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通牒实验与人类的公平感

作为行为博弈的代表性实验之一,最后通牒实验中提议者公平分配方案的提议行为和响应者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行为表明人们具有超越经济人自利的公平感。本文围绕最后通牒实验,简要梳理了最后通牒实验的渊源、争议及其相应发展,同时对最后通牒实验中的公平感及其神经基础做了简单介绍,最后针对公平感背后的经济学解释介绍了一个实验研究。

人们关注的是分配动机还是分配结果?——最后通牒实验视角下两种公平观的考察

本文通过设计一组最后通牒实验考察了分配动机的公平和分配结果的公平对人的行为决策的影响,并分别从浙江和北京两地获取了相关实验数据。采用角色随机分配的简化最后通牒实验,通过提议者不同可选分配方案向响应者发送的信号,考察对提议者的"动机是否公平"从而响应者是否有相应的不同拒绝率。实验结果表明,响应者对提议者"分配动机的公平"有显著不同的反应,说明基于动机的互惠偏好确实在人们的行为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本文通过一组修正型的最后通牒实验从分配结果公平的角度考察了其影响机制,发现分别在保证博弈实验中38%的被试拒绝行为,以及免惩罚博弈中89%的被试拒绝行为,不能被差异厌恶偏好理论进行解释。本文实验的结果在于说明分配动机的公平比分配结果的公平更会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其暗含的政策含义即分配过程的公平比分配结果的公平更为重要。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及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启示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分配的公平也已成为社会普遍的期盼。文章通过三个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发现,权力失衡是造成博弈各方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而且随着分配蛋糕的扩大,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会变得更严重。基于对实验结果的考察,文章认为,我国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分配公平性的关键在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提高博弈各方的合作率;并根据实验结果提出了保证回应者拒绝权力、提高权力获得的公平性和创造双向自由选择博弈对象的条件等三方面的建议。

最后通牒博弈对参与者的决策影响——通过设计实验研究

最后通牒博弈是完美信息两阶段动态非零和博弈。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该博弈被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实验表明,实验结果和理论解有很大差异,对差异的研究引发了人们对理性假定及博弈论本身的深层思考。通过设计并进行一个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可以研究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参与者双方进行选择及均衡情况,并研究影响他们进行决策的因素。

文化差异与个体选择:一个基于中美样本的实验研究

通过一个公共物品自愿供给实验和最后通牒实验,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下被试的行为差异以及文化差异在个体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实验结果显示:中美两国被试在实验中的行为有系统性的差异:在公共物品实验中,美国被试相对中国被试表现出更强的合作倾向;在最后通牒实验中,虽然美国被试作为提议者时的出价相对于中国被试并无太大差别,但是作为回应者时其拒绝行为更多。这一结果表明:美国参与者对自身收益低于他人时的忍受程度低于中国被试,而中国被试对制裁机制的存在与否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实验结果证实:行为差异确实在不同文化的被试中存在,即使他们的实验环境几乎完全一样。

城镇化进程中的房地产征用补偿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引入房地产征用补偿实验背景,利用来自长沙市的案例数据,设计了一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探讨了分配结果公平和分配动机公平对征用人与被征用人行为决策的影响,不仅弥补了先前学者仅从单一方面研究的不足,同时也弥补了实验现实背景缺失的不足。结果表明:在房地产征用补偿实验背景下,人们的行为决策同时受动机公平和结果公平影响。且与无房地产征用补偿实验背景下的实验相比,在加入房地产征用补偿背景的实验中分配结果的公平对人们的行为决策的影响占比有所提高,分配动机的公平对人们的行为决策的影响占比有所下降。研究认为,房地产征用过程中要更注重保护被征用的人的权益,分配结果的公平比分配过程的公平更重要。

执行协商对农户易地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赣南原中央苏区为例

为了解移民政策的执行协商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利用赣南原中央苏区433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调研数据,以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为理论分析基础,首先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执行协商对农户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在考虑了二者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通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完善贫困地区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扩大移民农户参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执行协商力度,能够更加有效的实现政策扶贫目标,提升农户的政策满意度。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总结了相关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