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基于技术执行框架的案例研究

乡村数字治理实践中,技术应用对村民参与的促进机制有待深入探索。借鉴技术执行框架,通过一个乡村数字治理的典型案例研究发现,在数字平台建设中,乡镇政府融合了包括场景映射、技术容纳和便利互动的技术应用创新,以及利益兑现、治理整合和角色归位的制度创新。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共同面向参与的动力、行动与有效性,构成了按参与“分配”、功能集成,以及权能塑造的村民参与促进机制。作为启示,对乡村数字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应当关注数字技术执行阶段,注重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的协同作用。

乡村数字治理的村民参与行为研究——基于湖南省36个村务微信群688名村民的实证分析

结合社会认知理论和PEST理论模型,基于湖南省36个村务微信群688名村民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行为。研究发现,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行为明显多于创造性行为,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外部环境以及村民自我效能感与结果效能感正向显著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行为和创造性行为,且村民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效能感在外部环境与村民参与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建议进一步优化乡村数字治理的外部环境、增强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效能感,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创造性行为,以此促进乡村数字治理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村规民约实施中村民参与的逻辑嬗变——基于A市F村的实证案例

村规民约的普及推广,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图下沉与自下而上的主体对接形成的治理耦合。村民参与作为村域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赋予了村民自我表达的机会,确保村民获得影响其自身生产生活质量的权利,更是保障了国家治理植入基层的合法性基础。在村规民约实施过程中,村民参与的成效受权威要素与动力要素的影响,立足“组织内嵌”和“自主动员”两个维度的强弱,可区分为弥散性参与、控制性参与、从属性参与和合作性参与等差异性类型,并借以识别村民参与从单向到互动、从利益到权利、从象征到实质、从被动到惯习的逻辑嬗变。

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有效路径

乡村文化建设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国家推动,亦需要自下而上的村民参与。文章将格里·斯托克的参与式治理CLEAR模型引入乡村文化建设场域,分析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村民文化参与存在无力参与、无意参与、无视参与、无路参与、无心参与的困境,文化互动社会化加剧文化决策难度、活动组织行政化压缩文化自治空间、村民角色边缘化使其产生直接躺平心理等原因导致困境产生;基于“赋能—认同—组织—机制—回应”的参与路径能提升参与能力、激发参与意识、增强参与力量、拓宽参与渠道与催动参与动机。

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力机制——基于利益—制度互动的分析

资源下乡背景下,实现村庄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乡村治理实践中村民主体作用的制度性发挥与增强,对于建成高效的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动力机制至关重要。对诸暨市X村的案例研究发现,利益实现和制度保障是村民能否有效参与乡村治理的两个关键因素。即:在乡村治理中,制度保障村民参与行为,村民从这种参与中获得切实利益,并进而使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得以有效激发。而村民越来越多地参与乡村治理,对参与制度的优化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利益—制度”机制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形成一种互促互进的良性循环关系,从而强化村民主体意识,为持续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夯实基础。

使村民参与运转起来——一个基于积分制实践发展的统合性框架

村民参与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从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的视角出发,在提炼已有研究的主要观点基础上,将各自独立的策略路径内化为参与要素进行统合,构建影响村民参与的框架,以探析不同要素与参与结果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对积分制实践发展的分析进行检验。其中,利益、观念、权威要素承担参与意愿的激励来源、内生动力和调动机制;制度、规模、技术给予参与能力途径支持、条件支持和效率支持。结果表明,村民参与得以实现是两个维度六种要素在“意愿-能力”框架下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结果,实践中应当灵活运用参与框架,构建促进村民持续参与的运行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现状及优化路径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为例

村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主体,对乡村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现状及优化路径,通过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十八洞村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并收集问卷,运用SPSS软件对数据分析和整理,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寻找“互助五兴”工作机制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以及村规民约到“三治融合”的具体体现,发现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仍然存在意识欠缺,被动参与;法治观念落后;人才缺乏,知识有限等一系列问题。基于现状问题和调研结果,提出用乡愁留住家人,加强教育培训,加强宣传3方面的优化路径。研究结果可为促进乡村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J省N县的调研

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是实现乡村振兴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论文首先从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经历及满意度、意愿、方式,对自己参与乡村治理能力及村干部工作评价和对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现状进行分析;再运用线性回归分析,探讨个人生活满意度、村庄满意度、村干部满意度等因素对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发现村民工作状况、村文化氛围、村干部的工作成绩等因素会显著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结合J县乡村治理的典型,论文提出以农村党建为抓手,构建乡村自治网络;以社会组织为媒介,促进乡村基层自治;以乡村能人为领头雁,带领村民加入村里活动;以平台建设为支撑,提高村民政治素养等方式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让村民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来

2关注点种植头花蓼成为金田村村民们的共识,村民们相互合作,共同分享种植经验和技术,形成了良好的团队协作氛围。农历腊月,雪花纷纷扬扬。遵义市汇川区泗渡镇金田村合作社半山腰上的烘烤房外,整齐地堆放着上百包头花蓼,吴旭搓了搓冻僵的手,仔细检查这批即将发往贵州联盛药业的中药材标签。

村民参与农村公共空间治理的路径优化研究——以江苏省如东县为例

为探究村民参与治理的优化路径,基于参与式发展理论,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考察村民参与农村公共空间治理的现状,探究村民参与农村公共空间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影响因素,从加强宣传发动和观念普及、健全激励机制和提升治理效率三个方面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空间治理工作提出了建议。

共同富裕视域下激活村民参与和美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的全过程参与至关重要,激活村民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鼓励村民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既可以降低乡村建设成本,储备乡村建设人才,激发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潜力,也可以降低农村公共产品的维护成本,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能力,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提高村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村民参与是村庄治理有效的关键因素

实现村庄治理有效治理,是当前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这关系到整个乡村地区的和谐发展和国家的稳定发展。村民参与村庄治理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村民参与村庄治理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内在动力。在村民平等地参与村庄治理实践中,通过合法有序的方式表达其利益诉求,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真正发挥村民的作用,有利于实现民主化政治,丰富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文章首先介绍了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然后阐述了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实践意义。

村庄规划中全方位村民参与方法研究——来自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实践

村庄规划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农村土地的摸查与梳理,这离不开村民的参与和支持;实现村民参与是畅通其表达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村庄自治的基石。但在以往村庄规划中,由于长期生搬硬套城市规划的方法模式,村民参与大多流于形式,成为仅有知情权的"伪参与",村民只能"被动式"接受。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以"全方位"村民参与为突破,探索从参与对象、参与流程、参与内容和参与表达等方面对传统村民参与进行改进和完善,并建议从规范参与程序、提升参与质量、提高参与能力和强化村庄自治等四个方面构建相适应的配套机制。

村民参与式古村落保护模式研究——基于社会网络的建构

村民是古村落保护的主体,研究认为村民的组织动员及意愿表达机制是村民参与保护的关键。通过"村民本位"的社会网络建构将原子化的村民组织起来,通过村民参与的自上而下的保护和村民自下而上的日常性保护措施健全村民参与的意愿表达机制,最终建构村民参与的古村落保护模式。

以村民参与为特色的日本农村规划方法论研究

整理和归纳日本农村规划研究的发展脉络,阐明以村民参与为特色的日本农村规划方法论的特征和发展方向。从与农村规划相关的日本核心学术刊物的文章标题入手,运用文本信息发掘法,首先对1970-2004年农村规划研究的整体进展特点予以把握;然后将上述期间内的农村规划方法论分别按照非村民参与型、村民参与型、村民主体型进行整理;再立足于规划方法论的社会技术特征,阐述以村民参与为特色的农村规划体系的制约因素;最后将视野拓展到未来的规划编制发展方向,提出包含更广泛的村民参与的农村规划方法论的建议。

村庄规划调研阶段村民参与方法优化策略研究--来自珠海东澳岛渔村调研实践

村庄规划尊重村民意愿,重视村民参与已成为普遍共识。规划调研中准确把握村民意愿是规划的根本前提,客观有效的调研数据对规划具有方向性引导,但是,现阶段调研中的参与主体、方法、过程及步骤均存在很多问题,导致村民参与"量质双低"的现实困境。本文在剖析村庄规划调研阶段村民参与现实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珠海东澳岛渔村规划实践经验,针对性地提出参与主体协同化、调研步骤有序化、入户问卷一体化的村民参与方法优化策略,通过"上下结合"的入村入户方式,"驻村观察-入户问卷访谈-小组讨论"的调研步骤,"走家串户"式的问卷访谈方法深化村民参与,提高调研质量,增强村庄规划落地性。

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角色、空间与路径

以政府为主导的供给模式和市场介入的供给模式所固有的失灵风险是村民进行参与的空间所在,村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参与角色不仅仅局限在决策者、监督者和校对者的角色范围内,甚至可以充当生产者的角色。村民的参与角色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性质的制约。为保证村民不同参与角色的有效实现,必须设计多元化的参与路径,并将这些参与路径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和产品性质进行科学的匹配。

村民参与、村干部监督与基层善治

无论从整个国家的稳定还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上看,当代中国"善治"的主要对象就是基层社会。而村民参与和村干部监督关系的研究,对探索基层社会的"善治"有重要价值。为此,选取了湘西蒙县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村民参与虽总体上对村干部履职有促进作用,但蒙县的村干部监督状况却并不理想,这源于村民参与的传统性质和村民自治的体制局限。为此需要为公民参与创造条件和实施县域地方自治,而它们的运行需要以公共利益的建构以及公民参与权的保障为基础——这最终将体现在问责制上。因此,打造健全的问责制及其所需的体制机制是基层社会"善治"的主要途径。

新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村民参与问题研究

概述了有关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理论,指出现阶段村民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着村民参与意识薄弱、形式单一、组织机构短缺等问题;要促进村民参与,需要加强教育引导,健全机制,拓展参与渠道。

农村集体公益事业的“一事一议”制度探讨——从村民参与的角度

自2000年以来,"一事一议"制度已经成为村级集体公益事业筹资筹劳的主要制度形式。经过10年来的实际运行,在一些农村,"一事一议"制度陷入了"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困境。从村民参与角度来分析,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一事一议"过高的组织成本,少数参与"一事一议"的村民利益受损,激励机制的缺失,村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差异等。走出"一事一议"制度的实践困境,要合理估计组织成本,规范权力结构,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构建合理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确保村民对"一事一议"的参与达到制度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