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朝鲜文人宋翼弼次韵李白诗歌探析

次韵是一种特殊的接受方式,李氏朝鲜著名文人宋翼弼《龟峰集》录有次韵李白诗歌8题13首。这13首诗特点突出,表现为对李白原诗主题的继承与翻新,对清静避世思想的接受,对家国情怀的接受,其背后是他对李白诗歌自觉的学习和与李白相似的人生遭遇。通过对李白诗歌的次韵,宋翼弼完成了对李白诗歌经典作品的选择,并成为李白诗歌在李氏朝鲜传播的重要一环。

中国医书在李氏朝鲜时代的传播与翻刻

从历史视野来看,整个东亚都属于汉文明圈,也就是深受中国文明影响的文化圈层。身处东亚东北位置的朝鲜与韩国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曾是统一王朝,最强盛的时代是李氏朝鲜时期。彼时中国的各类图籍与知识源源不断地输入朝鲜半岛,并为其社会各阶层所接纳,在这种接纳中,不少中国知识被朝鲜化。文章以中国医书在李氏朝鲜时代的传播与翻刻为研究重点,从出版史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医书在李氏朝鲜时的发展、朝鲜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诸夏不如夷狄”?——从《燕行录》看李氏朝鲜的“华夷情结”

通过对《燕行录》的考察可见,明清易代后,朝鲜在"中国中心主义"的概念上主观地将"中华"与"满清"分离,在政治上视满清灭明为"夷狄攘中国"而继续认同前明旧制为正统;在文化上固守先王法服,视清国为"蛮貊之邦"而不无鄙夷。这其中既不乏遵奉正统的高傲正义感,又存对明亡的惋惜与对清兴的无奈,甚至还有着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略带矛盾的历史正义观。透过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期朝鲜燕行使者在中国的游历观感,不难发现朝鲜精英在文化与政治认同上的矛盾、复杂心理。朝鲜政治归属上的失落加深了其在文化上对胡风满俗的成见,而文化上的鄙夷又导致了他们与满清"蛮貊政治"渐行渐远。

“衣冠文物 悉同中国”——略论明代赐服对李氏朝鲜服饰文化的影响

李氏朝鲜与中国明清两代相始终,在近6个世纪里,尤其在明代,一直以"事大"为基本国策,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明朝对朝鲜也格外恩宠,表现在服饰文化上便是赐服。明朝对朝鲜赐服不仅频繁,而且制定了相关的赐服制度。明代赐服对李氏朝鲜服饰文化影响很大,文章从朝鲜服饰制度、服装款式、色彩、纹样等方面论述了李氏朝鲜"衣冠文物,悉同中国"的特征。

建州、毛怜二卫设置后同李氏朝鲜的关系

明朝时期 ,由女真族所建立的建州、毛怜二卫与朝鲜皆有过密切的交往和联系 ,尤其是建卫之后 ,朝鲜政府神经紧张 ,双方矛盾冲突不断 ,时战时和 ,期间史事纷繁 。

明代建文朝同李氏朝鲜的友好交往

建文帝朱克是大明第二代皇帝，建文朝虽仅存在四年，在内政方面并无建树，但在外交方面，尤其同朝鲜的交往，曾有过重要突破：一方面，开展了红红火火的诗歌外交，一方面又理顺了中、朝之间的册封关系；从朝鲜方面看，国王李芳远为进一步推进同大明的友好关系，在明朝正处"靖难之役"时，答应了建文帝购买战马的要求，并暂时收留了辽东逃来的军民。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使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后来中、朝友好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李氏朝鲜王朝末期文人李建昌对杜甫诗歌的接受

李氏朝鲜王朝末期文人李建昌在汉诗创作上积极学习并借鉴杜甫诗法经验,其对杜甫诗歌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杜诗中忠君爱国思想、诗史精神的继承与弘扬;二是对杜甫组诗的效法,以及杜诗语词的化用。

李氏朝鲜及大韩帝国对明朝女礼服制度的继承和改造

朝鲜王妃翟衣为王妃朝、祭之服,与我国明代翟衣所用礼仪场合大体相同。朝鲜王妃翟衣经由明代赐予、国俗化自造、进一步完善、大韩帝国时期比照明代袆衣制翟衣四个阶段发展形成。其翟衣体系国俗化的确立是以礼服体系为中心,将明代常服(燕居服)体系再架构的过程。大韩帝国翟衣制度虽以明代礼制为母本,但先代国俗化亦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纵观朝鲜历史,朝鲜王妃翟衣体系的沿革实质上是由明式常服到礼服化常服再到礼服的发展脉络。

15—18世纪李氏朝鲜汉学研习路径管窥

通过考察15—18世纪朝鲜的科举内容以及部分文人士大夫的笔记,可窥知这一时期朝鲜汉学研习的大致脉路为:先以《童蒙须知》《孝经》《小学》《童子习》《千字文》等为启蒙,进阶以四书五经为主干,以文选、书传、风骚、诗传、诸家文字等为辅助,伴以《家语》《近思录》等朱子学典籍以构成其汉学体系;同时亦见其本土特色,如《少微通鉴节要》以及《十九史略》较为广泛的流传使用。

浅析李氏朝鲜王朝时期女性民谣诗歌——以婆家生活民谣诗为例

18世纪到19世纪,随着朝鲜社会阶层的身份变动和女性意识的逐步提升,女流作家逐渐走向历史舞台,其生活的悲欢离合和酸甜苦辣尤其体现在婆家生活民谣诗的创作当中。这些作品不仅真实反映了朝鲜女性的现实生活,体现了朝鲜女性的内心情感,还丰富了朝鲜文学诗歌的内容,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精神面貌。本文通过分析婆家生活民谣诗中主要体现的传统女性形象,进一步探讨不同女性解决矛盾的不同方式,借以为当下女性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北伐论”到“北学论”——试论李氏朝鲜对清朝态度的转变

清崇德元年(1636),“丙子之役”李朝由明朝的藩属国正式变为清朝的藩属国。这一转变形式上看似简单,但就李朝的思想观念而言,却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痛苦磨合过程。其过程具体表现为从“反清复明”的“北伐论”到“力学中国”的“北学论”的转变。本文对李朝这一转变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

正统年间建州左卫西迁考实——兼论东亚地区女真与明朝、李氏朝鲜的关系

正统五年,建州左卫女真历经磨难西迁婆猪江、苏子河流域,再次与建州卫李满住会合。这里有适于农耕的土壤与气候,又邻近明辽东地区,因而使建州女真迅速崛起。文章从东亚地区"华夷秩序"的研究视角透视这次西迁事件,揭示东亚地区"华夷秩序"内部结构中,明朝、李氏朝鲜、女真三个层面相互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

试析李氏朝鲜“事大”政策本质之变化

作为东亚地区几乎同时建立的两个封建王朝,明与李氏朝鲜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李朝自建立之日起,即按照"事大"原则处理与明朝关系,但其实质则前后有所转变。大致而言,以李朝宣祖时壬辰之变、明神宗援朝抗倭为标志,李朝"事大"本质实现了由"事大保国"向衷心视明朝为"君父之国"的转变。

论李氏朝鲜(1392-1910年)的事大国策

提出并界定了李氏朝鲜事大国策的概念,概括了事大国策的特征,总结了奉行事大国策的原因,梳理了事大国策的内容,客观评价了事大国策对中国和李氏朝鲜的影响。并指出,李氏朝鲜奉行事大国策是造成东北亚历史舞台上"主角"常新而"配角"依旧的主要原因。

服饰中的礼仪:英藏李氏朝鲜《蔡济恭像》

<正>朝鲜王朝(公元一三九二~一九一○年)的肖像画拉近了视觉、材质与文献研究之间的联系。在分析大英博物馆朝鲜收藏中的《蔡济恭像》时,笔者将先追溯服饰和纺织史中的线索,再转向与该主题相关的历史文献。此幅画作在追溯前述线索方面尤为重要,仔细审视,可获取许多关于朝鲜王朝艺术与社会的信息[图一]。同朝鲜王朝全身像中常见的一样,此画中的蔡济恭也是双腿盘坐于垫上。他头戴乌纱帽,身穿宽大的浅粉色团领衣,双手置于腿上。

谈李氏朝鲜时期的宫女制度

李朝世宗十年二月制定了后宫制度和女官制度，明确了名称、职责和品阶。李朝的宫女制度在成宗时完全确立，一直沿用至李朝末期。根据《大典会通》记录，宫女指的正五品尚宫以下的宫中女官的通称，宫女根据品阶、职责不同，名称也都不同。

明清交代与李氏朝鲜的中华认识

李氏朝鲜在立国之初即确定了“事大”政策，这一政策对朝鲜影响甚深。在明清鼎革之际，李氏朝鲜的宗主国虽由明变为清，但朝鲜对明朝的文化认同却从未中断。其在明亡之后，表面上奉清朝为正朔，而实际上仍奉明朝为正统，甚至计划实施北伐中原的军事行动。其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尤其是华夷之辨，构成了朝鲜在明亡后系列行动的指南，形成了独特的中华认识。

刍议朝鲜李氏王朝两班社会体制下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古代朝鲜重要的选拔官员制度,两班社会体制是朝鲜李氏王朝时期最突出的时代特点,在这样的时代特点下,科举制度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深深地烙上两班阶层的印记,使其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一面,同时也具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李鸿章主持朝鲜外交事务的原因探析

为了应对来自东西方列强的侵扰,维持宗藩体制的存在,确保东北地区的国防安全,1882年2月23日,清政府调整外交体制,委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主持朝鲜外交事务。从此开始了李鸿章执掌清政府朝鲜外交事务长达23年之久的历史。

18世纪朝鲜实学派“北学”及重商思想论析——以朴齐家《北学议》为中心

朴齐家(1750—1805),号楚亭,朝鲜实学派思想家和社会改革论者,是18世纪后半期朝鲜实学流派——北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本文围绕其代表作《北学议》等著述,对其中所包含的"北学论"及重商思想试作粗浅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