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曹艺兄弟与鲁迅交往谈片

一、曹聚仁与鲁迅交往种种。曹聚仁第一次见到鲁迅是1927年12月21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讲题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其时,曹聚仁是暨南大学教师,也参加了这次听讲并做了记录。尔后将讲稿送《语丝》发表,被章衣萍挡驾退了回来。1928年1月中旬,再寄《上海新闻报·学海》,后于1月29日、30日发表于该刊副刊第一八二、一八三期,署周鲁迅讲,刘率真(即曹聚仁)。这些情况鲁迅并不了解,一直到1933年,杨霁云搜集鲁迅的选文时(杨曾是曹在上海持志学院任教时的学生),曹聚仁检出剪报,鲁迅才知道当年有这么个“有心人”做过记录。鲁迅很满意这份记录稿,原打算编入正集的,最后还是将他交给杨霁云编入《集外集》出版。

曹聚仁与周作人交往略考

案前摆着一册上海书店影印的，由曹聚仁在香港编校的《知堂回想录》，这恐怕算得上二人交往的最好见证。听说在60年代末，香港三育出版公司还刊行过一本《周曹通信集》，深惜没有机会见到。2004年夏天有幸收到香港学者鲍耀明先生寄赠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2004年4月版），内收周作人与鲍耀明往来书信745通，可成为周曹二人交往的重要佐证，尤其是知堂老人晚年的生活状况、创作译事进程、处境心态等，在知堂老人给曹聚仁、鲍耀明的信札中都有相同的体现，因为鲍耀明与周作人的初期通信都还是由曹聚仁代转的。散记在下面的，是曾接触过的周曹二人交往的材料清理，箅是对曹聚仁与周作人交往的粗疏杂考。

论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的传记文学特质

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是一本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又极具文本意义的典范的传记文学作品。《我与我的世界》是一部独具识见的信史;是一部深具人物特殊情韵的信史;是一部富于语言魅力的信史。《我与我的世界》的这三个特质,既表现了传记文学其传记的特质;又表现了传记文学其文学的特质。这三大特质,不仅是《我与我的世界》的特质,也完美地概括了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所共有的特质。因此,读者可以通过对《我与我的世界》的个例分析,由具体而抽象,由特殊而一般,达到对于传记文学特质的全面认识。

“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评晚年曹聚仁的鲁迅研究

“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评晚年曹聚仁的鲁迅研究古远清曹聚仁虽然早在大陆时期就登上了文坛，和鲁迅等人过从甚密，是海派作家重要的一员，但他的４千万字以上的著作，，有近３／５完成于香港（在大陆出版了２６种，在香港出版了４３种）。１９５０－...

曹聚仁的图书馆生涯

曹聚仁，字挺岫，号听涛，笔名彭观清、陈思、丁舟、袁大郎等，浙江浦江（今兰溪）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三十日（1900年6月26日西时）在浙江浦江蒋畈村（今兰溪市梅江镇蒋畈村）出生，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人士与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作家、记者。

在左右夹攻中的曹聚仁——香港五十年代发生的一场论战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县人。1916年入渐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从师陈望道、朱自清、夏丐尊、刘大白等。1922年4月,为章太炎的“国学演讲”作记录,后出版《国学概论》,成章太炎入室弟子。1923年起,先后任上海艺专、暨南大学教授。1931年创办《涛声》周刊,鲁迅为其撰稿。抗战烽火燃起,他作为战地记者首次向全世界报导台儿庄大捷。1941年,他受蒋经国委托,创办《正气日报》。1949年在上海迎接解放。1950年7月,只身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主笔,并创办“

曹聚仁论衡——纪念曹聚仁诞辰110周年

曹聚仁一生,踏遍山水,阅尽人物。所事种种,身份定位,反因其间奔迁及曹本人的飘忽态度,难以确切定义。已有研究耽于单向度认断却未能触及其繁复的维度:是曹以专业素养为傲的教师;还是其鄙薄却难脱干系的文人、作家;抑或是表示兴趣所在自诩渊博的史家、学者;又或者是论者将其框定的报人、记者?我们探讨不欲作割裂式的轻判,而拟沉潜向其被塑成人的一师根柢里寻,往其内心政治家式豪情与思想家式纠结中辨,细考与其诸种身份相关涉的深切蕴藉。

探寻曹聚仁先生早年的活动足迹:以暨南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曹聚仁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作家、学者和记者,二三十年代和抗战胜利后曾两度任教暨南大学长达11年。其中二三十年代任教暨南大学9年的经历是曹聚仁人生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拟以曹聚仁任教暨南大学时的活动足迹为中心,探讨其与暨南大学的关系。

报人曹聚仁对1950年代两岸关系的观察与认知——以新加坡《南洋商报》为例

上世纪五十年代,爱国报人曹聚仁活跃于海外华文媒体。1953年至1958年间,他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任驻港特约记者期间,对台湾问题进行了观察与报道。特别是1956年后他经常来往两岸被视为国共两党密使后,在海外积极宣传中共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并以抢发独家新闻的方式,为大陆和平解放台湾释放了政治试探气球。总之,曹聚仁以海外报人和国共密使的双重身份,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对历史的深刻感悟——读《自由报人——曹聚仁传》

曹聚仁是一个曾经风云一时却也被记忆长期湮没的人物，早些年这个名字除了在鲁迅先生的书信中时有所见外，其他则很少看到踪迹。近年来这个据说著述多达4000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似乎正在抖落历史的尘埃生发出一种令人注目的熠熠丰采，这多半要归功于曹聚仁著作的陆续出版和卢敦基等人所作的曹聚仁传。

《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

《中国抗战画史》是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曹聚仁撰文、舒宗侨配图,上海联合画报社1947年5月出版的一部全面记录中国八年抗战始末的战史。曹聚仁从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入手,细致地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根源及战争胜负的深层因素。该书存信史、究成败、诫来者,显示了作者化繁为简的"史笔"和高屋建瓴的"史眼"。曹聚仁的"日本观",在近代以来中国认知日本的文化链条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

报人曹聚仁对中国抗战初期的观察——以《涛声》周刊为例

曹聚仁是抗战时期的著名战地记者。既有的研究对他在1937年以前的抗战言论基本不涉及；即便涉及，也往往是根据他的自传进行阐述，极少基于报刊原件的解读。本文以曹聚仁创办《涛声》周刊为例，爬梳和归纳他在此刊发表的抗日言论，借以了解其成长经历。

曹聚仁眼里的《大公报》及其传统

曹聚仁多次表示，对于《大公报》，他完全可以自居于老友之列。确实，尽管从未服务于该报，甚至也没像陈纪瀅那样做过票友记者，但从天津时期开始，他就是《大公报》的忠实读者。甚至到香港以后也是如此，几十年来几乎没一天间断过看这份报纸。

全面抗战初期曹聚仁新闻思想与实践管窥——以“八·一三”淞沪会战报道为例

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爆发，激发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热情。曹聚仁决定放下教鞭，走出书斋，为抗战尽一份心力。“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他携笔从戎，开始了战地初旅。他以战地记者身份奔赴前线，为上海《大晚报》和《立报》撰写了大量战地通讯和军事评论。本文以上述战地报道为研究对象，探究曹聚仁在全面抗战初期的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

试论曹聚仁及其《酒店》

形中实左的曹聚仁始终想做一个“革命的旁观者”,然而在左右对峙激烈的50年代,要想保持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绝不可能。左右夹缝中的尴尬处境是构成曹聚仁身份困惑及焦虑的内在动因。他一方面借助于被时局无情抛到荒岛上的陈天声、滕志杰的命运遭际反衬出国内政局动荡给南来知识分子带来的身心焦虑,另一方面批判香港金钱情色社会对那些有着传统文化根基的南来人的冲击和腐蚀。善恶分明的审美态度和理想化的结局安排,可以看出作者企图用传统伦理文化来协助现实生存,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

“公正”而“客观”的文学史?——由夏志清和曹聚仁的文学史书写谈起

在文学史的"文学"与"历史"这两端中,曹聚仁以史家的身份强调"史"的客观真实;而夏志清自居"文学批评家"宣布文学批评标准的公正无偏。但仔细阅读两部文学史著将会发现,个人经验在两部文学史写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客观公正与主观偏见在文学史写作中向来相互依存,难以分割。本文由此提出另一种文学史书写的可能——亲历文学史。

鲁迅传记“去神化”写作范式的发轫之作——论香港学者曹聚仁的《鲁迅评传》

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初版于1956年,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人"的而非"神"的鲁迅形象,摆脱了同时期大陆鲁迅传记写作中的"神化"倾向,曹聚仁自然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之后"人间鲁迅"写作范式的寂寞先驱和最早开拓者,《鲁迅评传》成为鲁迅传记"去神化"写作范式的发轫之作,其贡献不容抹煞。

曹聚仁与鲁迅交往考略

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和曹聚仁开始交往是1933年5月7日。曹聚仁聆听鲁迅演讲,是在鲁迅刚到上海定居不久的1927年12月21日。曹聚仁第一次面见鲁迅的时间应是在1930年。曹聚仁和鲁迅的书信来往则还可以追溯到1931年。鲁迅和曹聚仁的交往,主要是在曹聚仁任群众图书公司编辑,主编《涛声》和编辑《太白》、《芒种》期间。他们的交往也是围绕这些杂志的工作而开展的,鲁迅对这三种杂志都是持支持态度的。鲁迅与曹聚仁不论从思想意识,或是志趣爱好。都有一定的距离和异同,然而他们彼此的交往能不断发展。就是鲁迅坚持取大节而略小节的交友之道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