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春”考——杜甫《文选》李善注受容例证

六朝梁代萧统编纂的诗文总集《文选》发展到唐代,已经孵化出一门新的学问——《文选》注释学,李善注和五臣注是其中两种为人所公认的注本。二者中,李善注以严谨且实证性的注释赢得了杜甫的青睐,对杜诗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对于杜诗中李善注的考证,也成为我们重新解读杜诗的一把钥匙。本文首先考查了杜诗中“怕春”的《文选》李善注出典,以此为基础,结合诗歌的整体基调,重新阐释了《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读者也得以由此重新认识处于草堂时期的杜甫。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

李善注《文選》“始每卷各分爲二”辨證——兼論有關版本的分卷及總目

蕭統編《文選》爲三十卷,《四庫全書總目》提出李善爲之注“始每卷各分爲二”,共六十卷。然而,公孫羅與李善同受學於曹憲,所注《文選》亦六十卷,故而學者懷疑此事創自曹憲。今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等材料,可知公孫羅有《文選鈔》六十九卷或三十卷,即其所注《文選》,又曹憲《文選音義》十三卷乃不附正文之單行本,因此仍當以《總目》爲是。比對李善注本與五臣注三十卷本,可知李善注本每兩卷對應的篇目歸屬存在參差,而細按“篇目分卷”以及“甲乙舊題”,五臣注本分卷乃蕭統原貌。李善注曰“今卷既改,故甲乙并除”者,蓋不僅進行簡單的分卷,而且對一些卷帙的部分篇目調整了所屬之卷次,以達到新的平衡,并非絶對的“每卷各分爲二”。考《文選集注》寫本、北宋國子監刻本等,與行世之尤刻李善注本同,可知篇目分卷的改動承自李善。而自六家注明州刻本以下,其六十卷分篇雖與李善注本同,然書前總目均臆加甲乙,尤刻本總目亦承襲此誤。這既與五臣注本甲乙編次不合,且乖違李善注本體例,轉轉盛行,頗爲惑人。

《文选》李善注引唐前别集述论

《文选》李善注引唐前别集四十余种,此四十余种书后世几乎全部亡佚。今凭李注尚能窥唐前部分别集之一斑。尤为可贵的是,李注不仅援引唐前别集中资料注释《文选》,还据别集中原文与《文选》诗文作比勘与考证,保存了文本的一些异文,显示了《文选》诗文在别集、总集中的一些不同面貌,可为探讨《文选》诗文前源文献以及《文选》的成书情况提供线索,并有助于考察唐前别集的编纂体例。

尤刻本李善注《文选》阑入五臣注的缘由及尤刻本的来历探索

今存宋单刻李善注《文选》,北宋天圣年间国子监刻本仅存残卷,唯南宋淳熙八年尤袤刻本完好。尤刻本多有五臣注阑入,清代以来大都认为是从六臣本摘出李善注而剔出五臣注未尽,此说长期掩盖了尤刻本的文献价值。今以《文选》诸传本综合考察,发现尤刻本底本是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一个校刻本,这个校刻本又是由一个有断烂的较北宋天圣国子监本之注更详的李善注本而以六臣注明州本李善注补其断烂而来;其断烂处恰为明州本删李善注标"善注同"、"善同某注"、"余同某注"之条,校者遂取五臣某注补其断烂,于是阑入五臣注。这一发现,澄清了《文选》传本的一桩长期悬案。

《文选》李善注变迁综述

《文选》注释经历了一个由一到多、又由多到一的过程。从最初李善注显庆三年(658)的上表之本伊始,就产生了不尽一致的传抄本。李善在讲学过程中的不断修订之本,表现出多样的形态,其最终的所谓绝笔之本,则又是对其不断修订之本的统一。监本《文选》的统一整理、刊刻使抄本时代的众多本子加快消失。监本《文选》与平昌孟氏本合并的秀州本,成为第一个合并的本子,其后的广都本、明州本、赣州本,甚至奎章阁本,均是以合并本的面貌出现,合并的传承过程中,二家之注界限的"渐行渐近渐不分",又开始催生出单注本的出现,尤袤刊刻的李善单注本,又从赣州本中脱离出来而独立。总之,《文选》李善注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本子。

《文选》李善注引纬考论——兼及谶纬与汉魏六朝文学的关系

汉代兴起的谶纬文献和思想,在后世屡遭禁止和学术批判,但至唐代还保持着完好的体系特征,这是因为谶纬作为知识与信仰,活跃于中古时期的文学创作与学术活动之中,构成了社会文化的话语实践,《文选》李善注引用了丰富的汉代谶纬文献,从中可以清晰地分析出上述历史现象。

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二题

由于秀州本、明州本以“善同某注”的替代形式删除了部分李善注,导致尤刻本误以为明州本、赣州本的部分五臣注即为李善注,这是尤刻本以明州本、赣州本少数五臣注代替其底本李善注的客观原因。尤刻本明显的增注倾向使尤刻本在其底本李善注与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之间进行选择时往往选择文字较丰满的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这是尤刻本少数作品李善注实为明州本、赣州本五臣注的主观原因。虽然这类例子不多,但它们是尤刻本李善注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独特现象。尤刻本与北宋监本关系密切,所以,尤刻本李善注多可与北宋监本李善注相互对应。尤刻本部分李善注因无对应的北宋监本与秀州本李善注,它们是否为北宋监本李善注无考。

《文选》李善注之“释义”问题

对李善《文选注》是否"释事而忘义",研究者长期争论不休,成为对李善注最大的争论焦点。其症结主要是双方皆以偏概全,对李善注的释义没有进行全面的调查。李善注释义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数量较少,缺乏自觉性。对李善注释义的数量统计和分析证明:无论是批评李善注"释事而忘义"还是赞美李善注"事义兼释",均是不准确的;李善注是释事为主、释义为辅。

文学训诂与自由释义——以李善注《文选》作为考察对象

李善注《文选》以训诂实证的卓异成就在学术史上确立了其重要地位。于是人们形成一种看法,以为它代表了注释学和文学释义中客观性解释的路数,不染任何自由理解色彩,与随意性解释完全背道而驰。然而若联系李善注全部的丰富内容,以及他灵活运用多种注释手段来看这个问题,则会得出一些重要的不同结论。通过对李善注《文选》在客观注释与自由理解之间的关系作重新思考,从其训诂涉及作品的多义性问题、在训释词语典实和解释作品旨趣两方面都存在个人主观偏重等,可证李善在注重客观注释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自由释义倾向,而且这种自由释义具有他的一部分自觉意识。即使他是作单纯的词义训诂,也只表示为理解划出底线,而将进一步理解、鉴赏作品或更多的释义权利留给读者,并非阻止对作品作进一步释义的可能。训诂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种被广泛采用的释义方法,对形成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具有深远重大的影响,深刻地左右着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通过分析李善注《文选》的例子,明了以训诂求释义其实也是能够接纳自由理解的,二者可以相容,这无疑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由释义传统的认识。

从《文选》李善注看《列子》并非伪书

《列子》是先秦道家典籍,是列子门人记录列子思想的著作。该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人整理附益,增加了一些晚出的内容,因而导致部分学者怀疑《列子》是伪书,"伪书说"者多认为魏晋人作伪。从《文选》李善注引用《列子》条目来看,《列子》在两汉魏晋直至南朝宋齐梁期间一直流传有序,西汉、东汉、曹魏、西晋、东晋很多作家都曾引用过《列子》,其中尤以张衡、曹植、嵇康、左思、张协、潘岳、陆机引用次数较多。这些情况表明,从西汉到东晋《列子》一直流传有序,魏晋间有人作伪之说难以成立。《列子》既然不是伪书,其价值和地位也应该重新评价。

李善注《文选》底本与旧注本关系试探

以《文选》李善注本的一些特殊异文与李善注本所存旧注为线索,通过与不同版本及相关文献的比勘,考察李善注本与旧注本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李善注《文选》底本的问题。认为李善注《文选》采用旧注本的可能性较大,并推测李善作注所用《文选》底本可能原有部分旧注。这为《文选》异文的产生原因提供了一个源头性的解释,为《文选》李善注的校勘整理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

P.2528《西京赋》写卷为李善注原本考辨

法藏敦煌写卷P.2528张衡《西京赋》是现存可定年的最早的《文选》李善注本,前辈学者皆视为李注原本,唯傅刚根据写卷李善注文多与赋文相左之事判为"合成本"。本文通过对《西京赋》写卷正文与注文用字歧异条目的全面考察,揭示出《文选》李善注引书"各依所据本"、以旧注本替换萧统原帙《选》文、参酌萧《选》原本用字补释旧注本等李注体例,考定写卷为李善注原本。

《文选》李善注征引《韩诗》异文研究

《文选》李善注的特色之一,是广泛征引唐前古籍解释字句典故,这其中就包括了现已亡佚的《韩诗》,因此,《文选》李善注成为我们了解《韩诗》面貌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由于自宋代以来《文选》迭经翻刻,异文丛出,这又给我们认识《韩诗》带来了不少障碍。由于《韩诗》原本今不存,仅凭李善注中征引的片言只字,对于这些异文很难做出判断。本文通过梳理《文选》李善注征引《诗经》的体例,辨明其选择征引《毛诗》或《韩诗》的理由,在此基础上,将单个的异文置入整个李善注的体例背景中去考虑,从而对于前人尚未辨清的一些异文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文选》李善注诗义例发微

李善注释诗歌,有些典故注释已经包含着李善本人对作品主题或思想的理解。对于此类注释,简单地斥为"释事忘义"是不公允的。另一方面,李善的某些解释已经照顾到诗歌的艺术特点,当然有的解释也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李善注受到后人指斥的原因在于后人无法站在李善的高度上看待李善注。以李善的方式来理解李善注是评价李善注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文选集注》研究——以李善注为中心的一个考察

《文选集注》是《文选》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本子。从《文选集注》的发现、递藏、印章、避讳等诸多方面都不足以证明其出自中土,而是出自日本平安时代。尽管如此,其编纂依据之底本源自唐钞本是毫无疑问的。《文选集注》在编纂中有明显的重视李善注的倾向,而对李善注的音注多有删略,删略音注的内容大都与《音决》重合,此为其编纂体例所致。《文选集注》的存世,为考察写本时代《文选》李善注的变迁提供了可能。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诗赋进士的地位促进了唐代《文选》的传播,而口传与抄写的传播方式导致了《文选》李善注文本变迁中多样性的存在。《文选集注》的底本并非来自敦煌写本,而是一个李善注后期传抄的本子。从李善显庆三年的上表本,到敦煌写本,再到《文选集注》编纂依据之底本中的李善注,可以建立一个写本时代李善注的传播变迁谱系,也为考察《文选》李善注从写本时代到刊本时代的演化提供了可能。

王念孙《广雅疏证》关于《文选》李善注的质疑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李善以钩稽故实、征引出处的方法训释《选》文,成为《文选》的不朽功臣,然而,其疏漏之处亦在所难免。对此,王念孙不仅在《读书杂志》中有集中全面的论述,而且在《广雅疏证》中亦颇多探讨。本文即立足于此,对《广雅疏证》中王氏有关《文选》李善注的质疑与指正予以爬梳整理并试加分析评述。

《文选》李善注引《韩子》考论

《文选》李善注征引之书不下一千五六百种,而其中很多书《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已经不载。我们可以《文选》李善注引《韩子》为例,探究李善在不可能见到全部原书的情况之下,如何征引注释《文选》。《文选》李善注征引《韩子》的引文次数复杂而又难以确定,既有版本方面的原因,也有人为误计的因素。我们在统计引书书目过程中,需要将引书内容参照不同版本进行逐条核对,仔细辨别,才能统计出相对准确的数量。李善注引《韩子》的内容除了来源于《韩非子》原书,还来源于类书。由此可见,李善注《文选》时,所引之书未必皆出自原书,为省繁劳,充分利用现成的工具书——类书来进行注释工作是完全可能的。通过李善注引《韩子》的具体条目,我们还可以发现李善注的一些注释特点,那就是李善注除了点明典故来源外,还紧扣所注释的文章的原意,力求贴近文章本文。

宋人对《文选》李善注、五臣注的评议

自《文选》学史上的两种主要注本即李善注与五臣注问世后,对其优劣的评价一直没有间断。散见于宋代笔记等著作中的札记在评价两种注本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褒扬李善、抨击五臣,其对五臣注的评价多采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通过对《文选》注释的详细比对发现,宋人的评价并非客观。宋代一般知识阶层中盛行的是五臣注,苏轼等人对李善注的褒扬,最终导致了《文选》合并本、单李善注本的刊刻问世。

敦煌写本《文选》李善注引《毛诗》考异

《文选》李善注所引《毛诗》极具考证价值。不过由于传世宋刊本《文选》多经后人窜易,往往难以采信,故本文以敦煌藏经洞出土唐写本李注《文选》为依据,对其中10条《毛诗》引文(含毛传、郑笺)与今本《毛诗》的异同加以详细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