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所谓“朱子道”之说

潘平格曾有所谓“朱子道”之说,并以此对朱子的理路进行批评。潘平格此说是否合理、有据,要从朱子本人如何看待道家谈起。从朱子文本来看,他确实对道家研究颇多,通过朱子对老子其人、《老子》文本和义理的研究,可以看出朱子最终仍然将儒道两家对立了起来。在道家谱系及义理流变的研究方面,朱子细致地梳理了老子、杨朱、列子与庄子四者之间的思想脉络与思想异同。此外,朱子还研究了道家与道教、儒家和佛教的关系,最终肯定了孔孟之道内圣外王的境界。事实上,朱子对道家与道教所做的研究属于“致知”,其目的仍在于“克己”和“敬”,即“拒盗”和“守门户”。因此,朱子虽然主张“不以人废言”,但终究认为道家“门户”错了。总之,潘平格所谓“朱子道”不合理,也无据。

从朱子、船山看宋明理学意志思想的展开

朱子晚年比较重视意志问题的讨论,区分意与志,认为与意相比,志是深层、稳定的心理意向,而意则是与具体的念虑、选择、权衡相关的心理意念。立志对于为学与修养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不过,朱子始终认为志与意都属于已发之情,未发阶段不能有立志、持志的工夫。朱子的这一看法使得其“心统性情”的工夫论,缺了未发时意志对心的主宰。与之相联系,朱子在诠释《大学》“正心”工夫时,也倾向于从深层未发心体的虚灵无滞加以解释。船山对这一看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朱子的看法一方面混同于佛老的心灵观,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儒家未发之心的道德主宰性,对儒家之心的意志主义特征缺乏深入的体认。因此,船山主张“持志”是《大学》“正心”工夫的主要内容。同时,与朱子相似,船山严格区分“意”“志”,认为志有恒体而“意无恒体”,肯定志对于意的基础地位及其主宰性。不过,船山的志并不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沿着这一思路,必然应该肯定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晚明王栋、刘宗周所强调的意就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

异域的回响:朝鲜朱子学对饶双峰《中庸》学的批判与继承

饶双峰《中庸》解以观点新颖、分析精密著称,在《中庸》章节之分、首章工夫论及中和、中庸、费隐、鬼神、诚等概念阐发上,皆多有不同于朱子之说,引发了以退溪、栗谷为代表的朝鲜朱子学者的热烈辩议。朝鲜学者对双峰之说的深入探究和不同观点,显示出朝鲜朱子学在对朱子后学经典诠释的继承与批判中形成和建构起自身对朱子学的认识,体现了朱子后学对朝鲜朱子学所具有的中介和阶梯作用,为中韩朱子学及朱子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从中我们亦可以看出,罕为学界所知的饶双峰实为朱子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加强对饶双峰的研究对于认识朱子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朱子道体补诠--以本体、形体、体用与实体为中心

朱子在阐述其“道体”思想时,除理气关系外,还着力分辨几则概念。一是本体与形体,前者常涉及“本然之体”和“骨子之体”,后者则强调“道无形体”和“与道为体”。二是本体与发用,首先体即形上之理,用为理之运用;其次体用相生,包括体用相即不离,形上形下各有体用,阴阳动静互为体用,某物派生某物则前者为体,此派生能力为用等;再次体用相分,严格区分二者,认为体用为二,方可言其一源,理象为二,方可言显微无间,绝不能混为一谈。三是专门提出“实体”这一概念,用以强调形上本体--理的真实不妄与优先性。但是这样的天理实体化违背了先秦孔门实体一元论的本质,固化了程朱自身理气、道器、体用二元论的倾向,并建构起一个理(体)、气(物)、象(用)三合一的象世界,造成了天理优先与良知主体之两橛。这些理论困难均预示着后儒对朱子学的突破。

王阳明对朱子《大学》诠释的辩难及其学术史意义

阳明依循朱子借由《大学》建构“即物穷理”哲学体系的进路,致意于《大学》的新诠,从文本和义理两面对朱子的《大学》诠释展开全方位的辩难。在文本方面,阳明力倡古本《大学》,驳斥朱子改本《大学》,构成《大学》文本双峰对峙的格局。在义理方面,阳明从教养兼具的政治哲学立场否定朱子的“新民”说,奉行“亲民”说;进而以体用模式而非朱子的本末模式来重新界定“三纲领”的关系;在“八条目”以何为首、为纲上,阳明则先推崇“诚意”,后主张“致知”,反对朱子以“格物”为《大学》第一义工夫的主张。阳明对朱子《大学》的批判性诠释,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是纠补朱子学的流弊;二是耸动朱子学的地位;三是推动《大学》研究的高涨。要之,阳明借由《大学》对朱子展开批判性诠释所形成的学术思潮“朱、王之争”,成为中晚明以来学术史上的一条主线,范导着学术的走向和士人的抉择,也为今人细化和具化宋明理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具体而鲜活的个案。

以“仁”为中心探讨朱子哲学体系

仁作为天地生物之心,是最普遍的宇宙精神和宇宙万物同体的根据,是真、善、美等存在价值与人文理想的源泉,也被视为儒学的“中枢性”范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有关朱子“仁说”以及南宋道学关于“洙泗言仁”“观过知仁”等的辩论,是南宋理学和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赖尚清教授所著《朱子仁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11月出版)一书,在广泛掌握以往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朱子仁论的伊洛渊源、朱子早期仁论、湖湘学派对朱子早期心性论的影响做了深入讨论,并对朱子哲学体系特质进行了概括性阐述。

蔡清《大学蒙引》与明代中期朱子学的自我修正与开新

《大学章句》不仅是朱子用心最笃、用功最勤的经典著作,也是朱子建构即物穷理哲学体系的重要典据,更是把握朱子思想精义的要津所在。蔡清作为明代中期朱子学派的中流砥柱,从其《大学蒙引》入手最能从一个重要侧面极致地显豁明代中期朱子学的学术样态。蔡清的《大学蒙引》以句读字议、汉宋兼采为进路,以折中群言、推明朱注、抉发精义为诉求,首先回应辐辏在《大学》文本上的三大争议,继而着意对“三纲领”进行条分缕析的解读,尔后又聚焦在“八条目”的“格物致知”,显豁出倚重但又不陷于训诂和尊奉但不墨守朱子的学术特质。与之相应,赖其卓绝的学术地位,他的经典诠释涵具有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修正朱子学,推动朱子学开出新面目;二是遥启清代汉学,发出汉学复振的先声。蔡清的《大学蒙引》成为理解经典诠释与学术思潮递变以及明代中期朱子学演进的具体而典范的个案。

论朱子的通礼思想——以《仪礼经传通解》为中心的考察

四库馆臣提出的“通礼”概念包括四点涵义:一是汇辑而不是注疏古今礼书礼制,二是兼顾天子至于庶人的礼制,三是贯通三《礼》经传记注疏,四是不注重论辨以发明经义。而朱子在《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中,绝不是简单地将原有三《礼》经传记与注疏合并而已,其书名并不能真正反映其实际内容和理论体系。朱子在《仪礼经传通解》中实际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七礼体系,即“通礼”体系,包括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其实质是与《大学》修齐治平的修养阶梯打通,更加切于以“礼”新民、导民化俗;其通礼思想至少包括会通三《礼》、会通古今、士庶通用、义理与度数并重等四点内容,深得孔子“时为大”的中庸思想。

形质与体用:对朱子理气哲学研究之省察

近年来,港台新儒家心性论研究逐渐式微,港台学者开始逐渐重视东亚儒学思想中的反理学思潮即“气学”思想。但事实上,宋代儒学创立伊始,关于“气”“气禀”“气质”“气质之性”的讨论就占有半壁江山的地位。通过考察冯友兰、钱穆、牟宗三、张东荪、唐君毅、陈来、杨儒宾、杨立华等学者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理气哲学的研究,可知理解朱子的理气关系尤其是其气论,不能停留在形质论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体用论的层面。

“全”与援手行为的道德辩护:对“朱子式”方案的修正

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对身处困境之人施以救助的行为是道德上“应当”的?对此,全林强博士认为道德心理学所提供的外在主义与内在主义方案均有缺陷,他调动朱子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一个为援手行为进行道德辩护的“朱子式”方案。然而,这一“朱子式”方案依然不充分,因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它对“援手”行为的道德辩护将会遭遇失败。“朱子式”方案须进一步基于朱子“全”的思想,补充一个对私意私欲的排除机制。这一理论结果表明:在当代哲学视域下,“全”所代表的朱子伦理学的思考方向,还有众多思想资源值得进一步发掘。

朱子门人黄榦与辅广并称考——兼谈崇德的勉斋书院与传贻书院

朱子门人黄榦与辅广为何并称“黄辅”,本是关系朱子门人后学与朱子学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事实上,黄、辅二人之间曾有过交游与论学,特别集中于性的善恶之辨。此外他们都曾在浙江崇德(今桐乡)任官或讲学,后人为了纪念又分别建有书院。黄榦在崇德石门酒库曾有近三年的任职经历,除了专心酒务外,还关心灾荒等事,亦留下许多诗文,故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创设勉斋书院。辅广安家于崇德县城,晚年担任县学主学并创办传贻堂,传贻堂后来成为绵延七百多年的传贻书院,为浙北历史最为悠久的书院且影响深远。

钱穆朱子文学研究刍议

钱穆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宏观上研究朱子的三大文学著作、文学理论和创作。认为朱子会通经学、史学和理学而治文学,《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为文学研究找到一条文道融合之路。朱子的文学理论继承了以“言志”为标志的儒家诗学,其文道合一论要求诗文既有艺术魅力,又有教化意义;“比兴”观要求义理与诗文遘合,使诗歌具有感发人的情感和道德功能。认为朱子之诗具有高古淳雅的格调,合唐、宋诗之长,可以消除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钱穆还编纂《理学六家诗钞》以纠正世人对理学家的偏见,认为理学诗境界近“道”,朱子的文学成就彰显了中国古代诗学的政教属性和有益于社会人生的正面价值,最符合传统文化“融和合一”之精神。

论动态图形对朱子文化信息传达的研究

动态图形是集文字、图片、动画与声音为一体的数字载体和数字媒介。通过对动态图形的概述,分析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朱子文化研究的现状,提出利用动态图形对朱子文化信息进行传达,分别从传达主体、传达符码、传达媒介、传达意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构建朱子文化信息传达的新范式。

清儒童能灵对朱子思想发展历程的考辨--以王懋竑、朱泽沄为参照

童能灵的《朱子为学次第考》是一本专门研究朱子思想发展历程的著作,其目的是回答“朱陆异同”问题。童能灵认为,朱子思想有四次比较重要的转进,第一次是24岁时,第二次是34岁时,第三次是40岁时,第四次是43岁至44岁期间,此后朱子思想无大的变化。童能灵的这一分判基本符合朱子思想发展实际。童能灵之说与同时代的王懋竑和朱泽沄之说有同有异、同大于异。童能灵认为《太极解义》《西铭解义》《通书解》是朱子思想之定说,这一判定非常有见地,体现出童能灵对朱子思想的独到见解。

台湾教师黄柏翰:与朱子文化结缘

由于痴迷朱子文化,台湾教师黄柏翰跟随朱子的脚步来到武夷山。在这里,他以台胞的视角向海内外讲述朱子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相传800多年前,南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在福建建阳麻阳溪畔筑室而居,“琴书五十载”,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问道,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考亭学派”,朱子学也渐从闽北传遍四方。

基于朱子家风的茶艺作品创编实践

朱子家风是中国传统家风的典范,倡导“读书、循理、和顺、勤俭”的家风传承,对现代和谐文明家庭的构建仍具有指导价值。茶艺属于大众文艺,是文化传播的优良载体。“诗礼传家”茶艺作品将茶艺、茶礼与朱子家风精神融合,以茶为载体讲述了闽北祖孙三代家风传承的故事。采用闽北建州特色茶品与武夷经典茶艺流程,通过择水备器、服饰造型、舞台造景等艺术设计,以舞台茶艺形式弘扬朱子文化。将传统文化置于时代背景下,进行文艺创作,供大众欣赏,有利于丰富百姓精神家园,实现文化自信。

朱子理学视域下中韩九曲文化景观营造之异同

朱子理学在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思想体系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中国武夷九曲园林与韩国玉山九曲园林的营造中起到关键作用,二者在人文内涵和文化景观方面存在差异与联系。人文内涵方面,韩国士林将朱熹推为精神偶像,将武夷九曲作为梦寐以求的理想乡,效仿形成韩国独有的九曲文化。文化景观方面,基于景观意象、书院和石刻等要素,分析武夷九曲与玉山九曲的异同,展示二者的传承关系和各自的发展状况。

元初朱子学与朱陆合流思想窥探——对胡炳文“明德本心”说的分析

元初新安理学家胡炳文的《四书通》以维护朱学正统为己任,被肯定“有功朱子,莫若云峰”。朱子在“明德合是心,合是性”的问题上呈现出了以心性兼言之的判断倾向,但因此问题无一明确定论,从而引发了后世讨论。胡炳文提出了“明德即是吾之本心”的观点,以“本心”一词涵括朱子对于“明德”的解释,以“心外无理,理外无事,即事以穷理”讨论“明明德”工夫,彰显了元代前期朱陆思想合流的色彩。从中具体呈现出元初朱子学是如何面对并且回应来自象山心学的冲击,同时体现了朱子学在元代初期的流变特色。

论“五经”在朱子理学建构中的地位

“四书”在朱子理学的建构中居于核心地位。有的学者认为通过朱子的努力,“四书”在后世凌驾于“五经”之上。这样一来,“四书”与“五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仿佛出现了截然的翻转。然而,这并不是朱子的初衷,也不符合朱子学的实际情况。当代朱子学研究有必要对作为理学的朱子学和作为经学的朱子学进行区分。就作为经学的朱子学而言,朱子主要通过“五经”诠释回应了其他学派的挑战并完成了对汉唐经学与北宋理学的融合;就作为理学的朱子学而言,《易经》构成其重要的经学基础,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单纯建立在“四书”的基础上。

朱子思想中道德与刑罚的关系

朱子认为,刑政并不必然与理学的最高原理冲突,相反,刑政的作用实则是为了保证天理的实现。如果不对应当处罚之人加以适当的刑罚,就是对守法者的伤害。朱子反对一味地主张“轻刑”,主张根据实情给出合理的处罚,认为对恶人的重罚并不违反天理。在德礼与刑政的关系上,朱子强调德礼为本、刑政为末,突出德礼的优先性,这种解释与汉唐经学的“胜劣”模式形成了不同。朱子不将作为价值原理的德礼与刑政对立,而是提出“德礼刑政都是天理之节文”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在儒学的框架内安顿了刑政、刑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