是中国诗史上仅有的两位具有"集大成"地位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