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结构中的村民自治组织:冲突、困顿与对策——以江苏若干行政村为例

研究通过对在乡村治理结构中村民自治组织发展情况的考察,分析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自治组织发展遭遇到的困境及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整合村两委资源、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组织架构、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等对策破解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发展的困境,从而促进乡村治理,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进步。

村民自治组织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动因与路径

作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需要引入社会力量的参与,村民自治组织是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村民自治组织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具备一定的优势,其主要方式包括引导食品安全村民自治、协助政府开展食品安全公共服务、宣传食品安全知识、构建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网络。然而,村民自治组织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亟需从能力建设、边界厘定、政府支持等方面探索突破路径。

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组织

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是一项基本的农村社会制度,无论是从改革开放成果,还是从目前现状,这项新的制度符合我国农村发展的趋势。但由于村民、村委会和乡政府三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不太明确,内生委托人行为能力差、外生委托人角色错位、以及代理人经济基础薄弱、素质不高,使得目前我国村民自治委托代理关系存在诸多的问题。因此,本文从委托代理的视角提出明确内生委托人、外生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责权利,提高代理人的素质、培养内生委托人的民主意识和政治素质、营造民主氛围等措施和对策,并且得出一些的基本结论。

论村民自治组织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中的法律地位

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法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环境保护法忽视了农民的力量,农民的环保积极性没有得到发挥,确立村民自治组织作为环境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赋予它在本村范围内环境规章制定权、环境事务处理权、环境处罚权等权力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农民的力量,产生良好的环境保护效益。为此,在村民自治组织内部应当设置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村民应当自始至终参与村民自治组织的环境决策,同时村民自治环保机构应当接受国家环保机构的领导与监督。

村民自治组织关系能力对农户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

通过构建"关系能力-知识获取-经营绩效"模型,探讨村民自治组织关系能力对农户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在对广东地区208家农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尝试性地从等级关系能力和市场关系能力两个维度来探讨村民自治组织关系能力对农户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创新性地引入知识获取作为中介变量来探讨其中介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关系能力、知识获取均对农户经营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知识获取在市场关系能力与经营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但等级关系能力仅能通过显性知识的获取来促进农户经营绩效的提升。

论村民自治组织运作中的权力冲突与对策

村民自治组织作为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的替代组织出现,立即成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但是村民自治组织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乡镇政府的管理和基层党支部的直接领导机制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有些方面居于主导地位,从而引起村民委员会组织运作过程中难于避免的权力冲突,建立在农村党支部领导方式和职能转换基础上的“两委合一”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制度选择。

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结构与关系研究

中国农村基层自治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创新,实践经验不断丰富,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已经逐渐形成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适度分离而又相互制约的组织结构体系。文章从村民自治的自身资源特质以及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大背景出发,重点分析了村民自治组织主体系统的结构与关系,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建议,以利于推动农村村民自治和农村各项公共事业与公共服务的持续发展。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村民自治组织?

村民自治组织法律制度的实践表明,村民自治组织在组织结构、产权基础和村民自治机制等方面面临着需要克服的矛盾和冲突。以不同性质的组织制度和成员权制度为基础,区分村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更新村民自治组织主体制度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为实现村民自治组织的立法目的,应推动村民自治组织的多元化,促进村民自治组织的开放性,建立村民自治组织的责任能力制度,进一步调整和规范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

论村民自治组织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中的权力

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法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环境保护法忽视了农民的力量,农民的环保积极性没有得到发挥。确立村民自治组织作为环境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赋予它在本村范围内环境规章制定权、环境事务处理权、环境处罚权等权力,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农民的力量,产生良好的环境保护效益。为此,在村民自治组织内部应当设置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村民应当自始至终参与村民自治组织的环境决策,同时村民自治环保机构应当接受国家环保机构的领导与监督。

村民自治组织建设的时代意义及其实践反差

村民自治组织建设的时代意义及其实践反差马长山村民自治组织的时代进步意义村民自治组织建设的重大时代意义不是主观意志所能强加的，而有其客观、历史的必然性。它对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推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起着不可低估的重大作用。第一，它是社会...

论村民自治组织的义务教育参与权

我国城乡教育机会不均等决定了必须重建村民自治组织的义务教育参与权,这种参与权是公民民主权利实现的必然要求和现实内容,也是国家教育权模式的有益补充。厘清村民自治组织义务教育权的法理基础应明确村民自治组织与国家、学校教育权主体的关系、村民自治组织的义务教育参与权的法律规范根据与法律属性。村民自治组织义务教育参与权的实现包括参与学校建设,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参与政府教育决策及提起申诉和控告,当然也包括接受国家的监督和管理。

论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机制

传统的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机制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必须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功能发挥的利益机制,通过村民自治组织的参与机制、动力机制、整合机制和保障机制,实现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

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发展关系问题研究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的关系成为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关系。然而,在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实际发展进程中,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现象,构建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协调关系模式成为了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发展关系的重点。在新的关系模式下,在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的规范下,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当各司其职,互相协调,共同构建文明、民主、繁荣、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政府与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分析

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有赖于政府的大力推动,这也是政府对其赋予信任的过程。如果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过度自治化,只顾本地区的利益而忽视国家的政策,政府将蒙受损失。政府需要通过正式的政权组织渠道,特别是乡镇政权和基层党组织来引导和规约村民自治及其组织形式——村委会的活动,以此来减少信任的风险性,提高信任的概率。

村民自治组织在征地过程中的权利博弈

在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发展是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征地过程中,由于制度建设还处在探索和完善之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出现失范现象,利益冲突愈演愈烈,严重影响农村稳定和发展。在征地过程中,村民自治组织现在到底在起着怎样的作用,应该起怎样的作用,值得思考。

内生型村民自治组织生成逻辑论析

近年来,各地纷纷探索出了一些新的村民自治组织形式,根据这些村民自治组织逻辑起点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内生型和外生型两种,其中,湖北秭归的村落理事会坚持民主自治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以农村内生需求为逻辑起点,自治重心下沉到自然村的两级村民自治体系,实现了实质上的自治,是内生型村民自治组织的典范。研究得出内生型村民自治组织生成的四大逻辑:内生需求提供根本动力,简政放权释放制度空间,社会发育奠定内源基础以及民间权威的助推拉动。内生型村民自治组织在其成长过程中依然面临着一些潜在的局限,应形成长效激励机制以推动这种有效的村民自治组织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村民自治组织参与灾后重建的现状分析——以四川地震灾区为例

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导致四川省88个县(区)受灾,其中农村受灾尤为惨重。目前,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农民既是灾后重建的主要力量,又是直接受益者,灾后重建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而村民自治是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重要制度保障。对村民自治组织参与灾后重建的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剖析了制约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行的对策建议。

村民自治组织结构关系论析

村民自治组织是一个系统的组织管理体系,它内部包含着权力组织、执行组织、监督组织和最基础组织。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设计,为村民自治组织健康运行提供了基本保障,但在村民自治组织的结构关系上还存在法律构架不合理、角色定位不准确、职权分工不明确、运作机制不顺畅等问题,这直接影响到村民自治实践中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有效行使。要破除实践的障碍,就得完善村民会议制度、准确定位村民委员会角色、化解村务监督委员会法律制度冲突、强化村民小组的服务权能。

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组织功能机制研究

近三年来,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和重大方针政策。其中一些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讨,为此,本刊组织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笔谈。张淑敏认为,十一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期,政府必须拿出更多的投入,采取更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李长健、张锋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农村社会利益的协调问题,而利益的协调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组织。传统的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机制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必须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功能发挥的利益机制,通过村民自治组织的参与机制、动力机制、整合机制和保障机制,来实现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刘展宏认为,“三农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要解决这一问题,要求国家在深化农村改革的同时,消除对城乡关系认识中的一些误区,强调城乡统筹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杨风认为,表面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推进城市化进程相互矛盾,但从深层来看,由于两者的宗旨和目的都是为解决中国长期以来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两者之间并行不悖。

村民自治组织的法理分析

随着村民自治事务的增加，村民自治组织类型的增多、功能的健全，村民自治组织在村治实践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已经居于村民自治中的主导地位。我们应不断完善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推动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健全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