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中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规定,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以及最小必要原则,这两项原则在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场景下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两项原则的实践适用却存在相互冲突。对此,应当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场景下将最小必要原则作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对待,从而将最小必要原则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二者的关系界定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并在此种关系中明确,处理行为符合最小必要原则的要求时,即可认定为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问题上,应通过三阶比例原则构建相应的认定标准。其中,相关性阶层主要考量处理行为与实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之间的关系,必要性阶层以未成年人或监护人同意的内容为核心考量,均衡性阶层则发挥兜底性的作用,排除过度损害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处理行为。当处理行为通过这三阶层的考量时,即可认定符合最小必要原则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论个人信息处理中最小必要原则的审查

最小必要原则实践上的审查结构不完整,学理上的审查内涵有争议,其完整的审查框架尚不明确。为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的实施效果,应清楚最小必要原则的完整审查框架。基于现行规范的释义,最小必要原则属于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体现;基于欧盟法上最小化原则的追溯,必要性审查与比例性审查对个人数据的处理作了全面、精细的考察,具备坚实的欧盟法实施基础,亦契合中国的实定法依据,有较强的借鉴价值。按比例原则“全位阶”的操作架构,吸收必要性审查与比例性审查,最小必要原则即形成完整的审查框架,且在比例原则“目的—手段”关系下,最小必要原则可展开规范审查,其规范的步骤包括“事实描述”“目的正当性考察”“手段有效性、‘最小’损害性及比例性考察”三大环节。而告知—同意原则可确定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与收缩空间。

移动社交应用跨用户隐私分享行为的最小必要合规检测方法

移动社交应用提供的社交互动功能使得用户可以轻松地获取其他用户的个人信息,进而促成跨用户的隐私分享。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最小必要原则,应用分享的个人信息应当限定于展示功能所需要的最小范围,因此不得分享未在隐私政策声明且未在用户界面上展示的个人信息。目前相关工作缺少对跨用户隐私分享合规性的研究,因此设计了自动化合规检测系统,以隐私政策和用户界面作为判定是否符合最小必要原则的依据,检测违规的跨用户隐私分享行为。该系统面向应用市场509个移动社交应用展开合规检测,对每个移动社交应用进行20 min的动态测试发现,47个移动社交应用存在合计101次非重复的违规隐私分享行为,涉及18类用户隐私数据。经过人工验证,确认91.09%的违规隐私分享行为实际存在。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相较先前工作在精准率和召回率上均有良好表现。

“最小必要原则”适用的解释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最小必要原则作为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帝王原则”,在整个原则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但该原则在适用中,面临着“适用场域”的正当性、“所保护权益”的具体性以及“不确定概念”的模糊性等难题。回应该难题,当前研究者仍是在立法中心主义立场下,试图通过“央-地”互动模式来完善相关监管政策与制度规范,但因忽视了该原则的“实践特色”而面临有效性质疑。我们需要在完善立法的基础上,从解释论出发,构造原则适用的法律解释路径。该解释路径可借助体系思维拓展比例原则适用场域、挖掘立法者原意确定“所保护权益”指向,以及通过自由裁量明确“不确定性概念”内涵。具体到解释方法具体运用中,文义解释搭建了原则适用的基本框架,在数据、信息所属知识体系内厘清概念;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则面向原则设立目的及所处的特定社会背景,在概念意义边缘探索“最小”“必要”的内涵。

最小必要原则在平台处理个人信息实践中的适用

最小必要原则包括相关性、最小化、合比例性三个子原则。在适用该原则时,我国实践中的主流做法是只承认网络平台的次要处理目的,即实现具体业务功能,而不承认其主要处理目的,即提供精准的交易媒介服务。最小化原则的要求与网络平台实现其主要处理目的之间存在巨大张力,个人信息自主控制制度、匿名化制度都难以缓解该张力。鉴于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利益减损型处理行为,如果网络平台实际上为增进信息主体的利益而行动,便不满足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条件。按照补充性的合同解释方法,网络平台在提供媒介服务时应当承担给付型忠实义务,即有义务为消费者在所媒介交易中的可得利益最大化而行动。履行给付型忠实义务的网络平台,在其个人信息处理的综合影响为正面,且给信息主体造成的损害或者危险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在合理的必要范围内处理非敏感的和敏感度低的个人信息。

个人借贷信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困境与对策

个人借贷信息兼具个人性与公共性,是个人信用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评判借款人履约意愿与能力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一刀切”的告知同意和最小必要原则,在实践中容易妨碍借款人借贷信息的利用和共享,进而损害信贷交易及金融市场的安全。应在理念层面从对个人借贷信息的单向保护转向利用与保护相平衡;对信息处理主体为自身借贷交易的客观需要而实施的信息处理行为,应适用告知同意原则的豁免;在目的正当性和功能相关性的限定下,辅之以违法行为和营利性行为的禁止,应允许个人借贷信息处理机构享有合理的裁量权,以此明确和完善最小必要原则在个人借贷信息处理中的具体适用;应强化对个人借贷信息处理机构的合规监管。

平台经济治理纠纷的能动司法对策研究

平台资本野蛮生长的背后,实则隐含着数字剥削与数字殖民,对现有平台经济发展进行规制已刻不容缓。然希冀从立法论层面建构全场景平台经济治理规范的尝试,却因忽略法体系之固有缺陷以及平台经济之独特秉性,而极易导致治理实践中的公共利益危机。因此,统领于法治化目标之下,公众在数字时代对公平正义的迫切期待,凸显能动司法于平台经济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当然,为最大程度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确保其不至于陷入“后果主义”陷阱,仍有必要基于平台经济的运行机理以及活动场域,为法官划定个案裁决所必须考量的原则,以便其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平台案件事实时得以顺利完成对裁判结论正当性的价值检视。

网络平台显示IP属地的法律分析

2022年以来,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主流互联网社交平台纷纷上线新功能,对发言用户的IP属地予以显示,该举措引发社会热议.在《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信息管理规定》正式实施的背景下,将深入分析IP属地与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关系、“告知同意”原则、最小必要原则、同意例外条款等争议焦点背后的逻辑.针对网络平台显示IP属地的实施情况,提出政府、互联网社交平台、公民个人3个层面的建议.

个人行踪信息民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个人行踪信息是敏感个人信息,我国法律并无对其内涵的明确界定,数字经济时代,行踪信息的价值得以凸显,行踪信息兼具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双重属性。其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实时动态性和强法益关联性的独特性。目前行踪信息的保护面临知情同意原则被虚化、最小比例原则被逾越、数字经济驱动及公共安全优先冲突以及行踪信息范围认定之难的现实困境。对此应当合理界定行踪信息,肯定行踪信息的法律地位;优化知情同意原则,强化最小必要原则;根据个人行踪信息的类型和敏感度对其进行分类分级保护,以实现数字时代个人行踪信息的保护和利用的利益平衡。

自动化行政中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研究

在数字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愈发重要,自动化行政中个人信息保护更是如此。保障自动化行政中个人信息安全有利于保障人格尊严权的实现、满足比例原则的内在要求以及规制算法歧视。然而,保护自动化行政中个人信息从立法上看尚存在以下不足:立法直接规定过少、法律可操作性不强、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等;从执法上看问题同样不少:行政程序豁免不当、信息处理限度随意扩张;从救济上看亦是如此:行政公益诉讼适用不明、归责方式存在漏洞。为完善自动化行政中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有必要从立法上扩充自动化行政的直接性规定、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健全个人信息监督管理机制;有必要从执法上补正行政正当程序、落实最小必要原则;有必要从救济上明确行政公益诉讼适用规则、构建场景化归责方式。

基层网格化治理中的个人信息权益保护

基层网格化治理领域中的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具有特殊性,具体体现为融合性、持续性、广泛性与不可回避性。目前,我国基层网格化治理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存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不健全、个人信息获取方式不科学、个人信息收集缺乏对称性等问题,根源在于管理体制思维的潜在影响、网格化治理对象权利保障的缺失、基层网格化治理资源要素配置失衡以及基层网格化治理技术支持存在偏差。因此,强化基层网格化治理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势在必行。应从实现以人为本的基层网格治理、构建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体系、强化基层网格化治理资源要素匹配及规范网格治理技术规则运用等方面入手破解当前困境,以在基层网格化治理中有效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利用与保护:基于信息可携权的个人信用信息采集机制

个人信用信息属于敏感信息范畴,对其进行有效利用的同时要落实严格的保护要求。为更准确地进行信用评估以满足信用经济的发展需要,个人信用信息采集边界在不断拓展;《个人信息保护法》新增的信息可携权能进一步化解“信息孤岛”困境,但也引发了个人信息自决权实际上的削弱及保护力度的下降。为此,可通过细化最小必要原则和正当原则的适用来明确采集边界,落实告知同意原则和公开透明原则来促进信息采集机制的规范运行。

从健康码视角看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意识不断提高,这一方面给政府带来了治理难题,另一方面,也为政府思考新的治理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码作为公民个人重要信息的载体在防疫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知情同意原则被漠视,最小必要原则被逾越等等。于此,笔者提出了相应建议:明确同意规则例外适用的标准、确保个人信息处理的公开透明、具体化最小必要原则等。

论人脸识别技术的法律规制

人脸识别技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后疫情时代下该技术的应用产生的各种风险引起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思考。本文通过介绍人脸信息的性质、人脸识别技术的特点,归纳总结造成技术滥用的原因,从而依托目前国内外现有关于人脸识别技术的法律法规,探讨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人脸识别技术相关法律规制的对策及建议,包括完善人脸信息保护的立法体系及救济途径,从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三个方面细化人脸信息的处理标准以及确立书面知情同意原则。

个保法视野下未成年人个人数据流动与个人信息保护平衡的基本原则探析

大数据时代,未成年人作为特殊数据主体面临着个人信息的安全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后,未成年人数据流动与个人信息保护平衡的基本原则得以明晰。基本原则包括最小必要原则、公开透明原则、知情同意原则的一般性原则和个人信息保护优位原则、监护人同意原则、涉未行业专审原则的特殊性原则。

健康码运用中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制

健康码的推广成为我国疫情防控的创举,其在发挥防控作用的同时,也酝酿着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改造、升级健康码的乱象使个人信息利益遭受不当限制;大量个人敏感信息集中于政府控制之下,增加了个人信息泄露风险;个人信息处理缺乏法律指引,虚置知情同意原则、逾越最小必要原则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大量存在。健康码的推行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限制,其正当性不仅建立在优先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公众生命健康的价值选择上,还建立在公权力须克制至合比例性程度的基础之上。在健康码的个人信息保护中,应弱化知情同意原则之同意规则,坚守知情规则,并强化最小必要原则,严格限制个人信息处理的范畴、期限和披露。健康码升级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则主要通过控制治理边界和坚守同意规则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