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朋党论》的理论渊源与现实背景

“朋党”之说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帝制时代,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大背景下,“朋党”之说总是与历朝历代的朝堂党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宋代朋党之争尤为盛行,欧阳修的《朋党论》就是在宋仁宗朝的朋党之争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本文通过对欧阳修《朋党论》的理论渊源及理论局限的研讨,以及对从景佑党争到庆历党争的现实背景的梳理,深入探析了以范仲淹、欧阳修等为代表的改革派政治集团在仁宗朝的党争行为。欧阳修的《朋党论》对于研究宋代党争和士大夫政治品格,以及中国古代儒学史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庆历党争与欧阳修《朋党论》之关联探析

北宋庆历四年,范仲淹等士大夫对新政的持续推行触发了新旧两党的激烈党争。这次党争有着深刻的起源和鲜明的特征。在庆历党争的关键时刻,欧阳修通过对历史上数次党争的反思,写成《朋党论》一文并上奏宋仁宗,提出对朋党问题的理论认识。

读欧阳修《朋党论》,悟人才选用之道

朋党是困扰北宋政坛和文人命运的一个沉重的话题,作为北宋政坛和文坛代表之一的欧阳修,他的"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的朋党观对当时及现在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文章主要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在对欧阳修的生平、主要政治思想等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深刻剖析其政论名篇《朋党论》,探讨其对当今人才选用问题的借鉴意义,从而得出在组织构建中要"退小人,用君子",构建优良团队的结论。

从朋党、会党到政党的嬗变——论传统中国政治参与方式的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社会中朋党和秘密会党的产生以及生存,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连,而从朋党(或言之派系)、秘密会党到现代政党的转变,不仅反映出传统中国政治制度上的革命性变迁,同时也折射出民众在政治结社、政治参与方式以及参政观念上的改变,这无疑是晚清至民国民众政治生活的最重大变化。政治参与方面的本质性变化是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民众结社能力的提高无疑对政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传统中国独特的政治参与方式——朋党、会党在晚清的政治现代化运动中向政党转变的轨迹,凸显了传统社会普通民众政治参与方式、结社活动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质的飞跃。本文尝试对这一重大的历史变迁进程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

论中晚唐进士朋甲与官僚朋党的关系

中晚唐举人结为朋甲,相互延誉,干挠视听,无论士族与寒素,还是奥学雄文,凡是驰骋名利,欲谋取科第者,就不能避免受朋甲的影响。中晚唐进士朋甲是政局变化的一个附属品,正是因为宣宗以来,牛李党争渐息,宦官控制了朝政,以宰相代表的南司完全服从于宦官之北司,进士中芳林十哲依靠宦官实力为其登科创造条件,正是当时宦官专政在选举方面的表现。

“古惑仔”系列影片中的“朋党”亚文化剖析

一、重释"朋党"1."朋党"的渊源。"朋党"最初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按《辞海》中的解释,原本指一些人为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即结成利益集团。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官场。

进士同年关系与北宋景祐朋党事件

景祐朋党事件即是宋仁宗景祜年间,由宰相吕夷简与知开封府范仲淹之间的个人恩怨演变而成的两个士大夫集团间的政治纷争。在朋党事件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同年关系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范仲淹的支持者利用他们之间的同年、同僚关系联合起来反对吕夷简,才导致这场个人恩怨变为朋党行为,从而开启了北宋朋党政治之先河。

论康熙朝朋党对当时政治影响

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等,由于康熙的高超的政治艺术,对朋党危害的清醒认识和高度防范,处置朋党问题也比较适当,因此,康熙朝虽有朋党的存在,但无激烈党争,亦无党祸。

辛弃疾与朋党之争

在朝臣争权夺利、结党营私的复杂形势下,辛弃疾也未能置身事外,他的仕途沉浮与上层派系斗争、权势更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辛弃疾的“归正人”身份,使他南归后必然要受到排斥,但他以自身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受到主战派权臣的赏识,官职不断有所升迁。而其过于猛厉的行事作风与当时的士风甚不相容,随着主战派失势,他的落职罢官也就在所难免。

儒者与政:“国是”、“朋党”、“伪道学”——以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为例

"士大夫政治文化"是宋明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在这方面,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可以说是对两宋时代儒学从崛起到衰落的一个历史浓缩,其对两宋道学从"以天下为己任"的"共定国是"出发,如何一步步分裂为"朋党",最后又如何被以"伪道学"的罪名清理出局之轨迹的详细辨析,充分揭示了传统政治体制"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根本弊端;而其对宋代政治格局中道学集团与官僚集团各自特征的对比与分析,也深刻地揭示了儒学每每受挫于官僚集团的文化与社会心理根源。

论专制皇朝朋党现象产生的原因

秦汉以下,由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官僚制度的确立,割断了官员们与家族的联系,使置身于官场中的官员们显得相当孤立。但由于官场是荣华富贵之渊薮,故数千年来,士子们一直怀有强烈的入仕欲望。但激烈的宦海斗争又使置身其中的官员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于是拉帮结派依靠群体的力量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就成了官员们极其现实的选择。而与此同时,专制制度又为结朋聚党准备了条件,遂使专制皇朝中朋党丛生,成为一个与其相始终的痼疾。

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以唐宋两代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试赋始于唐朝,起初以"赋兼才学"为核心,经学家、古文家、辞赋家讨论的是辞赋取士能否为国家择选真正的饱学之士。然而从唐代中后期至两宋,尤其是随着政治层面党争的加剧,文学意义上的辞赋取士与经义取士衍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试赋之争具有浓厚的意气之嫌与党争色彩,由此辞赋的创作就不单纯是辞赋"因体代变"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变革,而具有了时代思潮、政党之见、君子小人之辨的政治品格。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只有从这个维度上去理解,才能阐发其中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

“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以元祐两案看宋代朋党及其对世风的戕害

“所守者道义 ,所行者忠信 ,所惜者名节” ,是欧阳修及不避朋党之嫌的庆历诸君子的自期。由这样的追求理想人格的“君子”所结成的朋党 ,理应“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但这个“理应” ,由于庆历诸君子未能久居中枢 ,实际留下的只是一个悬念而非经验。本文通过元“君子党”当道时期两例党争的分析 ,说明 :既然结党 ,党见就有了天经地义的位置 ,而“党见”与“道义”虽不必处处如冰炭不能同炉 ,但大致上就是不两立的。所以 ,《朋党论》中所谓“君子以同道为朋” ,固是回击朋党訾议的利器 ,而如以为想与成可以若合符卷 ,只能是奢望而已 !

唐德宗朝的朋党之争

唐德宗朝七次主要的朋党之争，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间的权力斗争，其间的联合与分裂、利用与打击，无不表明这一点。斗争双方既不是什么士庶之争，也无本质上的是非之别。

苏轼的易学与朋党论——兼与欧阳修、司马光、程颐“朋党”观比较

宋代党争激烈,与之相伴也产生了一些朋党类的文章,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即其中之一。除了《朋党论》之外,苏轼还在《东坡易传》中借阐释《周易》的机会,表达他的"朋党"观。苏轼的朋党思想与欧阳修、程颐、司马光的朋党思想具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也可从苏轼的《东坡易传》,以及欧阳修的《易或问》、司马光的《温公易说》、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中找到思想根源。通过这些比较,还可以看出苏轼的朋党思想具有一定民主的思想因子。

清代惩治朋党律例探析

《大清律例》中制定"奸党"、"交结近侍官员"及"上言大臣德政"律例,其立法动机是为了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对朋党乱政行为有所约制,彰显出清代君主加强专制与集权、防止威柄下移的用心。从司法效果上看,朋党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官僚队伍的正常秩序,减少朋党争斗的内耗和损失,但是,也经常成为官吏之间相互攻击、派系之间党同伐异的借口和工具。

宋代朋党思想及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

一、引论 在两宋政治生活中,朋党之争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其持续时间之长,党祸之惨,波及面之广、影响之大,不能不令后世学子给予重视。 两宋党争自宋仁宗景祐年间范(仲淹)吕(夷简)交恶而肇其端。大而言之。

从朋党、会党到政党的嬗变——论传统中国政治参与方式的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社会中朋党和秘密会党的产生以及生存,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连,而从朋党(或言之派系)、秘密会党到现代政党的转变,不仅反映出传统中国政治制度上的革命性变迁,同时也折射出民众在政治结社、政治参与方式以及参政观念上的改变,这无疑是晚清至民国民众政治生活的最重大变化。政治参与方面的本质性变化是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民众结社能力的提高无疑对政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传统中国独特的政治参与方式——朋党、会党在晚清的政治现代化运动中向政党转变的轨迹,凸显了传统社会普通民众政治参与方式、结社活动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质的飞跃。文章尝试对这一重大的历史变迁进程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

科举制度下的朋党之争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这个熟人社会中,为官应不应酬直接关系到其上升和发展的空间。吃请历来是中国官场上的公关秘笈与通行证,再硬再铁的制度也会在觥筹交错中被酒精泡软,再严格再完善的规则也可能被无孔不入的人情关系扭曲腐蚀。2006年3月14日,又有121名民营企业老板拿着结业证走出中共中央党校的大门。这已是该校对外培训中心主办的第65"期民营经济理论和实务培训班"。数据显示,仅针对民企老板的短期培训已办60多期,有近万名学员。除了学习课程之外",结交朋友"被许多学员视为收获之一。新疆某水泥制品厂厂长说,北京之行让他结识了一帮朋友",以后到外地办事就有熟人了"。因此,关于熟人问题再次被人们所关注。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在市场和官场中奔波于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的人们,无论怎样紧张疲惫,一旦回到亲朋好友之间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熟悉关系中,便会感到轻松与安全,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够以朴素的方式表达和实现自己的真实情感和原初本性。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它已不符合现代文明的发展与要求。那么,如何通过扎扎实实的政治文明建设工作,逐步实现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转变、从熟人关系到契约关系的转变、从熟人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为此,本刊特邀请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就熟人社会存在的根源、内涵、演变、流行、影响、发展、意义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和探讨,旨在让大家从中受到启迪与思考。

“朋党现象”与“圈子文化”形成机制探析

朋党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指的是为争夺权力、排斥异己而形成的集团。《荀子·臣道》曰：“朋党比周,以环至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朋党被视作影响封建统治稳固的重大问题。目前我们党政治生态中的“圈子文化”现象,其外在特征、危害与封建社会党争具有同一性,实质上就是当代社会的结党营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