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晚清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

晚清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对于晚清和近代中外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所谓清政府不加抗争地轻易出让最惠国待遇的观点不符合事实，当时清政府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因不同的优惠内容而不同。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订立天津条约到清末，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的特性发生了三个显著的重要变化：一是特定的最惠国条款衍变为一般的最惠国条款；二是除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外，出现了双方最惠国条款；三是从无文字规定到以文字明确规定最惠国条款的附加条件。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使中国处于不平等的屈辱地位。从经济上看，最惠国待遇的片面性特质在当时对中国的危害并不严重和明显，对中国造成危害的，是最惠国条款本身，它的均沾性本质。由于中国长期积弱不振，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给中国的经济和外贸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并使列强结成了侵略中国的“神圣同盟”，中国的外交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WTO对最惠国待遇的发展——比较WTO多边最惠国待遇与传统双边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是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有力杠杆。WTO 时代的到来,为最惠国待遇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它使最惠国待遇最终突破了传统的双边模式,发展成为多边最惠国待遇。比较传统双边最惠国待遇与 WTO 多边最惠国待遇的不同,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 WTO 对最惠国待遇的发展。

最惠国待遇条款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事项上的适用问题

投资者是否可以根据基础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主张援引第三方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是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各仲裁庭对该问题的认识虽不统一,但基本上都不否认措辞宽泛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可以应用于争端解决事项的可能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在什么程度上限制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总的来说,措辞含糊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不应凌驾于投资条约缔约方通过谈判达成的明确表示其意图的争端解决条款之上,不能创造出本不存在的东道国提交仲裁的同意,亦不能用于规避基础条约中规定提交仲裁的实质性前置条件。

论双边投资条约中最惠国待遇条款扩张适用于程序性事项

最惠国待遇条款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性事项上的适用问题是极具争议的一个话题。对此不仅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产生了迥异的主张,理论界亦众说纷纭。在考察双边投资条约的演进历史、双边投资条约中争端解决条款与最惠国待遇条款后,本文从分析晚近国际投资仲裁的经典案例切入,挖掘大相径庭的仲裁裁决背后所蕴含的理论根源,最后对于中国在双边投资条约中最惠国待遇条款方面应该如何针对不同种类国家,采取差别性战略予以应对提出建议。

数字经济背景下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反垄断合理分析

数字经济背景下,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交易比例逐渐增大。在互联网交易的语境下交易条件相对透明,为了不处于竞争劣势或获得竞争优势,最惠国待遇(MFN)条款经常被经营者运用到涉及互联网交易的合作协议中。MFN条款既可能产生横向合谋效果,也可能产生排他性效果;既可能涉及横向垄断协议、纵向垄断协议,还可能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目前在我国《反垄断法》法律框架下规制MFN条款存在诸多挑战,建议对MFN条款进行合理分析时,区分行为性质后分别考查行为可能带来的反竞争以及促进竞争的效果,并对两者进行权衡。进行效果分析时,建议考虑诸多因素,比如市场结构、市场竞争状况、MFN条款涉及的主体地位、是否存在监督惩罚措施等。

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案例研究

后冷战时期,随着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系统的结构性变化和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相对转移,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程度有所增强。20世纪后期,利益集团在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角逐,支持无条件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集团游说取得了明显成效,表明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论ICSID投资仲裁对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发展

最惠国待遇使得缔约国国民有权根据本国与东道国签订的旧的双边投资协定享受到东道国在新协定中给予第三国国民的优惠待遇,这个待遇扩展了投资者东道国签订的投资协定中规定的优惠待遇的作用。一向以来,各国只从实体方面规定最惠国待遇的适用与排除,而对程序性方面,双边投资协定均没有做出规定。ICSID受理的Maffezin i案对最惠国待遇条款进行了发展,仲裁庭裁决可以将该条款扩大适用于争端解决条款(即B IT中的程序条款),从而开启了ICSID仲裁庭对此问题作出不同裁决的实践争议和学术界对此的讨论。本文对发生此种争议的原因作出了分析,认为主要存在ICSID和最惠国待遇条款两方面的原因。从IC-SID的角度,其从建立就是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从制度设计上它排除国内法的适用,从价值取向上它代表发达国家。由于ICSID的仲裁庭都是临时组成的,它的裁决也具有很大随意的空间,因此不具有一般裁决的可预测性。从仲裁实践看,ICSID仲裁庭基本被发达国家把持,得出的仲裁结果也基本上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有利。另外,从最惠国待遇条款本身的规定看,该条款缺乏一致的规定,界定不清,就给了仲裁庭脱离具体条款,盲目扩大解释权的机会。文章并分析了这种新发展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影响。我国双边投资条约对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差异悬殊,而近年来我国对ICSID的态度又有很大改变,倘若承认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这些程序事项,将使外国投资者可从多个条约中分别取得各项对自己最有利的规定,从而给我国施加难以承受的重担。文章的最后提出了采用"不溯及既往"和"在条约中明确排除"的解决思路来解决中国将来对外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可能遇到的相同问题。

关于最惠国待遇的公平性问题

最惠国待遇是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有力杠杆 ,它的发展经历了从不公平到相对公平再到WTO时期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但WTO时期即目前的最惠国待遇也依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 ,它并不能保障当事国的贸易公平。要真正实现最惠国待遇的公平性 ,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

GATT/WTO最惠国待遇相似产品经典案例分析

最惠国待遇中的相似产品问题对于确定最惠国待遇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由于该词在GATT中并未有明确的定义,对它的理解必须结合GATT历史上的案例报告。从一些经典案例分析发现,相似产品并没有发展出广为接受的定义,但产品的物理特性、最后用途、关税分类等特征在确定相似产品时具有重要意义。

论BIT中最惠国待遇条款在争端解决上的适用性

BIT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一直是投资条约仲裁实践的难题。在宏观层面上,最惠国待遇条款可以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在个案层面上,应结合条约解释的规则来确定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但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不能创设或扩大国际仲裁庭的管辖权,也不能违背缔约双方特定的公共政策考虑。

美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中美经济关系

美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中美经济关系李晔美国的最惠国待遇，是其对外经济关系中缔结贸易条约的一项法律原则。是否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是当前美中关系的焦点问题。自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美国参、众两院批准中美贸易协定，对华实施最惠国待遇以来，由于美国对华的最惠国待遇...

中美两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由来

中美两国关于最惠国待遇的协定最惠国(英文 Most Favored Nation,MFN,以下一律用MFN)在国际法中是指缔约一方给予对方享受不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的同等待遇。中美两国间的MFN待遇最早见于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

原则与例外——最惠国待遇原则与区域贸易协定博弈

最惠国待遇原则是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关于区域贸易协定规定的GATT第24条则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而存在。当今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情势已经超出了其作为例外的地位。鉴于这种情况,应协调好原则与例外的关系,恪守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和加强对区域贸易协定的监管。

“最惠国待遇”的源流及其他

最惠国待遇"又称"最惠国条款",它是"现代通商条约的柱石".

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经济学分析及应用策略

最惠国待遇原则是整个关贸总协定的基础,它本质上意味着一成员平等地对待其他成员,在不同成员之间实施非歧视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对规范成员方之间的货物贸易,对推动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用博异论对其作经济学分析并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指出如何利用其规则和例外。

最惠国待遇条款“失控”了吗?——论国际投资条约保护的“双边主义”与“多边化”

在双边互惠主导的投资条约体制下,最惠国待遇条款可将投资条约的"双边承诺"转化为"多边承诺",从而协调不同条约的投资保护标准。但是,最惠国待遇条款不能将投资条约的任何承诺予以"多边化"。该条款适用于条约中的投资实体待遇,但不适用于条约的适用范围条款以及投资争端解决事项,除非该条约有明确的相反约定。将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的仲裁实践,超出了投资条约的本意。为应对其扩张解释倾向,缔约国可在投资条约中明确予以限定。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新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最惠国待遇条款在国际投资协定里十分流行,但是它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在基本涵义一致的情况下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表述和适用范围在国际投资条约里各有差异和变化。对于具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要结合国际投资条约的具体条款,运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条约解释规则加以解释,才能够准确把握和恰当适用之。

《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原则

原《关贸总协定》的核心就是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最终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二条仍采纳了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连循无歧视的基本精神。但是,基于服务贸易本身的复杂性,《服务贸易总协定》下的最惠国待遇还有很多其他自身的特点。本文中,笔者将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条文出发,并结合其项下的附录,逐步分析《服务贸易总协定》下最惠国待遇的含义、一般规定、例外情况以及特殊情况下的对最惠国义务的豁免,以求对《服务贸易总协定》最惠国待遇制度作出初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