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唱和诗的多维互动考释

刘禹锡于永贞新政受挫后,二十多年间处于贬谪之中,虽然他积极进取,以唱和诗为政治交往工具,但终究未获得多大的实效。他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的唱和,并不仅仅是诗人间的艺术观照。刘禹锡对三者的不同情感态度,在唱和诗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他与三人的唱和在题材方面可以说无所不涉,在艺术手法方面则强化了用典的特征。刘禹锡与三人的唱和是政治交往的手段,因此对刘禹锡的诗风有一定的影响。

唐李德裕《祭韦相执谊文》及相关问题探略——兼谈唐代贬官对海南文化的影响

唐代李德裕,出身名门显贵之家,历经唐代的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宣宗六朝皇帝。由于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李德裕的为官历程,始终是与以牛僧儒、李宗闵为首的牛党集团和强大的宦官势力斗争相伴相随。在平定边患、整顿内忧方面,立下了显赫功绩。宣宗即位后,李德裕罢相,牛党之徒白敏中、令狐陶、崔铉等掌握朝中大权,将李德裕贬往海南。共同的政治抱负和相同的命运结局,将李德裕和韦执谊两人的感情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于是,在祭祀韦执谊青冢之际,李德裕写下了《祭韦相执谊文》,表达了对韦执谊的无限思念。以李德裕为代表的许多唐代贬官,为海南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在海南岛的后裔问题,也成为一个值得探索的谜团。

论李德裕与会昌灭佛之关系

李德裕是晚唐武宗时期著名政治家，担任首席率相，会昌五年发生的灭佛事件是晚唐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以往史论认为李德裕在会昌灭佛事件上一手策划和具体执行了这次行动。作者根据史料，认为李德裕并本策划会昌灭佛，在灭你行动上也是有保留地参与了一些杆动。

试析唐代赞皇李氏之门风——以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政风之比较为中心

赵郡李氏,为魏晋南北朝以来所谓“崔卢李郑”四姓之一,至隋唐时代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和“优雅”的门风。其中赞皇李氏一支尤为突出,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祖孙三代,在中晚唐政治史上都是颇有影响的人物,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更是两次拜相,且分别在“元和中兴”和“会昌之政”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李氏三代在行政作风、政治态度、为人处世、道德文章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浓厚的传承性,正体现出华北世家大族所独有的家学门风。

张弘靖、李德裕太原唱和群体考论

唐代宰相张弘靖镇守太原期间,与幕府僚佐进行了《山亭书怀》诗的群体唱和,这组诗由李德裕的《李文饶别集》保存下来。这一唱和群体的作者构成是唐代河东节度使府的府主、幕僚和幕宾,唱和地点是太原府城内的山亭,唱和形式是五言律体的组诗。检讨这组唱和诗的内容,考索唱和诗作者的事迹,并通过唱和诗的主题取向和艺术表现以考察张弘靖太原幕府文士的生活与创作,对于中唐时期北方藩镇的诗歌群体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新出土石刻史料与李德裕相关问题探索

李德裕是晚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在新出土的石刻史料中有着较多的记载。梳理这些石刻史料有助于李德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由新出石刻史料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李德裕展开研讨:第一,石刻文献有关李德裕资料的清理;第二,从石刻文献考察李德裕与牛李党争;第三,从石刻文献考察李德裕与唐代文化;第四,石刻史料与李德裕的文学创作;第五,石刻文献与李德裕的世系、生平和交游。

李德裕政治思想研究

李德裕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尊崇君主,强化皇权,此乃李德裕政治思想的核心,其一切政治活动均围绕该核心进行;第二,亲贤臣、远小人,君主必须善于驾驭和使用英才,对贤臣和英才要能"专任";第三,君臣都须务实,不能矫饰文辞,君主要有纳谏的气量,臣下则要注意进谏的方式,宜"婉辞"而不宜"强谏";第四,注重名节与功业,反对朋党;第五,为政须"尚权变",治国方略要顺时制宜而不能拘泥不变;第六,执政者必须尽可能掌握实际权力,这是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基本保证。

李德裕赋与中晚唐赋的发展

李德裕是中晚唐辞赋大家,惜其赋作一向不被学界重视。他以议论入赋,渗透人生感悟及哲学思考;他以独特的赋前注和赋中注为特征,希望当世及后世理解其赋中意。以形式而言,他的语言简省自然,句式不骈不散。李德裕是唐人"新文赋"的杰出代表,在中晚唐赋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杜牧非议李德裕原因检讨

杜牧非议李德裕的言辞发表于李党全面失败之后。其乖常之举原因有三:一是出自个人仕宦前景的考量,二是抒发李德裕执政期间不受重用的怨气,三是为了家族利益的最大化。杜牧的言行是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世俗功利之心外化之缩影,具有典型意义。

令狐梅与李德裕－读《令狐梅墓志铭》

两<唐书>没有为令狐梅立传,但据<令狐梅墓志铭>所载,结合有关文献可知,令狐梅是一个颇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劝阻李德裕接受吐蕃悉怛谋的投降,看清了唐王朝内部朋党之争的存在,李德裕的主张难以实现.他通过李德裕劝阻武宗对政敌进行报复,对缓和政治矛盾也有积极意义.在对泽潞用兵的问题上,他积极提出建议、推荐人才,致使最后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些事实说明,李德裕的所作作为都与令狐梅的主张密切相关.

论李德裕制诏奏议之作风

李德裕为晚唐杰出的政治家,其制诏奏议气势恢宏,彰显"英雄本色";一事一议,简严中能尽事理;句语坦明,辞情兼备,实现了经世致用与文采斐然的和谐统一。德裕不愧为继中唐陆贽之后的又一公文大家,在唐文发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宰相辞赋与家族地图——李德裕罢相时期辞赋之花木书写及其文化解读

李德裕罢相南楚时期,渐次创作了《白芙蓉赋》、《重读芙蓉赋》、《斑竹管赋》、《柳柏赋》、《二芳丛赋》、《金松赋》等以花木为主题的辞赋。这既是与屈骚香草美人隐喻的文类传统的对话,同时又因李德裕的家族文化背景而加入了更为多元、深邃的文化内涵,融摄进其宰相家族的宦游地图与心灵地图。通过将李德裕辞赋之花木书写与其诗歌、记体文、论说文等不同文类相对读,可以窥见其中超越屈骚"香草美人"的隐喻传统,而涵盖家族记忆、祖德先志及门第风范等内容的心灵脉动和文学地图。

李德裕与会昌政局

宰相李德裕在唐会昌年间,佐助武宗抑制宦官势力,加强皇权,平定昭义镇叛乱,提高中央权威性,毁寺灭佛,挽救危机,开创了唐“王室几中兴”的良好政局。李德裕在唐代历史上应有其地位。

赵郡李氏迁徙与唐代诗歌发展——以李德裕家族为个案

李德裕一门属赵郡李氏西祖房,祖父李栖筠自赵郡迁徙京洛,为李氏家族在政坛与诗坛的成功奠定了良好基础。李栖筠祖孙3代均注重提携后辈,与众多诗人有着很深的交往。即便是在家族迁徙之中,宦海浮沉之时,他们仍然注重组织文学活动,进行文学创作,抒发个人情感。此外,迁徙经历也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扩大了交游圈,提高了诗歌水平,这对当时的诗坛也有一定影响。

论李德裕与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反映出极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们对它的看法和评价不一。对于牛李党争所涉及的诸多问题的不同意见自然就影响到对李德裕的认识和评价。李德裕在涉及科举用人,裁抑藩镇,制定边境政策等国家大义的问题上均有可佳的作为,而牛党则基本上属庸碌无为、偷安保守之辈。因此,李党的最后倒台就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悲剧性。

平泉别业与李德裕的精神世界--兼谈李德裕的“守园观”

平泉别业是李德裕在洛阳经营数十年而成的私家园林,也是在中国园林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洛阳名园。平泉别业的声名远播,既与园林规模、园中奇花异石相关,也与李德裕创作的大量平泉诗有关。由于宦途奔波,李德裕很少入住平泉别业,他通过回忆、想象和书写,构建了具有桃源特质的园林世界,从而达到心灵的自适。为了弥补园林生活的缺失,李德裕命其子孙保守平泉别业中的一草一木,这一行为在明清时期遭到了许多批评,成为中国园林史上的热点话题。实际上,李德裕的守园观一方面与其对园林的喜爱之情有关;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其维持家族政治地位这一心理因素的影响。李德裕是中晚唐政坛的风云人物,他的园林实践、园林观念以及园林书写对后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牡丹赋》与“甘露之变”——李德裕、舒元舆《牡丹赋》新论

中唐著名政治人物李德裕和舒元舆曾分别创作过一篇《牡丹赋》,两篇赋的创作时间基本相同,大约在唐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之变"爆发之前的大和八年或九年暮春,并且这两篇《牡丹赋》很可能带有同题共赋的性质。不仅如此,这两篇《牡丹赋》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德裕、舒元舆"甘露之变"前的心理活动或精神状态。其中,舒元舆曾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等人密谋诛杀宦官的行动,事败罹祸。他的《牡丹赋》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于自己得遇明主、骤然显贵的志得意满,流露出其在"甘露之变"爆发前踌躇满志的心态。李德裕因与李训等人政见不合而在大和八年末离朝外任,他的《牡丹赋》除流露出对朝政的隐忧和对个人升沉荣辱的感慨,似乎还包含对于李训、郑注等朝中妄倖之辈的冷眼和暗讽。"甘露之变"中罹难朝臣的命运,竟被其《牡丹赋》不幸而言中。

论李德裕的公文创作与《左传》、《汉书》之关系

李德裕作为晚唐一代政治大家,其公文创作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本文认为德裕精于《西汉书》、《左氏春秋》与其公文创作关系紧密,《左传》尊王攘夷之大义与《汉书》旁博精萃之典实均鲜明地体现在其公文的写作中,以古治今,援引"故事",是其行文的显著特征。德裕的制诏奏议在其辅佐武宗成就"会昌中兴"之不朽业绩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并实现了经世致用与文采斐然、实用与美感的和谐统一,它们是文章治天下的范型。

庙堂与故园之间:李德裕河朔政策的再审视

李德裕作为唐后期著名政治家,在河朔政策上表现出清醒的头脑和高超的政治策略。首先,在承认"河朔故事",保证河朔藩镇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分化河朔藩镇与泽潞镇的联盟,使河朔藩镇站到朝廷一边,并为朝廷所用,从而孤立了泽潞镇,加速了平叛的进程;另外,对河朔藩镇恩威并济,晓以利害,保证了朝廷政策在河朔藩镇一定程度的贯彻执行。探讨李德裕的河朔政策,既要着眼于李德裕朝廷宰执的身份,站在唐廷对河朔政策演变的历史角度加以考察,也应注意到他作为山东士族的特殊身份对于河朔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易言之,李德裕身为唐廷宰相和山东士族的双重身份,其间是存在一定张力的,在处理河朔问题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河北虽是李德裕的故园,但在河北藩镇割据和牛李党争的特殊背景下,李德裕已自觉疏远了与故园的联系,超越了士族固有的地域性,在河朔政策上表现出羁縻和利用兼顾的双重特征。这是其政治成熟的表现,也是与唐后期士族趋于衰落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

李德裕政风二题

李德裕政风二题陈建樑一对藩镇的裁抑唐代自安史乱后，地方藩镇跋扈难制，正因这些武将据险要、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①。唐德宗时，对藩镇只管姑息，中央更行销兵之策，于是镇将愈加骄纵，朝廷则威望日下。宪宗时虽稍振作②，然元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