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不同于唐孔颖达解《礼记·大学》“亲民”为“亲爱于民”,宋朱熹依照程颐将“亲民”解为“新民”;明代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主张“亲民”说。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对于现今理解朱熹“新民”说,仍具有不少新意和启发。

朱熹论曾子——兼论朱熹的子学建构

曾子历史地位的升格,朱熹于此贡献最大。他系统论证了曾子的道统地位,认为在“十六字心法”之外,独属于孔、曾之间的道统之传为“忠恕一贯”,并有着实质性影响。在他的视域中,曾子资质“鲁钝”“刚毅”,实则仁义礼智兼备,其孝亦“大矣”。朱熹对曾子的讨论,主要是为了完整地确立曾子的圣贤人格形象和道统地位。综合来看,朱熹理学中理应存在一个子学系统,但基本为学界忽略。其子学体系的建构源于经学、子学、史学与哲学的互动,根本主旨在于对儒学道统、治统与学统的维护。

无独必有对:朱熹《大学》《中庸》阐释的文本结构与经义生成

文本结构的理据重构是经学典籍义理生成的重要方式,典籍的结构化程度与义理思想的致密程度具有正相关的联系。朱熹的《大学》《中庸》(简称《学》《庸》)阐释充分发挥章句体“离章辨句”的功能,通过文本结构的多维调试,完成理学化重塑。朱熹的哲学思想与注经实践内外贯通,“无独必有对”既是其理学思想层面的认识论,也是指导其经典阐释的方法论。尤其在《学》《庸》阐释中呈现出鲜明的对称化追求:对于经文中的对称表达,多通过“添加一致性概念”“嵌入成对式概念”的方式实现文本结构的重新分析;对于单句、句群、章节之中的非对称结构,则通过“二元切分”“并蒂架构”“对称排布”等方式实现文本结构的重新组构。在“无独必有对”理念的作用下,《学》《庸》阐释建构起围绕关键理学概念展开的义理体系,文本结构的系统性和精密化程度大大提升。其中就单句、句群文本脉络展开的结构化阐说,使得章句体具有了文章学的特征,义理阐释也更为邃密通贯。

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重修与道学思想的复兴

重修白鹿洞书院是朱熹道学思想的具体实践与展开,朱熹借此以官方力量宣扬周程道学,建立道学思想的根据地,对此后道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意义。朱熹力主周程道学,批判佛老之学与儒门内部王学、苏学,以扭转道学的弱势地位。朱熹复活书院的活动与其弘扬道学的目的紧密结合,他采取了请求朝廷支持、刊刻道学文字、撰写诗文、开展讲学、确定学规等多种形式。朱熹竭力树立周敦颐在理学道统中的开创地位,确立了白鹿洞书院作为道学重镇的意义。

同异相济:杨慎对朱熹的评议

在朱子之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杨慎仍然坚持真理,一方面对朱子的文章、卓识表示肯定,甚至推崇,同时又指出他从性格到人品、学问到思想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并用考订的方法,给予了客观认真对待和求实创新的讨论,体现了“君子和而不同”“敢冒天下大不韪”的儒者风格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论朱熹对《史记》的研读与传播

朱熹对司马迁与《史记》,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他称赞司马迁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精神,并从体例、史料价值等方面对《史记》进行客观评价。在研读《史记》过程中,对《史记》记载失实的地方进行了批评,记载错误的地方进行了精心校勘。为了反对浙东学派推崇《史记》,朱熹对《史记》进行了刻意批评。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在书院的教学中,他时而鼓励学生学习研读《史记》,时而又反对学习《史记》。朱熹对《史记》的研究与传播,与他的理学思想、南宋书院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等文化背景分不开。

爱其子弟之心: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新探

“爱其子弟之心”是朱熹儿童教育思想的基石和枢纽。朱熹的这一思想既继承了自先秦至南宋初期历代教育家的论述,也带有宋代的时代特色,更有他个人的童年经验、体验和反思。朱子的儿童教育观不是没有儿童的教育思想,而是饱含着童年印象、经验、记忆的智慧之学,是以经典为基础,关注儿童生存状态,关爱儿童教育成长,呈现出朱子以“爱其子弟之心”为根基的儿童教育理念。

朱熹慎独思想的创造性及其廉政意义

慎独是儒家人生修养的重要方法。以郑玄、孔颖达为代表的汉唐经学家,强调个体在闲居、独处的生活情境下,保持自律和克制;朱熹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遏人欲于将萌”,实现慎独由外而内的转化。朱熹的慎独思想,对廉政建设具有现实警示意义。

朱熹诗歌自然意象的理学表达探析

朱熹诗歌用丰富的自然意象来表达理学。这些自然意象主要有山水描绘、季节变迁、花草植株、动物鸟兽、云气夜色等。朱熹诗歌通过自然意象不仅表达了理气论、心性论和认识修养论等哲学思想,而且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坚守理学的信念决心和治学体验。促成朱熹这种艺术自觉和诗歌成就的文化渊源是自然意象言志抒情的诗骚传统、自然山水象物比德的文化传统、理学前辈以诗言理的深厚积淀。朱熹诗歌自然意象理学表达的美学特征体现为俗与理一体、情与理交融、美与理统一。

朱熹题刻“溪山第一”考略

朱熹一生足迹遍布长江以南,所经之处,留下不少题刻,其中又以所题“溪山第一”为最多。现今见于史料、文献记载及各地题名的,福建境内8处,浙江境内2处,广东境内1处;此外,尚有3处待考证,另有2处已被证实非朱熹本人亲题。朱熹对“溪山第一”情有独钟,有受其父朱松熏陶和影响的原因,也与小时候生活环境、其理学思想实践、晚年政治挫折等密切相关。

朱熹家族史事考——以婺源《韩溪程氏梅山支谱》所见朱槔佚信为中心

今上海图书馆藏婺源《韩溪程氏梅山支谱》中发现朱槔佚信三通,是朱槔随朱熹家族从婺源迁居福建后写给婺源表弟程鼎的,其中较为详细地反映出朱熹家族入闽初期的生活状况、学术转向以及与婺源韩溪程氏家族的关系等史事,可以与其它相关记载互补互证,对朱熹家族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读书有感、有法、有道,深刻体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朱熹的“读书之法”》(五年级)教学实录与点评

教学实录一、玩味汉字,亲近大儒朱熹师(板书“笕”):请同学们看黑板,这是什么字?生:这个字可能读jiàn。师:理由是--生:这个字是形声字,下面的“见”字和读音有关,上面的竹字头和意思有关。师:是的,这个字读jiǎn。如果把竹枝给砍了,把竹节打通,水就可以从上面贯通下来,这就是“笕”。请同学们再读一遍。以后读书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先去猜一猜,要猜得有依据,最后再查字典验证。师(板书“熹”):这个字读--(生:xī),跟什么有关?

朱熹、俞樾对《孟子》“口之于味”章的解读——兼论牟宗三的解读

今人解《孟子》“口之于味”章,多与孟子在孟告之辩中提出人性之善、反对“生之谓性”统一起来,忽视了二者的差异。然而,朱熹晚年既认为孟子言性善是“论性不论气”因而有所不满,又对《孟子》“口之于味”章“亦言气质之性”给予充分肯定。与此相似,清儒俞樾把孟子言性善与《孟子》“口之于味”章区别开来,明确提出孟子言性善为“孟子蚤年之说”,而予以批评;同时又认为《孟子》“口之于味”章“即荀子‘圣人化性’之说”,而予以肯定。朱熹与俞樾的解读,虽二者之间多有差异变化,但对孟子言性善与《孟子》“口之于味”章作出分别对待,重视《孟子》“口之于味”章,或可为今人解读《孟子》所参考。

《论语》“小德出入可也”历代判读及适用——以朱熹的判读为中心

对于《论语》“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历代判读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西汉《韩诗外传》及刘向说该句为孔子所言,含有不拘小节之意;其二,魏以后儒者认同该句为子夏所言,较多的是指对他人不求全责备;其三,南宋朱熹认为子夏所言轻视小节,因而有弊病。朱熹的解读为其后学所发挥,尤为强调不可轻视小节,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末清初有儒者为子夏所言辩护,至清中期又有儒者认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为孔子所言。王家嘴楚简《孔子曰》载孔子曰“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证明该句为孔子所言,含有不拘小节之意。孔子所言,无论对重视私德的传统社会,还是重视公德的现代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治道内涵——对朱熹解读的重新思考

古文《尚书·大禹谟》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接着又讲民之可畏、君民相须,讲“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要求重视百姓疾苦,实际上是就治道而言。历代儒家既有从治道层面予以解读,将“人心”解为“民心”的,也有从道德心性层面加以发挥,讲“天理”“人欲”的。朱熹早年把“惟精惟一”与儒家“南面亦恭己”的无为而治联系起来,后来又从治道层面强调君王应当敬守“虞廷十六字”,并且要求“谨守其所居之位,修其所愿欲之事”,尤其要体恤百姓,解救百姓之困穷。因此,朱熹后学把“虞廷十六字”当作为人之“心法”,而忽视其为君王治天下之法的治道内涵,并为今人所发挥,这样的理解似有偏颇。

朱熹的理性精神及其对数学教学的启示

理性精神是数学内生的精神文化,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变革的动因之一.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精神品格中蕴涵有中华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理性智慧.试以理性精神为切入点,通过研析朱熹理学中理为本体的思想体系、穷理的认识方法和居敬的道德修养方法,构建朱熹理性精神的基本涵义和价值旨趣.然后从中析取出3点面向数学教学的启示:帮助学生构建结构化的数学知识体系、追求并开展有深度的数学探究活动、涵养学生“敬”的数学学习态度.

气尽与未尽——朱熹丧祭礼中的鬼神观

朱熹理气观下,人死之后,鬼神只是气;气屈为鬼,气伸为神。但是,人死之后气是“散尽”还是“未尽”,值得讨论。朱熹却两者兼论,认为人死有常理和非常理两种情形,常理下“安于死者”,气自散而尽;非常理下气凝结而“未尽散”,易成为“四类”鬼怪。于是,使死者气散尽且“安”,而不变为鬼怪,必须践行儒家的丧祭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丧礼重在慎终,丧尽其礼,“安顿”人死之气,使其“顺死”“安死”“自然老死”,不会变成“历鬼”;但祭礼重在追远,祭尽其诚,与祖先之气“感通”交接。总体上看,朱熹鬼神观仍然属于日月大化流行宇宙论的阐释框架,这一方面有利于排斥唐宋时期“幽明隔断”人格化的佛教鬼神观,另一方面也使“祖考来格”打上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基本原则、基本范畴是朱熹民本思想主要内容和政治实践活动的理论内核。“天理论”是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得民心”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原则,“尊君”与“民本”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政治哲学范畴。朱熹民本思想的这些政治哲学意蕴,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思想借鉴。

朱熹书院教育思想对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启示

朱熹书院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道德教育方法,在诸多方面留给后人许多启示。采用文本研究和文献分析方法,重点研究高校思想领域潜在风险及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基于朱熹教育思想及道德教育理念的当代启示,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观点,提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有效机制和引导方式,助力涵养高校师生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进而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私意”与“私欲”之间:张栻、朱熹解《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之异同

朱熹《论语集注》解“克己复礼为仁”,将“己”解为“身之私欲”,“克己”解为克胜私欲,受到阳明后学以及不少清儒的反对。与朱熹多有交往的张栻解“克己复礼为仁”,讲“克尽己私,一由于礼”,主要就克尽私意而言,并没有直接讲克胜私欲,显示出与朱熹强调克胜私欲不一样的解读。与此同时,朱熹虽然批评胡宏讲“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而强调克胜私欲,但又与张栻一样接受胡宏所言“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并非完全拒斥人的欲望;晚年还较多把“克己”解为克尽私意,与张栻的解读多有一致。可见,朱熹的解读与张栻又是相通的,而各有侧重,其中还包括他们对于“公”“私”的不同理解,体现了二者不同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