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文明小史》解读

对《文明小史》作了新的解读,认为其思想一方面肯定了“文明”维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表明对于维新现状的不安和焦虑。其政治目标止于立宪,指出它以表现晚清改革中的种种混乱为内容,留下了当时社会的生动资料。而其叙述的情节、细节则多原生态的,显得杂乱,人物精神世界展现的多是扭曲了的“文明”。

欧阳钜源与李伯元的两度合作

欧阳钜源当生于1879年,卒于1907年。他16岁中秀才,20岁时已有了“频年生计托书佣”的艰辛经历。1898年他到上海投靠李伯元,约一年后离开,与庞树松回苏州自力办报,因苏州风气未开而遭失败。1900年他二度投靠李伯元,成为李伯元的主要助手。他的选择和李伯元一样典型地体现了晚清自发的社会分化和传统的士大夫转变为市民报人作家的过程。

李伯元与白云词人谈小莲

本文纠正作者先前推测白云词人当系李伯元的误断,确认白云词人是另一位报人作家谈小莲,并考述其与李伯元之关系及创作。

李伯元与“谴责小说”的兴起

晚清“谴责小说”的兴起,并非如鲁迅所论兴起于庚子事变后的1901年和受庚子事变的刺激,而是兴起于1903年,原因是以李伯元为代表的报人作家对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的响应。《官场现形记》开创了晚清旨在揭露官场腐败及其原因的“写实派”社会小说的典范。

李伯元的“功名”与选择

自鲁迅以来,国内学界一直以为李伯元是个普通秀才,围绕着他是否因“屡举不第”而意见分歧。本文查证李伯元的功名其实是廪贡生。他只要愿意,凭廪贡生的功名就能出仕。但他放弃了科举之途和向官场发展的机会,选择了“下海”办报,成为晚清市民报人作家的先驱。

李伯元《文明小史》解读

《文明小史》是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名噪一时的长篇谴责小说，它以讨论中国维新改革方案和道路为主题，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开先河的作品。从其结构、情节和人物设置来看，作品对晚清改革中的种种混乱作了全景式的反映，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缺陷。

李伯元,《绣像小说》编者的确认

近二十年来,围绕着<绣像小说>的编者问题,研究者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探索,也不断产生和积累了许多新问题.

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版权诉讼始末

晚清谴责小说家李伯元所著《官场现形记》被坊间翻刻,后诉诸租界会审公堂,获胜,是晚清文学界最早通过诉讼维护版权的实例,但因资料缺失,诉讼始末一直未被后人所知。本文利用几则世界繁华报馆刊发于晚清其他报刊的告白,揭示出了这一案件的始末。

民族叙事中的智性民族主义立场——李伯元《文明小史》论

《文明小史》文本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以并连和勾连的方式连缀故事(组),其叙事时空操作表现为同一背景时间中的空间位移,体现出社会全景式小说建构的艺术企图,具有民族叙事特质。小说官、民、洋人的人物结构隐含文明与落后对峙、交杂的叙述意义,表达着李伯元对近代中国社会情状与走势的主体认知和整体概括。李氏叙述显示其对本土与外洋关系的某种智性辨析和判断,体现出一种智性民族主义立场,属于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谱系。

论李伯元对科举制度的否定及其对选官制度的探索

考察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中国现在记》《文明小史》,我们可以看出李伯元认为科举制度对应试者的道德衡量没有保障、以"四书五经"为基础的八股文考试空疏无用,否定集权的考官制度,这些否定性的科举观念是对清代小说家科举观的总结。在此基础上,他预感科举即将废除,对科举改革表示赞赏、对改革的弊端提出了批评,还对选官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究其原因,对考官不满的心理动机、拯时济世的热切愿望、科举将废的时代潮流是促使他在小说中否定科举、探索新制的几个重要因素。

诙谐诗话与《庄谐诗话》——兼论《南亭四话》非李伯元作品

诙谐诗话为诗话类别之一,具有讽刺性与诙谐性、庄谐并作的鲜明特色,然分布零散,汇集之作很少。至清末民初之际,诙谐诗话获得显著发展,可以《庄谐诗话》为代表。其嘲讽世俗和诙谐的语言风格,有助人们认识社会积弊和人的精神羸疾,唤起改良意识,并让读者从中感受幽默的愉快。关于《南亭四话》(其中一部分是《庄谐诗话》)的作者,学界普遍认为此书为李伯元撰写,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或否定。综合考辨可知,《南亭四话》并非李伯元作品。

李伯元与《绣像小说》研究

《绣像小说》是日本横滨《新小说》之后国内诞生的第一种小说期刊,其主编是因创办文艺小报而闻名遐迩的晚清著名小说家李伯元。该刊装帧艺术没有采用《新小说》的新式洋装,却保留了线装、绣像等传统书籍的特色。在"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绣像小说》不但刊期最长、容量最大,而且也是刊载名家名作最多的一种。该刊继承了"小说界革命"的改良精神与救世情怀,是《新小说》办刊理念的最忠诚的实践者。

李伯元传记研究的新进展

在清末四大小说家中,以李伯元的传记资料相对匮乏,且已发现的资料中,尚有些需要辨伪和考证。迄今收罗资料最富的,莫过于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这是李伯元研究的基本资料集,常被引用。

徘徊于新旧之间:论晚清职业小说家的小说理论——以李伯元和吴趼人为例

晚清以来,随着报刊业的发达,稿酬制度的建立,"写作"开始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作家"也成为一种新的职业。在这种情形下,有相当一部分文人以报刊为谋生的手段。以李伯元和吴趼人为代表的晚清职业小说家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开拓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他们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颇有见解的理论,表现出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和对中国传统掌握的熟悉程度相当深刻。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考察晚清文学真正的历史地位。

李伯元《文明小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是一部尚未被充分讨论的作品,当下研究它具有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两重意义。前人的研究历时地看可分为三个阶段,共时地看可分为三种范式,已取得了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是前人在国别文学视域下进行研究,较少从比较文学视域进行研究,使很多研究成果未得到充分利用。

李伯元与赛金花

本文通过李伯元与赛金花关系的新史料,还原李伯元的办报风格,以澄清鲁迅对他的误解和当今小说对赛金花的臆想。1897年《游戏报》举办的丁酉夏季花榜虽属在妓女中选美,却贯注着李伯元的民主观念和胸襟;他为赛金花鸣不平所表现出的风格,并非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以赏玩不幸者的痛苦为有趣,而是富于社会正义感和公共良心。

李伯元和《前本经国美谈新戏》

《前本经国美谈新戏》是李伯元根据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政治小说《经国美谈》改编的戏剧。该剧大量采用“对白”，打破了戏剧的旧体制并推动了晚清戏的改革。同时，通过该剧的改编，李伯元本人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政治小说所强调的小说的社会功能使他摆脱了前期的笔墨游戏的创作态度。另一方面，由于中日两国社会时代背景和文学传统的不同，李伯元在接受日本政治小说时有所扬弃，创造出了有别于政治小说的新小说类型——“谴责小说”

近代作家报人李伯元

李伯元自1896年离开家乡到上海之后,办报基本上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从《指南报》到《游戏报》到《世界繁华报》再到《诱像小说》,每一份都是娱乐性质的报刊,在他经手后都办得很出色。本文在简单梳理李伯元的办报过程之后,尝试总结了其娱乐办报思想,认为其并非是利用报纸来满足自己写作欲望的"近代报人作家",而是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用写作这种文学形式来发展壮大报纸的"近代作家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