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邓若曦,蓟壮蔚,赵助翔,林语欣作品选登

1作品将苗族对仰阿莎和蝴蝶妈妈的崇拜融入品牌和包装之中,通过提取、再设计图案的方式建立专属的品牌和格调。包装灵感来源于苗族花卉图案,边缘的起伏参考了花瓣的曲线,在尽可能贴近苗族文化的同时,设计出蕴含现代感的包装。2包装盒以湘西傩面为灵感,将传统元素与赛博朋克风格结合为带有浓厚机械感的傩面花纹;盒身采用抽屉盒的形式,增添设计感与趣味性。

李东阳与闽人交游及文学思想的传播

李东阳以明确的文学理念、杰出的文学创作和身居高位的地位优势,领导茶陵派长达五十年,其影响力辐射到全国各个地方。李东阳的文学思想随着闽籍茶陵派成员的传播,带动了闽中文风的转变并推动了闽中文学的历史进程。考察李东阳与闽人交游及文学思想的传播,有助于深入茶陵派研究和地域文学研究。

论王世贞对李东阳的批评——兼谈王世贞早晚期文学转向问题

王世贞早期在《艺苑卮言》中对李东阳评价较低,是对李东阳文学创作特色的片面理解和对不足之处的过度强调,实际在核心理念上二人已有不少观点颇为一致;王世贞晚年在《书李西涯古乐府后》中转而大力推崇李东阳的拟古乐府创作,其本质是王世贞对李东阳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与审美价值的再发现,亦与王世贞本人的文学经验积累和心态变化有关。王世贞早晚期对李东阳态度的转变,不可简单理解为从否定到肯定,而是对李东阳文学主张和创作的不同面向给予关注的结果,是文学复古路径由理想主义的严格“拟古”到现实主义的折中“学古”转变所致。

宗唐而不拟唐——论李东阳的诗学思想

李东阳作为成、弘年间的诗坛盟主和茶陵派的领袖,以宗唐复古为旗帜,有力地冲击了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风,振弱起弊,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初步繁荣。他的《怀麓堂诗话》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他宗唐复古、贬抑宋、元,提倡法度、格调的诗学思想。但他宗唐而不拟唐,反对摹拟剽袭。在他看来,唐诗不可拟、不应拟,因为诗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地方文化氛围不同,而诗歌创作既关乎时代风会、气运,又与个人的资质禀赋、性格脾味、兴趣爱好、学养识见息息相关,因此摹拟前人是没有出息,也不会取得成就的。

杨慎与李东阳:观察明代诗学流变多样态的视角

杨慎诗学的形成跟李东阳有重大的关系,第一,李东阳主张“求声于诗”,即重视诗歌的音韵之美。作为诗人兼古音学家,杨慎诗学主张更进了一步,是求古韵于诗。第二,李东阳主张辨识格调,开格调论先河。杨慎将辨体意识作为其诗学理论的基石,其诗话就有纵论古今、辨尽众体的特点。第三,李东阳师古但反对泥古,主张自得、自立。同受李氏诗学影响,七子派吸取格调说而建立了更严格的模拟理论;杨慎则以博贯思想批判七子派的拟古主义,为茶陵派别张壁垒,创立六朝诗派,颇有影响。明代诗学的发展呈现复杂的多样态。

法式善尊崇李东阳考

法式善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蒙古族学者和诗人,官至国子监祭酒。笔者通过对法式善乾隆年间做馆一事的考证,揭示出法式善与富察家族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法式善在嘉庆四年遭受贬谪的原因进行了更为贴切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又发现和解读了法式善撰写的政治隐喻诗,并参证以其他文献资料,首次阐明了文学史上法式善崇奉明代文学家李东阳的政治原因。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的融通意识

作为明代中叶一部较为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怀麓堂诗话》继诗风雍容典雅、以歌功颂德为能事的"三杨"台阁体之后,上承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宗盛唐的格调论,下启前、后"七子"复古的诗学崇尚,企图在雅、俗两种文化品格的交会中找到平衡点,调和山林与台阁两种不同取向的诗文格调,明显带有某种融通意识,而非其前后出现的、有意识结社的诗人呼吸相应以求改变一代诗歌风习者可比。所谓"茶陵派",在明代当属于不自觉的文学流派,惟其如此,在今天就更有进一步认识其价值的必要。

论杨维桢、李东阳乐府体咏史诗创作及清人的全面接受

乐府体咏史诗作为一种诗歌体式,从最初单篇零章的创作,到大规模地制作组诗乃至专集,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现存最早以乐府命题的咏史组诗是元人王恽《读〈五代史记〉作古乐府五首》,随后有杨维桢的大力提倡和创作,铁门弟子张宪等吟唱赓和。继而是明人李东阳以如椽大笔写作《拟古乐府》,以乐府体叙古事、论古人、抒己见,纵横捭阖,使乐府新声嗣响诗坛,从者甚众,影响甚大。咏史乐府发展至清代,形成一种集大成的局面,仅是单独成卷的大型组诗和独立成集的专门诗集就多达百余种,在继承杨、李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繁盛空前。

论李东阳以声辨体的诗学思想

明代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从声律形式的角度来探讨诗歌的本质特征,是我国古代较早开始探讨古体诗声律问题的批评家,尤其是他的"以声辨体"的乐府诗论与乐府诗创作,是对宋代以来诗学批评过于注重义理说教的理性化倾向的反拨,是明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产物,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试论李东阳的格调思想

明代李东阳在其《麓堂诗话》中提出了他的格调思想 ,这对后来复古派格调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 :1.以乐衡诗的基本思路和论诗方法 ;2 .识辩“时代格调”的学诗途径 ;3.守法而求“兴趣”

台阁与山林的交融——李东阳诗歌的审美趣尚

明代李东阳历仕四朝,为官五十年,身居宰辅之位十九年,又是成化、弘治间的文坛领袖。他不仅开创了茶陵诗派,影响了一代诗人,还在革除台阁体影响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同时,以其台阁大臣的身份而又深怀山林情结和思乡情结,于是他在艺术上有意识地打破台阁与山林的畛域,将台阁与山林二体加以揉合,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审美趣尚。

李东阳佚作辑考

李东阳是明代茶陵派领袖,一生著述宏富。其诗文作品,有明清刻本抄本七种。今人据此所编有《李东阳集》(周寅兵点校)和《李东阳续集》(钱振民辑校),均由岳麓书社分别于1983年和1998年出版。两集约一百五十万字,将东阳作品网罗殆尽。然挂万漏一,亦所难免。笔者于专题研究之际,意外获得李东阳佚作四篇。佚作对研究李东阳的生平、交往和思想都不无裨益。

论李东阳的仕宦意识

李东阳的仕宦意识经历了一个由强烈到淡薄的发展过程。弘治十四年以前,他的仕宦意识比较强烈,这主要与其少年教育、仕途经历、君臣关系有关。之后,这种意识逐渐淡化;至正德间,已非常淡薄。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主要有三点:功成身退思想之影响;体弱多病,痛失爱子;朝政昏暗,对国事彻底失望。正德间,东阳不能去位,并非迷恋相位,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并没有真正达到能屈能伸,舍弃一已私利之境界。无论如何,这对国家是有利的。正确把握李东阳仕宦意识之变化,有助于对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李东阳《联句录》艺术特色初探

联句作诗是古代文人唱和的一种特殊方式,自汉《柏梁诗》初现联句诗雏形以来,联句和诗逐渐兴盛,至中唐韩孟联句诗创作达到高峰。至明代,联句作诗风气较浓,茶陵派宗主李东阳的《联句录》就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明代联句诗集。其在联句诗题材、创作形式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同时其艺术的独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娱乐性、流派性、趋同性。茶陵派成员在联句诗形式、内容、艺术特性等方面的尝试,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为联句诗在明代的继续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不拘旧套,另创新格——论李东阳的乐府诗

在《李东阳集》中共有乐府诗三卷,计107首。这些作品不管是诗歌体式、艺术风格,还是题材、主题,都带有很大的创造性,与传统乐府诗绝不相类。这些乐府诗因体制特异,而引起时人与后人的高度关注,其中有褒有贬,有毁有誉,一直争议不休。客观、公允地分析西涯乐府的创新之处,并从历史上诗体的发展与演变、功能的转移与扩展等方面肯定这种创新的价值,应当也是一项有益有工作。

试论李东阳的文体辨析说

李东阳文体辨析说是明代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由体类之辨与体派之辨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构成,是其诗文理论基石,针对性强,意蕴深刻。其说意在辨清文体畛域,回归诗歌当行本色、规范行文、指导写作、改革文风,客观上又启迪了“七子”之崛起,对明代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其亦有保守、不足的一面,尤其是为诗讲究技法,已开“七子”机械拟古之法门,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

论明代阁臣在君臣冲突情境中的行为取向——以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为中心

在明代君臣冲突情境中,一些阁臣采取"委曲将顺,乃克有济"之道事君。此种行为取向以阁臣顺从皇帝主张,反对同僚强谏,又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为基本特征。关涉阁臣此类行为取向的舆论评说褒贬不一,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褒论则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明代阁臣的此种行为取向与该时代中枢体制变迁有内在的关联。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然于同官立朝之道,终究在一定程度上注入了谀君的气息。

李东阳的“格调说”及其影响

有唐诗这一高峰横亘在前，宋人在诗歌创作上已面临不小压力，在另辟途径的过程中，以理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作法导致离诗趣越来越远，创作日益陷入困境，开始向前代优秀的创作学习。明代文人在思想上先是惧祸于“文字狱”，后受八股科举的桎梏以及商业的侵蚀，

论李东阳的《南行稿》

清初的文坛首领钱谦益,写过一部总结明代文学的著作《列朝诗集小传》。他在这部著作中谈到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时,曾不胜景仰地说:“俯仰叹息,盖不胜高曾规矩之慨焉！”钱谦益把李东阳当作明代诗歌史上首先应推荐的人物,甚至奉为高曾,引为规矩,可见李东阳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原是较高的。可是,当前流行的几本文学史对李东阳诗歌的评价都嫌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