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樵歌》:晚清民国时期朱敦儒词史地位的确立

在南宋即负词名的朱敦儒,因委身秦桧门下与词集刻本不传的缘故,在宋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未能得到词学家们更多的青睐。直至晚清民初,三卷本《樵歌》的刊行,才使得朱敦儒其人其词再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文学革命的语境下,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家,激赏希真词自然舒畅的语言表达与闲适洒脱的个性特质,意在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张目。与此同时,词学家们通过对“词之三变”说的推演,使朱敦儒词在词体发展史中的意义得以凸显,并给予其相当高的词史定位。正是在此过程中,朱敦儒逐渐为文学史家所接受,并被纳入经典作家的序列之中,其词史地位也最终得以确立。

朱敦儒词的感伤物象书写——以南渡词作为例

历经国家破亡、处于南北宋之交的朱敦儒,其南渡词作中具有较多的感伤类物象,作品呈现出萧瑟伤感之气。本文对其南渡词的感伤物象进行细探,由此发现此类物象凄清、孤寂的静态美和阔大、萧瑟的动态美。这些物象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用以展现作者内心的流离失所之感、思国之情和收复故土的愿望。在此基础上,见出其多选用感伤物象的原因,即受词人南渡时期的创作心境及南方的地理景观、生活环境的影响。

南渡词人朱敦儒悲剧心理及其艺术表征

朱敦儒作为著名的南渡词人,其创作以“靖康之变”为时间断限,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前期之词清新俊爽,而后期之作则沉郁曲折。即便晚年为后人所称道的隐逸词也是在故作放旷的掩映下透露出悒郁难言的哀思。与人生经历相对应,其心路历程的曲线走向呈现出先扬后抑,春风得意的早年与郁郁而终的晚年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一代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层面,与之相偕应,艺术上也表现出来了这种内心世界与精神层面。

论朱敦儒词中自我形象的嬗变

宋代词人朱敦儒在作品中展现了完整的人生 ,其词中的自我形象经历了风流疏狂才子、忧患之士再到闲适隐士的嬗变。

朱敦儒简谱

朱敦儒,字希真。一作希直·误。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文苑》七(以下简称《本传》、周必大《二老堂诗话》、郑椿《画继》卷三均曰:“朱敦儒,字希真。”《词综》卷十二。陈廷焯《词则·大雅集》则曰:“朱敦儒,字希真,一作希直。”按“希直”之说源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六《经籍》七十二:“《樵歌》一卷,陈氏曰朱敦儒希直撰。”查陈氏《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岩壑老人诗文一卷,左朝请大夫洛阳朱敦儒希真撰。”乃知马氏转引有误。“真”“直”二字,笔划相近,辗转引田。

生命的歌吟——论朱敦儒词的生命意识

宋代独特的人文内涵赋予朱敦儒独特的生命情怀。而存在于这种文化背景下的独特抒情文体———词,使得词人在对个体生命意识的抒写中,一方面从正面咏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的生命意识,直接抒发世事无常、功名蹉跎的忧伤情感和及时行乐、悠然闲适的消极情绪;另一方面则将生命的体悟和情绪的流动通过侧面的渲染和间接的描绘,使之更富意蕴、更多深沉,从而强化了其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情感穿透力。

论朱敦儒的文人风致

朱敦儒向来以“神仙风致”为人所知,然而“世外希真”并非全然一派超然世外之风,而是清爽仙风和自傲享乐的复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融合时代共性和个体气质的文人风致,具体表现为坚持自我理想人格的人生态度、追求清雅旷逸之韵的审美理想以及隐于山水云壑、醉于诗酒风流的生活方式。这些表面上互不关联的理想却有机地统一于一位古代文士对自由生命的向往和追求之中,一个真实的人物通过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实践表现出一种充满诗意的人生境界。

从朱敦儒的咏梅词看其思想历程

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词人朱敦儒,存词246首,其中咏梅词就有39首,时代风云的变化和南渡前后生活经历的巨大落差造成了词人复杂多变的心态,面对同样自己钟情的瘦枝冰花的寒梅,词人抒发了不一样的情怀,在他的笔下,梅花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象,而成为一个有血脉有灵气的词人的知己,其生命历程的见证人:前期诗酒风流生活的写照;中期家国情怀的体现;后期隐逸出世情绪的折射。

朱敦儒词风探微

朱敦儒是宋南渡时期的重要词人,宋人汪莘曾将他与苏轼、辛弃疾并称为“宋词三变”,这个“三变”论从很大程度上是就朱词的风格而言。朱敦儒的词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概言之,朱氏早期词风以密丽和狂放为主,中期转为疏朗和沉郁,而清新与通俗则是晚期词作的主导风格。

朱敦儒词作的憎爱内外

两宋词史上,朱敦儒是位特立独行的词人,他以其"憎爱"内外的词作表达家国之思,抒发人生感慨,秉持独立自由人格,而其世外人语之梅花词,更是作者以无声的怒吼来抒发对现实的不满与抗争,从而展现给后人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

朱敦儒《樵歌》中第一人称的使用与豪放词风

《樵歌》是朱敦儒唯一存世的词集。其词作风格和内容承苏开辛,对于豪放词风的进一步确立和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樵歌》多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带有明显的"自叙传"意味。第一人称的使用有力彰显了作者的豪放性情,体现在文字上则呈现出一种豪放之风,有利于作品对主体人格的高扬,这也构成了豪放词风的内在原动力。

从《樵歌》看朱敦儒思想情感的流变

通过《樵歌》透视了作者朱效儒一生三个时期的思想情感流变。作者的青年时期,主要抒发豪奢疏放之情,其词作内容大多以男欢女爱、离情别恨等传统题材和否定功名富贵之作为主;中年多忧郁哀伤之思,与其国仇家恨、民族感情、流离生活、仕宦生涯相关,词作内容较为丰满,感情较为沉挚;晚年主要为闲适清雅之音,颇多赏花填词、饮酒品茗、泛舟江上、徒步山林之作,部分词篇虚无色彩浓厚,由此可以看出老庄思想对作者晚年词作的重要影响。

无奈的旷达——朱敦儒的饮酒与词心

朱敦儒词中有许多饮酒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颇能展示他的真性情,传达出他对自然、人生、社会的哲理思考。酒能消愁,酒亦能激发文人豪放旷达的情感,文人在饮酒时往往吐露出浮生悟语甚至是豪言壮语,在酒醉后更加能够展现自己旷达洒脱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来自忧愤之后的无奈,是面对人生苦短而又无可奈何的旷达。朱敦儒在饮酒词中表现出来的“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的人生态度与人格个性,一方面吸取了前人的精神养料,另一方面也是其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明日阴晴未定”后的随性选择,是经历苦涩伤痛后的洒脱,是苦难给人生的最好礼物。

朱敦儒三论

朱敦儒前期隐居,盖有沽名钓誉,以求高就之意;后期隐居,则因历经政治风波,加之年事已高,对功名利禄超然物外了。朝野认为朱敦儒"有经世才",朱在词中亦言有"奇谋"、"奇才",究其实,其才平平。朱敦儒俗词自然精妙,在词史上达到最高峰,后来再无人出其右者。

20世纪以来朱敦儒研究回顾

朱敦儒是南北宋之交的一位重要词人,历史上对其人其词研究稀少。20世纪以来是朱敦儒研究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此期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900-1949;1949-1980;1980年至今。建国前主要成就表现在校勘及新观点的确立上;建国三十年成就不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突破,总体水平超越前两个时期。总结这些成就和不足将对未来的朱敦儒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论朱敦儒《樵歌》与洛阳文化的关系

朱敦儒词集《樵歌》中具有深沉强烈的洛阳情结,总体上显示出深厚的洛阳地域文化特色:词中的山林气息、风流生活和终生对洛阳的热爱与怀念之情,以及他在洛阳所形成的闲旷的文化心态、高雅性情、梅花情结等,都与洛阳文化密切相关。洛阳文化对于丰富词的创作有着不可或缺的贡献。

论朱敦儒南渡后“念尘寰”的词作

朱敦儒南渡后创作的关心现实的词作,反映了在战乱中广大劳动人民飘零之苦,抒发了对中原故土的深切怀念,表达了收复中原的愿望和愿望不能实现的愤激。

朱敦儒的休闲美学

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打造“休闲”环境、构建休闲社会，创造休闲生活，将成为创意设计界面对的重要课题。章辉先生《朱敦儒的休闲美学》将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休闲理念的思考；唐骅先生的论文，从摄影角度启示我们对休闲方式的探寻。

朱敦儒词中的酒意象

朱敦儒词中多"酒"。"酒"承载着词人浮沉不定的生命历程和价值取向。词人以"酒"为媒介,吐露心迹,寻求解脱,抒忧生忧时之情,发高蹈闲适之致。本文以"酒"为切入点,通过对"酒"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质的阐释,以期管窥词人悲剧人生的深层社会根源及词人爱酒的文化传承。

仕隐两难朱敦儒

通过对朱敦儒词作的欣赏解读可以窥探到词人的心路历程,可以窥探到处于特殊历史时期词人内心的仕隐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