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权分配:村组关系的类型化实践与村级治理塑造机制

村组关系作为村庄治理的基础性环节,制约着村级治理的水平与效能。基于鄂、桂、晋三地的田野调查发现,村组关系呈现三种实践形态:“村强组弱”结构、“组强村弱”结构以及“村组均衡”结构。村组关系的类型化实践遵循三重逻辑,即以村庄社会关联为核心的社会逻辑、以集体产权配置为核心的经济逻辑及以行政介入为核心的行政逻辑,三者分别形塑出村组不同的治理能力。由此,行政村与村民小组的治理功能差异根源于其资源配置能力的差异,本质上是村庄治权在村组之间的不同分配。作为村庄治权的主体,村组共同构成村级治理不可分割的完整性单元,村组之间的治权分配是理解村级治理差异的关键。

基层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女性参与村级治理实践研究

农村女性公共参与是妇女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基层治理转型,农村女性不但在村干部职数中占比增加,而且越来越多女性占据权力结构核心地位,村庄层面“妇女当家”现象明显。与男性村干部相比,女性村干部注重服务意识、以心换心,能够守规矩有底线,女性参与村级治理具有柔性治理、情感治理和规范治理特征。基层治理转型下村级行政化和村干部职业化,村庄内部事务由利益纠纷型转向社会动员型,女性为谋求效用最大化的家庭发展策略,主动参与到村级治理中,满足其经济、抚育和赡养等多重复合性目标。从影响来看,农村女性参与村级治理有助于构建回应型基层政府和平权型村级权力结构,促进多元共治格局,提升女性村庄话语权。随着越来越多农村女性成为村干部,政府应该加强乡村治理中的女性领导力,为女性村干部提供有利的外部支持系统。

服务型治理:转型期村级治理的范式转变与实践图景

21世纪以来我国村级治理逐渐朝着服务型治理范式转型。服务型治理在实践上表现为村级治理事务以公共服务为主导,服务型村级组织建立以及柔性化治理方式的形成,其运行结构体现为资源供给上的国家支持、组织职能上的科层分工、法理型权威的权力运行。服务型治理推进了现代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有序落地,但是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服务泛化、治理低效等意外后果。继续推进服务型村级治理的构建与完善,依然要坚持群众路线,建立集约、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

资源下乡背景下的村级治理能力探赜

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将国家资源输入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提高是重要的实践问题。南京A村的经验案例表明,面对资源落地过程中村民以谋取利益为动机的利益博弈对村级治理能力的挑战,村干部在考核压力下遵循“摆平”而非“治理”的逻辑,通过利益交换获得村民配合,使村庄治理陷入行政有效而治理无效的困境。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公共品制度内供给、村级组织行政化、基层治理服务泛化等治理转型造成的村民参与虚化、村干部治理动力弱化和干群关系失衡,是村级治理能力弱化的主要成因。将国家资源输入转化为村级治理能力提高的关键在于,重视村庄主体性地位和功能。同时,赋予村级组织资源再分配权力和提高村民组织化参与治理的能力,是实现资源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村级治理中行政与自治结合的平衡点研究——基于新沂市若干行政村的考察

当前新时代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打破了原有的均衡关系,而行政治理与村民自治作为村级治理体系中的两种力量,二者看似矛盾,实则互补,只有国家力量和乡村力量相互协作才能更好发挥其效能。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适度国家的行政权力介入其中,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同样也离不开村民的自治作用。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村级治理却呈现出行政势强而自治势弱的状态。基于此,在现实村级治理中,构建行政与自治平衡发展的治理结构,发挥行政与自治治理互补的职能以及完善行政与自治有效一体化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村级治理的优势。

共存与转变:西北民族地区村级治理类型探究

基于权力、法律、伦理等不同的关系,社会治理可分为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三种类型。就西北民族地区而言,村级治理主要体现为统治型社会治理,管理型社会治理的作用越加凸现,但服务型社会治理在某种程度上缺失。实现统治型治理、管理型治理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变,必须解决好县、乡、村关系及宗族、民族与宗教等问题。

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村级治理及村庄公益事业发展研究——基于121个行政村的调查报告

本文描述了村级组织和村庄公益事业发展状况,用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村级民主选举制度建立等因素对公益事业发展的影响。基本结论:在过去村庄公益事业投资中,政府投资居主导地位,村集体和农户投资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基层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有助于提高村级组织的效率,有助于动员更多的社区资源发展村庄公益事业。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型态——尝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的政治理论框架

本文依据治村者的品性和能力 ,区分出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能人型四种理想类型村治型态。讨论了村庄性质、民主制度和治村者的互动关系 ,认为在当前村庄舆论大多解体、村集体经济资源普遍匮乏的背景下 ,治村者个人品性和能力对村级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 ,而村级治理的民主化 ,又成为推动民主化村级治理型态变动的制度力量。

价值与限度:农民再组织化与村级治理组织体系再造——基于广东省梅州市F村基层治理改革的思考

目前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存在正式组织职能异化、社会组织缺乏引导、经济组织功能不全的问题,整体表现为农民低组织化。税费改革后,农民的流动性加剧,外部力量对农村社会的整合能力减弱,内生的经济社会组织独立性和凝聚力不强,导致农民更加离散化。低组织化状态下,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缺乏,与基层政府之间缺少有效的缓冲,基层治理成本高且治理效果不理想。横向组织分权和纵向组织分层的村级治理体系创新,有利于完善村民自治组织,促进村民自治形式多样化,实现基层治理中心多元化,更有利于乡村治理结构的优化。但是,由于受历史传统和现行体制的束缚,以农民再组织再造村级组织治理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五位一体”村级治理评价体系初探

【目的】构建村级治理评价体系,对村级治理状况进行考评分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提供参考。【方法】依据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为核心的"五位一体"改革布局进行归类,利用熵值法核算指标权重,构建村级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从我国中西部地区选取典型行政村,对其村级治理状况进行考评分析。【结果】形成了以农村经济建设、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社会公共服务和生态文明为一级指标、共包含21个二级指标的村级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中农村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的权重相对较大,二级指标中村民人均纯收入是考量村级治理二级指标中最重要的项目。在村级治理水平考评中,湖北省老河口市李楼镇张庄村和武汉市洪山区青菱街老桥村的村级治理水平突出,综合得分分别为0.935和0.934分,且与其余20个行政村的得分差距明显。【建议】拓宽选人渠道、健全人才发展机制;以国家、省部、市级开展支援农村发展的活动为契机,挖掘村级治理新动力;促进村级治理典型模式推广与经验分享。

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后村级治理的变迁——以昆山市庙村为个案

苏南乡镇企业曾经对苏南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创造了具有苏南区域特色的村级治理模式。但随着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改制的完成,村级治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原有的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从而面临着进一步完善的抉择。因此,必须进一步优化组织结构,探索村民组织化的新途径;进一步完善法制建设,提高村级治理运作制度化水平;进一步扩大民众参与的渠道,以提高村级治理的民主化程度。

村级治理中的精英分析

村庄精英在村落场域的权力结构中 ,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对村庄精英的分析是村庄权力结构分析的切入点。

新时期乡村治理困境与村级治理“行政化”

村民自治是我国村级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和乡村地区的衰落,村民自治面临着治理主体缺失、自治缺乏经济基础等困境。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脆弱的乡村治理无法应对国家资源大量投入带来的利益格局的变化。为了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落地,村级组织原有的“行政化”趋势不断强化,村级组织的日常运行方式和管理越来越靠近政府部门,逐渐形成“强行政、弱自治”的局面。村级治理行政化的现状虽然有利于管控,也有利于政府民生服务落地,但无法应对乡村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从长远看不利于形成乡村治理的内生性秩序。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演化过程与治理效果--基于苏北C镇调研的分析

为了回应顶层设计的要求,压力型体制驱动下的县乡政权只能选择将中心工作常规化。在完成中心工作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扩展了一线行政链条,将村级组织改造为类似于公共服务站所的治理单元,把村干部规训成为基层行政体系中的廉价雇员。这虽有助于缓解治理压力,却削弱了村级治理的回应性、公共性。村级治理的加速行政化,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扩充具有表象性,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依然处在单向度的“行政下乡”阶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优化乡村权力的组织网络,激活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强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探寻实现乡村治理新目标的有效方案。

关于创新村级治理模式的思考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创新村级治理模式推动农村的和谐稳定和科学发展,一直是政界和学界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就创新我国村级治理模式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表明,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可行的路径当属"村党组织领导、村代会决策、村委会执行"这种"三位一体"的民主治村模式。

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及其解释

村级治理定位为供给公共品、培育现代公民和促进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治理转型和乡土社会变迁催生出的"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嬗变的表象。村级治理在权威结构、资源配置和利益攫取等方面呈现出寡头特征,灰色利益生产、精英结盟和政治庇护促成寡头治理再生产。外生性利益输入和乡土弱社会成为寡头治村的形塑要件。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界定出资源下乡时代乡村政治实践的本质特征,寡头治村的相对固化消解掉村级治理的基本目标。面对普遍存在的村庄寡头政治,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超越基层民主建设命题,对以县为主的地方治理提出深刻而直接的挑战。

村级治理中的村民代表——关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讨论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村级治理中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的核心。正是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构成了特定的村庄基础。只有通过制度建设使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提供给村民和村干部的收益大于建设所需的成本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才有良性发展的希望 ,其效能也会因此增强。

权威与民主关系视野下的村治模式探索--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类型及效果分析

中共十七大报告要求把发展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村民自治是基层民主的中心内容,其实质是在村级治理中实现村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然而,由于各地农村条件的巨大差异,再加上基层政府执法力度的不同,导致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类型和效果大不相同。本文根据村民自治发展的现状,把村民参与分为自主性、动员性、抗议性和鼓动性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参与类型的村治效果,提出了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治理模式。

吸附型城乡关系下的村级治理行政化——以上海地区村级治理实践为例

村级治理高度嵌入特定的城乡关系形态并受特定的城乡关系所形塑。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构造了上海地区吸附型城乡关系形态,农村成为服务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功能板块。农村治理表现出明确的城市功能定位,伴随着政府对农村的统筹、规划和改造工作。这些工作向行政村范围内治理事务的转化,造成了村级治理事务的大量创生,构成了地方政府对村级治理进行行政化改造的内在动力。上海地区村级治理行政化不是由村庄自主发展和内生需求推动的,而是地方政府意志主导下的产物,遵循的是理性设计路径,属于外力驱动型村级治理行政化。将村级治理行政化研究纳入城乡关系视野,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我国村级治理行政化的理解,而且拓展了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