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安全新态势：海洋领土争议与大国权力竞争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战略调整深刻地影响着地区安全局势。2012年，美国抛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导致东亚地区海洋领土争议日益尖锐，区域安全态势日趋复杂。2013年底，乌克兰国内局势开始动荡并最终走向分裂，美国联合欧盟对俄罗斯施加制裁，俄罗斯与关西方矛盾激化。以上事态的发展是否意味着大国权力竞争在走强？如何看待当下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本刊特别刊发两篇相关文章，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论公司理财权力竞争与运用

从公司理财权力概念、基本特征着手,分析了公司理财中客观上存在着的理财权力竞争.认为公司理财权力的价值、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资源的稀缺、绩效标准,环境的不确定性、权谋倾向、意见分歧是公司理财权力竞争的动因;公司及公司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法定程序、特殊才能和资源、特殊的行为等途径获得公司理财权力;公司理财人员要善于运用法定权力、奖酬权力、强制权力、专家权力和参照权力.

现实主义语境下的价值多元与权力竞争——评《政治现实主义——威廉姆斯政治哲学研究》

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Williams）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英国时报》称其为“他那个时代最有才华、最重要的英国哲学家”。与对罗尔斯、德沃金等人的研究相比，国内学术界对于威廉姆斯的哲学研究显然很不充分。就政治哲学而言，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代西方学者正热衷于罗尔斯等哲学家的思想，这或多或少影响了国内学者的研究；

制度性权力竞争:以立法统一审议制度为例

制度性权力竞争是指以制度为基础、以权力为内容、以竞争为形式的横向分权关系,即不同部门之间甚至同一部门内部关于同质或同类权力的竞争,并为政治决策者最终确定权力归属提供依据。围绕立法统一审议制度,形成了立法机关外部和内部的权力竞争:在外部层面,立法机关通过统一审议制度,强化了立法主导权,实现对“部门立法”的审查和控制;在内部层面,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其他专门委员会对立法审议权展开竞争和调适。内外权力竞争之间,存在深度的连接和互动。外部的制度性权力竞争压力,逐步传导进入立法机关内部,“法律委+法工委”的立法组合由此应运而生且不断加强。“制度性权力竞争”理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为理解中国政制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文静的美国人》中的帝国主义权力竞争

被称为"越战预言"的小说《文静的美国人》是格雷厄姆·格林后期政治小说的重要代表。《文静的美国人》的政治视角根植于欧洲传统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小说一方面洞察并解构美国普世价值与其帝国主义野心的共谋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传统欧洲宗主国的殖民主义自觉。《文静的美国人》通过对前殖民地国家越南政治现状的审慎检视,凸显了帝国主义新秩序与传统殖民体系的权力竞争。

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

冷战后美国和中国各自的行为选择不仅与此前霸权国和崛起国战略互动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而且现有的理论框架难以对其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这种经验和理论上的双重困惑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本文首先讨论了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几乎不再有战争这一变化对大国影响力获取方式的影响,然后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行为纳入到博弈的分析框架中,通过类比微观经济世界中寡头企业的行为规律,提出了一个用以解释当前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模式的动态分析框架。根据本文的理论,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利益交换竞争中获胜。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如何避免战争以保证崛起过程的和平,而是在美国业已抢占国际安全保障供给"市场"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和提高中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两种演化路径——基于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的比较研究

文章研究了两个相关联的问题:第一,同样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在春秋初期和二战后初期的国际体系都出现了明显的大国主动利他的行为?第二,为什么二战后初期出现的剩他行为得以延续并被逐渐巩固,而春秋初期出现的利他行为却未能延续,反而逐渐退化为一个彻底的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文章通过理论模型和案例比较显示,在特定条件下,即使处于无政府状态,追求权力的大国也会主动采取具有利他效应的利益交换战略。导致这种权力竞争方式出现的最关键的条件是体系中存在抑制大国剥夺小国自主性的社会规范。不过,受具体体系环境的约束,即使所有条件都满足并且使得利益交换战略成为大国权力竞争的占优战略,也并不意味着这种良性的权力竞争局面一定能够持续下去。当大国对小国施加武力胁迫的成本越小,而武力胁迫战略给竞争对手带来的收益越大时,以利益交换为主流权力竞争战略的良性竞争模式就越有可能被以武力胁迫为主流权力竞争战略的恶性竞争模式所取代。

村干部权力竞争解释模型之比较——兼述村干部权力的成就型竞争

村干部权力竞争是学术界关心的重要议题。以往对村干部的权力竞争有三种解释模型:家族模型将村干部的权力竞争视为家族间利益冲突的反映;政治模型认为它是政治运动推动的结果;个人模型认为其起源于村干部的利己行为。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资料指出,村干部的成就动机和某些县乡干部的不负责任的政绩追求是造成村干部间冲突的重要原因。本文还对几种解释模型进行了比较。

地缘政治与权力竞争——民国初年阿尔泰并新问题考论

民国初年阿尔泰并新的历史进程呈现出强烈的地缘政治特征。科阿战争、程克主政、“俄乱”与“阿尔泰兵变”等前后相缀,共同构成了阿尔泰并新历史的完整链条。在这场关乎地缘政治的历史事件当中,还隐约可见权力竞争的影子。北京政府最初设立阿尔泰区,原在于新、阿互为犄角,维护西北边疆主权,同时亦可牵制新疆,而不使其独大,但由此造成了双方互相牵掣之势,俨然成为边疆隐患。北京政府最终批准阿尔泰并新,并非有意在制度上否定阿尔泰独立行政的构想,而是一种基于治理成本的理性选择。就结果而言,阿尔泰并新不仅关系到阿尔泰地区行政区划变更,更是在事件之外涉及对新疆经略乃至于西北、北部边疆经略的统筹。如果说清朝中央政府推行“科阿分治”,乃是从西北、北部边疆治理的全局着眼,彰显阿尔泰“为西、北两路形势扼要所在”之战略地位,那么民国初年“阿尔泰并新”则表明,北京政府业已转向保守立场,局促于保全阿尔泰地方本身,发挥其为“新疆战略屏障”之作用。

权力竞争抑或制度消费——国外政党“碎片化”趋势反思

国外政党"碎片化"的趋势,对传统政党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政党研究中,当权力与选举成为建构分析框架的核心概念时,实则忽视了政党分析的社会维度,忽视了政治生活中作为制度消费的政党,由此带来研究视角的缺失,对政党内涵理解的偏颇。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制度消费型政党迎来了自我发展的新契机。关注制度消费型政党的生存空间及可能的发展方向,可以发现政党研究的新视角,促进政党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规范选择、权力竞争与美国“航行自由行动”

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不仅针对中国,也涉及全球各大洲50多个沿海国家。既有航行自由研究有规范和权力两种解释路径,前者主要强调规范差异,后者则侧重权力竞争和安全冲突。现实中,美国采取"航行自由行动"时极少只遵循规范或权力逻辑,两类逻辑经常同时存在,而且规范和权力本身往往也是多种而非单一的。作者构建了1991—2010年全球122个沿海国家的海洋规范和有关安全变量的面板数据,采用多层次模型法研究国际规范和国家权力如何影响航行自由行动对象国的选择。研究发现:在"航行自由行动"中美国对国际规范的选取会遵循权力逻辑,选择有助于权力扩张的类型;考虑权力因素时则会遵循规范逻辑,选择有助于被普遍接受的类型。即国际秩序中规范和权力互动是双向的,规范可以抑制权力,也可以正当化权力;权力可以破坏规范,也可以促进规范。这一框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特征以及美国塑造国际秩序的不同策略。

政治权力竞争与“中国债务陷阱论”的表现特征和传播机制——以中缅经济走廊为例

本文在政治权力竞争逻辑下,关注"中国债务陷阱论"的表现特征和传播机制。文章认为,"中国债务陷阱论"具有政治性、蓄意性和不平衡性三大表征。无论是从缅甸总体债务水平、债务结构还是项目运营状况,中缅经济走廊项目都不符合"中国债务陷阱论"的三大表征。从传播机制上看,大国之间、地区内部以及国家内部的政治权力竞争组成政治权力竞争三个维度。三者通过内外联盟动员和议题扩散机制,导致"中国债务陷阱论"的扩散传播。"中国债务陷阱论"在中缅经济走廊的出现正是源于三个维度的政治权力互动逻辑。应对"中国债务陷阱论",中国需要提前做好政治风险评估,关切对象国民众的诉求。同时提高中国海外投资形象的传播塑造水平。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入罪问题分析——兼论“反竞争犯罪”概念

反垄断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问题。无论从社会危害性、刑罚必要性、国外立法例还是现实操作性上考察,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都已达到入罪之标准;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罪有其特殊的犯罪构成,立法中应科学设计其罪状与法定刑,并将其归属于"反竞争犯罪"这一类罪名之中。

党政权力清单:提升乡镇政府核心竞争力的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长足的进步,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乡镇党政干部的工作创新。然而,在深入实现法治化建设、提升乡镇政府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乡镇党政权力边界混乱、无法实现法治化的问题。推行乡镇党政权力清单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地方政府有自发创新体制的激情及相应的能力,对基层制度创新的程序及操作方式娴熟,党政权力关系法治化基础良好,以党政权力清单提升乡镇政府核心竞争力具备了可行性。

从跨国供应链中间权力竞争看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能力提升策略

近年来,以国际航空货运为代表的中间权力成为跨国供应链竞争的新战场,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尚未建立安全可控的国际航空货运体系,进行系统化的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跨国供应链权力竞争的视角出发,剖析国际航空货运的中间权力要素构成,并在此基础上评价我国国际航空货运中间权力的现状与短板,最后提出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能力提升的策略建议。

国际传播研究须把握国际权力格局

国际传播实质上是符号权力之争，而符号权力是一种柔性权力，在国际权力竞争中，有着与硬权力（主要指军事、经济方面的实力）同样重要的作用，但软权力又往往需要与硬权力匹配才能充分发挥效用。中国虽然着力推进软实力建设，无论是国际宣传片，还是参加国际事务，承担大国责任方面都在用力经营，但效果并不理想，问题的关节点何在？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如何在国际话语场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本文认为，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把握国际权力格局。

巧用权力杠杆

赢家不见得是最聪明的人,但肯定是最懂游戏规则的人。只要你懂得权力的法则,你将成为下一场游戏的赢家。权力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你说了算的能力。我们来看看哪些权力杠杆可助你在残酷的权力竞争中做到＂四两拨千斤＂。

技术与国际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机制分析

自工业革命以来,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与其国家实力密切相关,而技术则是工业化进程的内在驱动力。技术可以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制度权力来推动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核心国家拥有技术先发优势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居于国际权力结构的中心地位;而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外围国家需要借助技术的扩散效应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外围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会增强其国家实力以及变革国际制度的意愿,以实现从外围往核心的转换,这也是国际权力结构变迁的重要推动力。而核心国家为了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往往会采取切断技术扩散渠道等方式削弱竞争对手的技术创新能力以遏制其崛起势头。因此,技术创新与扩散效应是国际体系中出现“权力转移”现象的重要动因,所引发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则会影响技术创新及其扩散路径,集中体现了技术与国际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影响。

论竞争法中两种限制竞争行为的区别与联系

限购排挤行为,是指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为了排挤其他经营者而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的行为。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或者限制经营者跨地区、跨部门的交易,干扰、阻碍正常的交易活动的行为。限购排挤行为与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是两种不同的限制竞争行为。对二者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制,是竞争法的重要任务。作者阐明这两种行为的概念、特征、法律规制之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正确地认识和规制这两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