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判决的附带后果:问题与回应

犯罪人被定罪后,会在刑罚执行期限届满前后的一定时间内依法承受刑罚之外的许多附带后果,但是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公安司法机关与辩护律师对此一般持忽视的态度,而且许多附带后果设置不甚合理。这可能使有罪判决的附带后果异化为隐性制裁,削弱程序正义,加大犯罪人融入社会的难度。为此,我国应当在立法与司法的层面上对这个问题予以正当回应。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问题综述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这一标准存在表述模糊、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刑事诉讼法学者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提出了重构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若干不同意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形成内心确信"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选择。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适用情况的实证研究——兼谈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重构设想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重要课题。调查表明,现行证明标准存在理想化、操作性较差、诉讼成本偏高等突出问题。现行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是实践中由事实认定所造成错案产生的原因之一,但不能盲目地放大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忽视整个证据规则体系尚未建立和体制积弊、法治有待生成等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因素。统计数据表明,司法实务工作者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认同度较高,"案件分类区分标准"观点容易导致司法蛮横对人权的肆意践踏。为了弥补现行证明标准自身不足和解决实践问题,应当在坚持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的、充分"为主体证明标准的同时,建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辅助性证明标准。要明确区分定罪证明标准与非定罪证明标准所适用的事实范围。

上海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保持深入健康发展态势 有罪判决率达到100%

去年全市检察机关切实发挥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作用，加强侦查能力建设，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办理受贿案件取证要求，本市反贪查案工作更加规范，保持了深入、健康发展态势，反贪查案基本保持总量稳定，办案质量相对较高。

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从几种主要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出发,并考察西方两大法系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应当以借鉴西方两大法系的精华和总结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不足为基础,建构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根据犯罪性质和判决严厉程度可作如下设计:最高标准———“确定无疑”;第二级标准———“最大程度的盖然性”;最低标准———“相当高的盖然性”。

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本文介绍了几种主要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并且考察了西方两大法系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在借鉴了西方两大法系的精华和总结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具体构想。

有罪判决应百分之百真实 ——访刑诉法著名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关于有罪判决的刑事证明标准到底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证明程度,且这种证明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真实,法学界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就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刑诉法著名专家、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

一审公诉刑事有罪判决书制作的改进

1980年由司法部普通法院司起草、以司法部名文颁发的《诉讼文书样式》,共八类64种,较为完备,已成为近年来各人民法院以及律师事务所统一使用的文书格式。但由于当时法制尚不够完备,加之时间又较为仓促,有些诉讼文书样式已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排除合理怀疑——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之探讨

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采用的是统一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随着司法实践的展开,这种以客观真实为准的证明标准陷入了某种困境,因此有学者又提出了法律真实。但它们都不能达到与案件最初事实完全一致的结果,本文主要探讨审判阶段中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在分析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提出排出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

创新线索发现新机制 把好案件质量入口关——兼论商城县院查办反渎案件有罪判决率100%现象

充足有效的案源是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依据和前提。案件线索的多与少,案源质量的高与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自侦案件质量的高与低。案件线索量少质弱的问题。

有罪判决背后的达州官商生态

“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马晶华等人作出有罪判决。就是要维系‘达州官商生态体系’不可动摇。”马昌华的辩护律师告诉记者，如果“马晶华案”得不到彻底平反昭雪。“大竹事件”不会在达州止步。

有罪判决应百分之百“真实”——著名刑诉法专家陈光中如是说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关于有罪判决的刑事证明标准到底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证明程度,且这种证明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真实,法学界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就这一问题,笔者采访了刑诉法著名专家、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陈光中教授首先亮明自己的观点:“对刑事犯罪作出的有罪判决,涉及到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乃至生命,绝不能等闲视之。如果对刑事证明标准在理论上开一个小口,

第三层次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技术性构建——基于现代证明科学进路的探索

现代法治社会对案件事实进行精确认定以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无辜这一双重目标的需求,以及出于对事实裁判者的主观规制与提高证明标准可操作适用性之考量,使得第三层次有罪判决证明标准之构建成为迫切必要。现代证明科学的兴起与发展,为构建第三层次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与路径。基于证明科学进路,通过探寻并确立庭审证据分析与证据评价之科学有效方法和规则,能够找到满足证据分析与证据评价的科学且精细化之指标,运用这些指标最终能够塑造出第三层次有罪判决证明标准这样一个"动态模具"。该标准在性质上属于或然性标准,具体包含四项科学且精细化的指标。裁判者通过运用有效的方法能够合理判断庭审证明是否符合这四项指标,并据此获得精确且正当可接受的裁判事实。

有罪判决的实体法标准是什么——“案件事实清楚”原理性解读

目次一、案件事实清楚:有罪判决的实体法标准(一)刑事诉讼法中有罪判决之实体法标准(二)现行有罪判决实体法标准之质疑与完善二、"案件事实"解读(一)"案件事实"解读之一:定罪事实(二)"案件事实"解读之二:量刑事实三、"清楚"解读(一)"清楚"的主体(二)"清楚"的标准(三)"清楚"的范围有罪判决的标准说明的是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基于什么样的标准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刑事诉讼法》

无罪推定视阈下的刑事判决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都对刑事判决的种类进行了规定。但是文本自身存在模糊和冲突,致使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相关规定的认识并不统一。对于变更罪名、证据不足情况下的刑事判决以及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判决应否成为第三种刑事判决等问题的思考都不仅仅对于实务界有重要意义,而且关乎无罪推定原理之维。

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之性质与效力探析

刑事诉论法第162条用三个并列条款规定了三种判决类型:有罪判决、无罪判决、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本文简称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从立法行文上来看,这种将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独立于普通的无罪判决而单列出来的行文方法与美、英、法、德、日等国家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在内的刑事诉讼法律之相关规定颇为不同。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如此规定并非立法技术上的失误,而是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深意:第一。

从“有罪判决率”反思考评机制

根据中央司法改革要求，要对各类执法司法考核指标进行全面清理，坚决取消刑事拘留率、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历年来，“有罪判决率”是令公诉部门胆战心惊的考核项目，在许多地方均是“大额扣分”甚至“一票否决”的关键指标。这也是检察机关加强案件质量管控的一项改革举措。

无罪判决被告人上诉权初探

刑事诉讼法中的判决,可以分为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两大类。司法实践中,对于有罪被告人的上诉权一般都比较重视,但是,对于无罪被告人的上诉权则往往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不给以应有的保障。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有些一审法院在宣告无罪判决时,不向被告人交待上诉的权利,或者在判决书上不写明上诉的期限和法院,有些二审法院在收到被告人的上诉状后,一看是对无罪判决提出上诉,即不予认真审理,甚至不经过审理即直接予以驳回。我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为了对无罪判决被告人的上诉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问题作初步探讨。

从证明标准的理论分层刍议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刑事诉讼中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证据学界争议颇大的一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概括和争议，包括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大陆法系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我国的客观真实说、法律真实说、综合说、主观真实说、两个基本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