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132条(禁止权利滥用)评注

《民法典》第132条明确规定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该条既是民事主体行使权利时应遵循的原则,也可以帮助界定权利滥用行为(可充当其他规则的要件)的意义;但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在既有具体规范之外,因应实践发展需要,孵化独立、具体的补充性禁止权利滥用规则。判断是否构成权利滥用的核心考量因素可以概括为三项:行为人享有权利,且有行使权利的外观;权利人滥用权利,即其行使权利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或者违反公序良俗;权利滥用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其中,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在私法上最为重要,主要包括不合比例地过度行使权利、矛盾行为或者背信行为以及违反公序良俗行使权利等情形。补充性禁止权利滥用规则的一般法律效果是权利限制和权利丧失。在现行法下,权利失效问题基本上可以在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下解决。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商标权不当行使案件中的适用

本文梳理了涉及商标权不当行使的18件民事诉讼案件,归纳其要点,评析裁判得失,由此探讨不当行使行为的认定方式和规制模式。商标权不当行使行为的规制核心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问题。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作为一般条款,无法采用“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的适用框架,应当引入动态系统论方法,识别出认定行使行为构成权利滥用所需考虑的各个要素及其权重综合作出判定。对于商标权不当行使中最主要的恶意注册商标并行使权利的行为,无论是根据司法解释还是动态系统论方法,都应当基于其作为主要目的的恶意直接认定构成权利滥用。由此总结出依据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规制商标权不当行使行为所需考虑的四个方面:权利外观、行使行为、滥用认定和法律后果。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探源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从罗马法初露端倪,法国民法典制定后出现著名判例,而德国民法典正式将其确定为一项原则,继而瑞士民法、苏俄民法、日本民法和我国台湾民法等均以原则的形式规定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我国很多著名的民法学家也主张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规定为正在筹备的民法典之中。

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的权利滥用问题研究

近年来,滥用知识产权的案件时有发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禁止权利滥用规则是《民法典》规定的民事权利行使的限制性条款,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适用禁止权利滥用的规定,是《民法典》体系化适用的重要体现。我国知识产权民事诉讼司法实践对于权利滥用的规制有四种主要形式:以滥用权利作为不侵权的抗辩理由、以滥用权利为由请求承担侵权责任、以滥用权利为由主张构成不正当竞争、因怠于行使诉权等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对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滥用权利行为的认定,应当以是否构成侵权行为、是否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为主要目的、是否符合平衡原则为重点考量因素,并参考谦抑原则。

自力救济，还是权利滥用？--评微软“黑屏事件”

微软对中国实施WGA和OGA计划,对使用盗版软件的用户采取了电脑黑屏和提醒标记的警告,此举引起各界的强烈反应。微软实施"黑屏计划"在技术上涉嫌窃取家庭用户隐私,妨害到个人安全和社会稳定,从法律上看不属于自力救济而是对知识产权的滥用。社会各方都应冷静思考,针对类似事件提出妥善解决方案。

关于民法中确立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的法权观念也发生着变化,由“私权神圣”、“权利绝对”,继而提出对私权行使予以适度的限制,禁止权利滥用逐渐被确立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禁止权利滥用能否成为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含义、认定标准等方面存在争议,对此做一探讨。

产业标准与知识产权结合引致的权利滥用问题

产业标准与知识产权结合是当代产业竞争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结果,给我国的产业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这种结合一方面能使权利人获得最大商业利益,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权利人对所拥有知识产权的滥用,从而阻碍产业的正当竞争和发展。本文结合思科诉华为案,分析了产业标准与知识产权结合的时代必然性,探讨了这种现象所引发的知识产权滥用问题,并提出了我国解决此类问题的基本思路。

诚实信用与权利滥用——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九一年台上字第七五四号判决评析

诚实信用和权利滥用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一般具有指导及终极裁量的功能。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九一年台上字第七五四号判决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和权利滥用原则在法律适用上的规范功能,对于原则具体裁决功能的发挥起到开创作用。探讨诚实信用原则和权利滥用原则的内容和相互关系,对于法律解释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消费者维权过度——自权利滥用的视角

从法律角度考虑,消费者维权过度实质是权利滥用的表现。这种过度维权不但恶化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可能会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损害维权者自身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此,我们应采取增强消费者的法律意识、简化维权程序降低维权成本、加大行政机关执法力度、加强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等措施消解消费者维权过度现象。

驰名商标权利滥用的法律规制——以驰名商标的“霸权”主义倾向为视角

驰名商标不是一种独立的特殊的商标,而是一种商标保护的方法。针对人们对驰名商标本质属性的误解和驰名商标滥用的"霸权"主义倾向,维护私权与公益的平衡使得对驰名商标的限制成为必然。通过规范驰名商标"特权"的有效行使,维护公平的社会竞争秩序。

信息公开与“权利滥用”——日本的现实和应对

"权利滥用"作为信息公开的伴生性问题同样困扰着日本。通说主张应适用禁止权利滥用的原理来应对,这一点无论从立法者的初衷,还是制度早期以及近年的应对上来看都是一致的。尽管信息公开申请权的法律属性、公开中的权利滥用及其判断基准等课题有待今后理论与实务进一步厘清,但以日本的现实与应对来看,是可以考虑在信息公开法规中适当设置禁止权利滥用的相关条款的。不过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禁止权利滥用入法时需要颁行一些配套细则。正如盐野宏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制定具体的判断基准,单纯地把禁止权利滥用写入法规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其次,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以及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说明责任,始终是信息公开的主题与使命。"权利滥用"问题的解决,不宜"矫枉过正"。

试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性质和功能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发端于民法,并逐渐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指超出正当界限的权利行使为法律所禁止。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道德准则的法律化;是衡平性规定;它源于诚实信用原则,并发展为独立的法律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发挥着指导立法、司法以及权利制度实践的重要功能,而且通过对权利与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权利行使这一领域实现人际关系的整合。

公司收购中控股股东权利滥用的法律规制

我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将反收购的决定权赋予了股东大会。但我国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控股股东完全可以操纵股东大会,损害中小股东及收购方的利益。为了防止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收购中滥用权利,维护私利,治本之计在于国有股的减持和机构投资者的培育,当务之急是在《公司法》的修订中增加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和表决权排除制度的规定。

防止权利滥用,避免以权利谋私利

"诬告现象"损害了党外监督的有效性,因此,杜绝和清除"诬告现象"是党外监督对党内监督发挥"正效应"的关键。与此同时,还应当意识到合理运用权利的必要性,并建立防止权利滥用的体制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WTO知识产权协定中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探究——以利益平衡为视角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作为WTO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定)一项基本原则不仅包括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内容,还包括对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本文以利益平衡为视角,结合协定签订的历史背景对TRIPS协定有关于权利滥用的具体规则进行分析,以期实现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全面、立体的认识。

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权利滥用

专利技术会给权利人及相关主体带来实际的或潜在的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因而成为市场主体争夺的目标。当今社会专利侵权诉讼频发,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为了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不可避免地存在滥用其权利的可能性,既包括对专利侵权诉讼的滥用,也包括对诉讼中程序权利的滥用。无论是从完善专利制度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都不能轻视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权利滥用问题,应从法律上进行有效规制。

知识产权保护权利滥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新障碍

贸易自由化是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理想。但贸易自由化时常与贸易保护主义相伴而生,非关税壁垒是近年来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障碍形式。知识产权保护是诸多障碍中更加难以捉摸的、更巧妙的保护手段。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权利滥用不但妨碍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恶化创新的条件,刺激企业的道德风险,而且发达国家还可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因此,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滥用会阻碍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征信消费者“权利滥用”问题刍议

实践中,征信消费者权利滥用问题日渐突出,成为人民银行征信监管部门面临的新课题。通过典型案例揭示征信业管理制度异化现象,剖析征信消费者权利滥用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实现征信消费者权益保护价值导向与规制征信消费者权利滥用问题导向的动态平衡,促进征信市场的健康发展。

权利滥用概念解析

禁止权利滥用在现代民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权利滥用是指权利的行使超出了社会所能允许的范围。权利滥用应予禁止。在权利界限范围内的权利行使也可能构成权利滥用。权利滥用与权利冲突的表现不同,它是权利与利益的冲突。侵权行为和权利滥用是个交集。

虚拟社会权利滥用的实证分析及其法律治理

虚拟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存在与传播方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当前基于互联网技术而不断衍生的各种新媒体,已极大改变了当前的舆论生态。共有媒体对公私边界的重构导致虚拟社会的权利滥用问题日益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因此需以实证的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分析虚拟社会权利滥用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并以此为基础,从尊重权利观念的培育和虚拟社会法律治理体系的完善两个层面分析虚拟社会权利滥用的法律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