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基础上的表现主义观——从指导与创作之间的错位看鲁迅的木刻艺术观

作为中国早期木刻的精神导师,鲁迅对于木刻青年的指导强调写实与素描,但木刻家们的创作却倾向于表现风格。这与作为译介者的鲁迅不无关系:他编选出版的版画集以表现主义风格为主,对木刻家形成了潜在的影响。鲁迅强调写实是出于科学、民主、启蒙等功利目的,而他本心却对富于主观意志与激情的表现主义美术称心喜欢。但他对表现主义的赞赏是有限度的,这便是具有一定的写实基础,而对于完全脱离了客观物象、任意解构的艺术,他则坚决反对。因此,鲁迅关于木刻的艺术观可说是基于写实的表现主义,内在的是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受他指导的中国早期木刻,一方面吸取了珂勒惠支、苏联版画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汲取了其中的表现性技法、语言及西欧现代派艺术的营养,在思想内涵的深化和艺术本体意识的增强中进行着相对独立的艺术表达,创作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独特的绘画样式。

从新兴木刻到延安木刻——中国现代木刻版画的民族性建构

中国木刻版画的创作有悠久的历史,但具有现代意义的木刻版画艺术则是兴起于鲁迅先生所开创的新兴木刻。新兴木刻在学习西方木刻艺术的同时又融合本土经验,发出抗日救亡的时代声音,彰显战斗的激情。此后的延安木刻正是继承这一特点,不仅在延安这一革命圣地进行政治宣传的革命感召力的鼓动,又融入在地性体验,建构起更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性艺术形式,以此形成独具特色的政治美学的形象化特征。

延安时期木刻版画的群众性实践研究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导文艺实践的关键时期,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时期,实现了文艺事业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延安时期木刻版画遵循“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基本原则,创作源泉来自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始终以人民群众为创作主题,以人民群众的审美为出发点,以服务群众、贴近群众为宗旨,成为边区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这一时期文艺体现群众性探索与实践的典型。

救亡的画:抗战时期桂林木刻与漫画结合的创新发展

抗战时期,为响应抵御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正义之战,桂林木刻、漫画这两种艺术形式走在了文化抗战的最前列。为了克服战时漫画材料与印刷的困难,更好发挥漫画的抗战宣传作用,木刻、漫画工作者一是进行创新性思考,将木刻与漫画结合,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样式——“漫画木刻”;二是进行大胆实践探索,完善二者的融合,使其不断发展;三是在解决战时漫画材料匮乏和印刷传播受阻的难题之后,“漫画木刻”传播得到快速发展;四是在融合创新与发展中实现了木刻与漫画的强强联合,彰显各自优势,弥补彼此不足,使“漫画木刻”这一创新性艺术形式在围绕抗战主题创作、聚焦现实题材以及抗战宣传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江苏水印木刻的历史源流与迭代

水印木刻发源于江苏地区,是江苏独特的版画种类。本文从中国版画说起,探讨水印木刻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地缘原因,介绍其发展过程及历史意义,并通过江苏省美术馆近两年关于水印木刻的艺术活动来阐述这项传统艺术的迭代与传播,探究如何给它带来新的生命力。希望能对水印木刻甚至是其他传统艺术种类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传播及发展起到有益的作用。

基于改进YOLOv5s的木刻雕版元素检测方法研究

针对传统目标检测算法在处理具有复杂纹理木刻雕版图像时存在漏检、参数量大、检测和推理速度慢等问题,通过改进YOLOv5s模型,提出一种轻量化目标检测算法。首先,采用FasterNet作为特征提取模块,解决原始YOLOv5s参数量大、运行时间长以及算法要求高等问题;其次,在特征提取网络后添加坐标注意力机制以提高模型对木刻雕版元素特征的提取能力;最后,引入轻量化上采样CARAFE,减少上采样过程中特征信息的损失并提升模型的检测精度。为了验证方法的有效性,文中在自己收集的数据上进行测试,与初始YOLOv5s模型相比,改进后的模型平均精度提升了2.2%,检测速度提升了46.53%。实验结果表明,改进后的模型可以快速定位和识别木刻雕版元素,实现对初始模型的轻量化,可以有效部署于嵌入式设备和移动设备。

云南普洱绝版木刻创作中的生态观解读

云南普洱地区的绝版木刻作为地缘文化独特的产物,其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赖以生存的自然。通过对绝版木刻创作的载体以及作品呈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行分析,以求进一步探索绝版木刻蕴含的生态价值,挖掘绝版木刻背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

地方传统艺术融入小学美术教学的研究——以桃花坞木刻年画为例

美术教师需挖掘当地传统艺术,开发校本课程。本文探讨了如何将地方民间美术融入小学教学,以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为例,分析了其作为教学内容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研究了桃花坞木刻年画在课程中的应用,旨在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教学策略,丰富小学生的艺术体验。

鲁迅对木刻青年的教导

1936年10月8日,鲁迅临终前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上对美术青年说:“刻木刻最要紧的是素描基础打得好,作者必须天天到外面或室内练习速写才有进步。到外面去速写,是最有益的,不拘什么题材,碰见就写,写到对方一变动了原来的姿态时就停笔。现代中国木刻作者,大多数对于人物的素描基础是不够的,这点,很容易看得出来,以后希望各作者多努力于这一方面。又若作者的社会阅历不深,观察不够,那也是无法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作品来的。又艺术应该真实,作者故意把对象歪曲,是不应该的。故对于任何物体必要观察准确透彻才好下笔。农民最纯厚,假若偏要把他们涂上满面血污,那是矫揉造作,与事实不符。”

抗战时期木刻版画国际宣传的路径、内容与意义

抗战时期,木刻版画作为主要的图像传播形式,发展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育和创作,壮大于抗日根据地的本土化探索,繁荣于文艺座谈会后的大众化实践,以其强烈的战斗性、视觉性、复制性,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进行了广泛宣传。在国际上,木刻主要依托展览、公开信、报刊、图书、外国人士等方式进行传播,客观上表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建设,刻画了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在巩固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加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展现:延安木刻在国统区的传播与积极影响

延安时期,延安木刻具有“行远及众”的特征,通过美术展览会、报刊和书籍等方式在国统区有广泛传播。其所刻画的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合作坚持抗战的英勇斗争、民主政权建设、大生产运动与经济建设、文化卫生宣传、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等,获得了国统区民众的关注和认可。这些作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使延安获得了“打开民主路,敲响自由钟”“全民政治之模范”的赞誉。

若隐若现的“门槛”:早期新兴木刻运动背后的经济与人际

在以救亡图存为主旋律的1930年代,鲁迅曾为革命考虑而大力提倡木刻画。由此以后,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的指导和影响下逐渐成长壮大。当时围绕木刻创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即成本低廉。相对于其他画种,木刻被认为是一种经济门槛较低的艺术,尤其适合经济不宽裕的艺术青年。就狭义的木刻创作而言,木刻确实无需过高的经济投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学习木刻方面不存在资源壁垒;而且对一个亟待走向社会和大众的、广义的木刻创作即“木刻运动”而言,其所需的起步成本则非同寻常。木刻青年的筹款活动、工具及画集的采买、画室的经营,以及鲁迅对木刻集的精印出版、对木刻团体的慷慨资助等细小侧面,可以反映出木刻运动初期一些在以往研究中不易被注意到的具体物质问题,这些细节可以为考察木刻运动的现场提供若干新视角与线索。

《理水》怪诞书写的“木刻感”——论鲁迅对珂勒惠支木刻艺术的审美选择

在“文章为美术之一”的文艺观指导下,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创作过程中受到珂勒惠支木刻艺术怪诞风格的影响。在鲁迅的图像认知艺术观的生成途中,“语—图”处于关联阶段,图像媒介与文字媒介的交互行为表现为怪诞书写的“木刻感”,此种美学指向在《理水》中有集中且突出的表现。内生的怪诞审美贯穿于《理水》的人物形象、场域、情节、体裁的艺术建构中。《理水》文本暗含鲁迅因个人追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而形成的“负重者”人格,是对其“肩住黑暗的闸门”之精神形象的隐喻,沉郁苦闷的艺术特质对应着此一时期鲁迅思想观念与艺术观念矛盾变化的内在统一。

《诗创造》中木刻图像的“民主诗学”想象

诗人曹辛之主编的刊物《诗创造》在四十年代后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对民主的追求中,《诗创造》对诗歌未来的发展方向展开了探索,要更为准确地把握刊物及编者的观念,必须回到历史材料中关注被忽略的副文本。《诗创造》的“民主诗学”观念通过木刻作品得以表现,它坚持人本主义,以“创造性”的劳动者木刻表现对文艺个性真实的追求,进而表现“美、爱与自由”的理想,期待以美的文艺重塑国民灵魂。区别于唯美主义者,具有宗教色彩的木刻表现了《诗创造》对现实生命的关怀,在“为人生”传统的影响下,《诗创造》收录了具有民间风味的木刻与诗歌,以求“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综合,实现“不同中求和谐”的民主诗学理想。

清代扬州木刻年画与其他地区木刻年画之比较

扬州在明清时是重要的运河经济文化枢纽,其雕版印刷技艺也闻名全国。清代以来,扬州的雕版印刷发展至鼎盛时期,这期间扬州的木刻版画品类丰富,极具艺术价值,其中木刻年画虽产量不高,但因地方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与著名的苏州桃花坞、湖南滩头、山东潍坊杨家埠等地区年画相比较,有相似之处,也有其独特的题材及表现形式。

“大思政课”背景下普洱绝版木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在“大思政课”背景下,地方优秀文化已经成为思政课教育的重要资源。如何充分挖掘、运用地方优秀文化资源打造地方高校特色教学资源是当前高校构建“大思政课”的研究热点,也是搭建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平台的重要抓手。基于此,以普洱学院为例,立足于普洱的特色文化资源--绝版木刻,探究绝版木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以期促进美育与德育的有机统一,实现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同向同行,进而不断提升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水平。

抗战时期陕西《国风日报》副刊《木刻前哨》的抗战动员

抗战时期陕西西安民间进步报纸《国风日报》的副刊《木刻前哨》会聚了一批早期左翼木刻家,他们通过木刻艺术的方式进行抗战动员。《木刻前哨》是陕西刊发木刻作品的唯一报纸副刊,构成了《国风日报》不同于同期其他报刊的别样风采。它发挥了在陕西国统区普及木刻艺术、传播木刻技巧、重识木刻时代使命的作用,其刊发的木刻作品主要集中在对日寇侵略暴行的刻画,以图像形式实现对民众的情感动员。同时,通过刻画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历史场景,激发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些木刻具有较强的战斗性、象征性和写实性等特征。

藏文古籍文献馆馆藏德格印经院木刻版画研究

德格印经院木刻版画是涉藏地区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四川民族学院收藏了德格印经院用原始印版印制的全套木刻版画,并建成了藏文古籍文献馆。本文就馆藏木刻版画的制作工艺、艺术美学等方面进行研究,对保护整理提出建议,以实现对藏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赋意与复归:荒烟鲁迅题材木刻研究

荒烟是20世纪30年代受鲁迅影响,致力于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木口木刻版画以精致、细腻著称。本文在荒烟发表于《中国版画年鉴(1991)》的遗稿基础上按时间顺序,结合荒烟艺术生涯的三个阶段,对其创作的鲁迅题材版画作品进行梳理,并对荒烟不同时期作品中蕴含的“鲁迅精神”及背后更深层次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解读,同时总结荒烟在不同时期创作相同主题作品时对“鲁迅精神”的不同解读。

延安美术家的艺术抉择——以夏风的木刻活动(1938—1949)为例

作为延安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木刻家之一,夏风在1938年至1949年间创作了一大批以党的政策内容为指向的木刻作品。这些作品以“军民一心”“生产劳动”“土地改革”等为主题,充分发挥了木刻版画团结抗战、宣传政策、服务大众的作用。本文尝试梳理夏风在延安、东北等地区所进行的木刻创作活动,围绕其作品的视觉叙事,结合其所处历史背景,探究其作品中蕴含的社会现实情况与美学信息,了解其美术创作在抗战以来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