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百人百论”二十四 白话文百人百论之李健吾、李长之、傅雷

李健吾,李健吾有一个笔名曰刘西渭,他的三个主要身份翻译家、批评家和剧作家,几乎令人无法视作同一人,如果加上小说家、散文家、演员和导演,他就更不可思议了。1906年生于山西运城(安邑)的李健吾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父亲李岐山毕业于山西大学,辛亥革命后任山西第一混成旅旅长,受到阎锡山迫害,后讨伐袁世凯,任段祺瑞政府陆军部少将谘议,1920年被陕西督军陈树藩派兵暗杀。

论李健吾不同时期文学批评的“趣味”体现

“趣味”是李健吾“心灵探险”式的文学批评和通脱超逸艺术文风的内在体现。他在文学批评中强调“趣味”,主要表现在其趣味式的鉴赏态度和趣味影响下的批评原则上。“趣味”体现在李健吾批评的不同阶段,无论是其20世纪30年代以《咀华集》为代表的充满个性的文学批评,还是40年代以《咀华二集》为代表的自觉加入现实标准的文学批评,或者是建国后在时代政治主题下以阶级标准为主的文学批评,李健吾都以其“趣味”维护了文学性。“趣味”见证了李健吾前期咀华风格的繁盛与后期咀华风格的黯然,“趣味”使李健吾在文学批评中始终坚守文学性。

“绝然的距离”的外延、内涵及诗学要义——从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读入

1936年,李健吾在《〈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中提出一个颇为特别的说法,即“绝然的距离”。厘清“绝然的距离”的内涵,不仅对理解卞诗具有重要意义,也对理解北平“少数的前线诗人”的诗歌特征具有参鉴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一说法隐含了李健吾的诗学观,他从“最初新诗”谈起,回归到“诗之为诗”的“纯诗”中,强调其“感觉”的应用、“灵魂的充实”“内在的真实”三方面的内质。在“繁复的现代”语境中,李健吾所谓“繁复的情思”,能够将“时代”“人生”、自我的“灵魂”,完成艺术性融合,符合了1940年代“新诗现代化”中“现实、玄学、象征”的特点,这是“绝然的距离”的核心要义,也是李健吾诗学观的诗学要义。

论李健吾小说的心理书写现象——以《心病》为中心

李健吾以文学批评、戏剧创作和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闻名。其实他早期的小说创作也颇具个人特色,且正是在这批写作实践中,他表现出自觉而鲜明的心理意识。他的短篇小说有持续的心理书写现象,而在长篇小说《心病》内这种心理书写发展至相当细腻繁复的境地,呈现出相当独特的美学风貌。这批写作展现了李健吾文艺真实观的底色。这种向内心世界确认真实性的意志,深深影响了他往后的文艺创作与批评。

论李健吾文学批评本色观

在李健吾三四十年代的批评文章中,“本色”一词被使用的频率极高。其指称对象包含了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四大文学活动要素,贯穿于整个文学艺术创造和接受的始终。以“本色”为批评内核,观照文学作品并进行批评实践;将“真诚”“性情”“自我”“印象”等中西文论观念巧妙结合,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最具特色的批评家。李健吾在承续中国古代传统文艺思想的基础之上,融入了西方文论中对于文学和批评的现代认识,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批评体系。这为当下建构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范的文艺理论体系提供了范例。

“政治任务”与“文化任务”的交错——新见1940年代中期三篇李健吾集外佚作考释

《论历史和现时(致俞)》《舞台和文学—法国十七世纪》《看司徒乔的画》是新发现的李健吾创作于1940年代中期的三篇集外佚作。《论历史和现时(致俞)》引出了李健吾和俞两人关于戏剧《金小玉》的争辩,从中可见历史性创作日渐被现时性创作取代的迹象。梳理考辨《舞台和文学—法国十七世纪》《看司徒乔的画》可以发现,尊重现实和对抗现实这两种立场态度共存于李健吾笔端。这三篇佚作既揭示了“政治人”所宣扬的“政治任务”逐渐取代“文化人”所看重的“文化任务”的过程,也表明“政治人”与“文化人”的身份认同共存于李健吾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家身上,进而使其对“政治任务”与“文化任务”同表关切。“政治任务”与“文化任务”的交错,最终折射出抗战结束后文艺嬗变转型的繁复面目。

“自反”的历史--上海沦陷时期李健吾的历史剧书写

《阿史那》与《王德明》是李健吾于上海沦陷时期改译自莎剧的两部剧作,二者共同呈现出历史剧特有的自反性构型。这一构型不仅在作品的美学形式与主题学层面得到显现,同时也与剧作者彼时的生命经验若合符节。李健吾的历史剧书写以古今中外的自由转换打开历史与现实的想象。此外,它们也是李健吾的文学理想与戏剧商业利益折中调和的产物,凝聚着剧作家在沦陷时空下的伦理认知、身世抱负与隐微心史。

李健吾话剧:人性刻画的艺术

本文主要分析李健吾话剧作品中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及其艺术成就。文章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李健吾是如何通过创作来展现出人性的多维度面貌的,其次分析了他在戏剧结构、叙事技巧、语言风格和人物性格上的创新。他的作品不仅提供了深刻的人性探讨,也为现代话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译作经典的生成：以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为例

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对人物视角下外部客观世界以及人物内心世界两方面的刻画是极其成功的,尽显其"艺术至上"的创作理念。小说原作中的上述特点在李健吾的译作中得到近乎完美的再现。本文以李健吾的翻译观、艺术观为阐释依据,结合他对福氏艺术理念的不俗把握,通过对《包法利夫人》不同汉译本的比较,试图展示李健吾译本对原作两大特色的成功诠释,探讨其译作的经典之处,进而指出译者与作者艺术理念与审美追求的契合在翻译文学经典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学术论文的大生产运动中想起李健吾

在文学研究各学科畸形膨胀的今天,重温文学批评家李健吾的姿态是别有收获的。李健吾的评论文章属“轻性的论文”,“轻性”论文之难在于因其“轻”而排拒空洞和空泛,因其“轻”而舍弃包罗万象的内容和环环相扣的论证。同时,也因其“轻”而向作者要求敏锐和机智,要求文字的灵动和见解的精警。对于李健吾,阅读和评论的过程就是其生命体验的过程。

李健吾与法国文学

没有法国文学的浸淫和体验，就没有李健吾先生的审美观念和批评华章，但具体细致、洞烛幽微地探讨李与法国文学的关系的工作一直少有人做。本文正是从李健吾对１９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阐释与探求出发，从批评观念和批评方式两方面考察了李与１９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渊源关系，指出正是以现实人生为根据的批评观念决定了李健吾“心”灵探险”的批评方式，使其鉴赏文字和批评实践重视大气磅礴、力度热情及审美趣味方面。正是这种背景，使李健吾评论巴金、沈从文和茅盾的视角高屋建瓴，成为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领域的重大收获。

梁宗岱、李健吾文学批评比较论

梁宗岱和李健吾都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学者。由于崇奉自由主义文艺观和具有广博知识背景等缘故,他们的文学批评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他们都致力于中西诗学的汇通、独立批评精神的维护以及富有个性的批评文体建构等。但同时,他们也存在个性的差异:梁宗岱倾心于象征主义诗学,而李健吾则深受印象主义的影响;梁宗岱的文学批评热衷于诗学原则的探求,李健吾则在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批评的具体实践中体现了他的形上追求;梁宗岱的批评文体兼有知性和感性的色彩,而李健吾的批评文体更多带有感悟、诗性的特征。他们共同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开创了新的境界。

从人性审美到政治审美——李健吾文学批评历程及其反思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个性、有影响的批评家,李健吾一生的文学批评活动是极为矛盾和复杂的。他早期的文学批评以人性为基点,高扬文学独立自足的审美特性,文学批评方法以感悟、印象的批评方式为主,文体和形式上自由、洒脱,真正把批评本身变成了一种艺术。然而,到了1940年代,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越来越强调作品的社会属性以及阶级属性,印象式的批评方法也逐渐淡出。特别是建国后,他的文学批评更多地以政治审美代替了人性审美和艺术审美,导致其批评完全失去了早期的魅力,最终酿成了悲剧。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把李健吾文学批评研究的重点大多放在其早期阶段,而对其批评历程的历史演变关注不多,对其后期文学批评的悲剧成因更缺乏分析和反思。

论李健吾对话自然主义的“人性”观

在对待"人性"的态度上,现实主义主要从道德的角度去分析和评判,人为地将"人性"区分为善、恶两个对立的方面;而自然主义主要从病理学、生物学和遗传学等科学的角度来对"人性"进行解剖与呈现。李健吾深受法国自然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他对人性的理解和论述主要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但在一定程度上又与科学分离,在更高层面上便具备了现代性的意味。

生命诗学的变调——李健吾40年代后期的诗论及其文化选择

20世纪40年代后期李健吾的诗论,一方面受正在崛起的"人民文学"思潮的影响,表现出一种向大众美学靠拢的积极姿态;另一方面延续着他一贯的生命诗学理想,并与北平沈从文、朱光潜所代表的战后"京派复兴"构成一种遥相呼应的关系。其编辑、批评实践,不但对战后诗坛格局——尤其是"九叶派"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为我们认识20世纪40年代后期文学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试论李健吾喜剧的人学基础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

李健吾的喜剧创作高度重视性格的塑造，是有其人学基础的。在此基础上，作家注意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以“完全自居”和“不完全自居”两种方式去塑造人物性格，从而使其笔下的喜剧性格具有了一系列的新特色。

李健吾跨文化戏剧改编的民族特色

李健吾在跨文化戏剧改编领域用力颇勤,他的《金小玉》《王德明》等剧在上海沦陷剧坛取得不俗的成绩。李健吾的跨文化戏剧改编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不止于在人、空、景层面将异域故事"中国化",还在文化风俗、宗教信仰层面与中国现实相融合;浸润儒家思想,借用古典诗词、戏曲,渗透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在完好再现原剧意蕴的同时,积极彰显本民族语言的魅力。李健吾在跨文化戏剧改编方面所作的诸多努力,为使西方话剧成为一种本民族艺术形式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人性”标尺下的不同言说——李健吾梁实秋文艺思想比较

李健吾和梁实秋是现代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文艺思想,既有共同的特征,又有各异的风采。在“人性”的标尺下,对作家的创作,李强调直觉感受,梁重视理性制约。对文学批评,李突出印象鉴赏,梁强调价值判断。梁保守的古典主义立场,使他时露偏激和片面;李的博学和开放,使他更多宽容和同情。两人都追求思想的独立、文艺的自由,但梁时显激烈,李则相对平和;都有一种精神贵族气味,但梁并不作意超然,李则不免过于清高。

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互文性”思想研究

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借鉴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不争的现象,然而又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20世纪30年代,李健吾在其文学批评中详细探讨了文学文本间的相互"影响"问题,认为文学文本间的互相影响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互相借用的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和彼此创新是互文本的生命力所在。这正是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互文性理论的要义。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当下,李健吾的"影响"论观点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也彰显出他文学批评思想的理论张力和强烈的现代意识。

文学感受与批评之“根”——兼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

简述了文学感受之于文学批评的根本性意义,指出当今中国文学批评存在忽视中国文学自身特点和批评主体的文学感受、以西方时髦理论架空中国文学的弊病,而李健吾的文学批评重视个人感受和印象、把批评当作特殊艺术、坚持批评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无疑为当今文学批评提供了一剂良药,对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坚持源于感受、忠于感受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