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的实践及其成效

宪法、法律在基层社会的实施,高质量的社会规范不可或缺。从多维视角、立足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既体现问题导向,又服务基层社会治理,追求良法善治的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枫桥经验”预防性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实行综合治理、追求公正效果、健全制度体系、就地化解纠纷,采取预防措施、坚持效果导向、建立预防机制、彰显预防效果,推动制度进步和完善。依法限缩公权力边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规范化、治理手段柔性化、治理机制长效化,彰显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优势。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原创性经验,不仅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解决基层矛盾冲突、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实践智慧,而且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贡献了诸多有益启示,具有独特的价值意蕴和鲜明的实践特色。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首创精神,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价值前提;坚持“多元共治”,汇聚多方力量,注重激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功能,以此打造“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时代特点;坚持“三治融合”,遵循治理规律,注重协调自治、德治、法治有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内容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在意蕴;坚持与时俱进,紧随时代潮流与社会变革,勇于识变,敢于求变,善于应变,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创新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诉求。

“枫桥经验”与诉源治理法治化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创造性地解决了新时代的系列治理问题,逐渐发展为党领导基层治理的重要经验。当前我国基层矛盾纠纷仍呈高发态势,法院面临的“案多人少”问题依然严重,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矛盾纠纷前端预防化解和多元综合治理相结合的诉源治理,是防止我国成为“诉讼大国”的有效途径。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构建诉源治理大格局,形成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体系,推动矛盾调处机制法治化、智能化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创新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是习近平城市治理系列论述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城市治理共同体,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议题。正确把握城市治理共同体思想的精神要义及其时代境遇,深度挖掘“枫桥经验”赋能城市治理共同体的逻辑关联和创新意蕴,在城市治理共同体数字化建设进程中不断丰富和拓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更深层次、更大领域的文明影响力,乃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增添新动能的实践之道。

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数智化实现

数智化技术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已经具备政策依据、实践基础和理论共识。但是,聚焦于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数智化”技术的理论适配与实践融合还缺少系统化的深入研究。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数智化本质是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技术,强化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信息沟通,降低治理过程中的能量损耗,提升整体社会效益。通过对52个典型事例的系统分析发现,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数智化实践中仍然存在发展不均衡、成熟度不够、规则制度缺陷等问题,需要明晰治理主体、统筹治理资源、提升治理效能的基本功能,确立资源、规则、技术三重基本要素,通过治理范围的均衡拓展、治理机制的精细塑造、治理技术的部署创新三重路径加以实现。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基层综合执法改革的结构张力与路径建构

基层综合执法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执法重心下移和执法权下沉有效缓解了基层繁重治理任务与有限执法权力之间的实践困境。然而,执法权下沉并不必然转化为执法效能,二者中间存在复杂权变因素。破解基层执法难题可以从“枫桥经验”中寻找答案。“枫桥经验”随着时代变迁不断丰富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智慧。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广到基层综合执法改革中,就是要在自上而下的党政统合、由内而外的价值引导、从外到里的数字技术支持、全面兜底的制度支撑下构建边界清晰、结构稳固的“执法共同体”,建立健全系统性、一体化的基层执法体制机制。

社工机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兼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

社工机构作为专业性极强的一种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丰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社工机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拓展了社会服务的主体,增强了社会服务的专业性。在预防社会犯罪、助力平安建设,发挥专业优势、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培育“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助人自助、引领社会风尚,赋能家庭、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社工机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离不开多方合作共治的新时代背景,一方面地方党委政府大力扶持和推动社工机构发展,另一方面社工机构积极使用能动策略,主动作为嵌入服务体系。社工机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拓展了为民服务的主体,增强了服务的专业性,丰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

新时代“枫桥经验”内涵凝练及实践研究

新时代“枫桥经验”不仅是预防化解矛盾的经验,更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经验。科学阐释、正确理解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和特征是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前提。本文在凝练概括新时代“枫桥经验”内涵特征前提下,总结经验启示,对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建议。

新时代“枫桥经验”理念下群防群治实践进路研究——基于N市W派出所的考察

群防群治在基层社会治安治理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是我国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力量,群防群治是“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从新时代“枫桥经验”理念出发,结合N市W派出所群防群治工作的实践案例,意图挖掘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公安群防群治工作的实践进路,旨在破解法律法规不健全、群防群治队伍建设不规范、资源力量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等现实难题,以期为解决新时代基层公安机关治安治理提供新“治慧”。

情感场域、功能作用与制度成长——“枫桥经验”视域下的乡贤治理

乡贤治理产生于中国社会千百年来的基层治理实践,为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和形成多元治理格局提供了路径选择。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的灵魂,群众路线是“枫桥经验”的“基因”。乡贤治理是实践群众路线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枫桥经验”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乡贤治理的情感场域和价值引领,使得“枫桥经验”中的乡贤治理有别于传统乡贤治理,既实现了党的领导,又体现了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实现了乡贤治理的独特功能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通过系列制度创新来推进乡贤治理新发展。

“枫桥经验”法治化适用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研究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一个重要维度是注重其法治意涵。“枫桥经验”是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法治化治理经验,将人民对平安和谐的朴素价值追求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要求紧密结合,从局部地区的治理实践上升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标志性成果。相较于普通地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更具特殊性,存在着亟待解决的现实困境。在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嵌入“枫桥经验”法治化的治理理念和方法,从地域、时代和实践维度均具有可行性。对此,应通过完善多元共治体系,提升基层自治能力,强化制度供给与落实等进路,为“枫桥经验”法治化在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实践提供参考。

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自然村(屯)内部矛盾纠纷案例研究

如何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农村内部的矛盾纠纷,是当前乡村治理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当前,自然村(屯)作为我国地域上最小的群众聚居单元,已具备自治、德治、法治的实现条件,有必要在自然村(屯)构建自治为本体,德治、法治为双翼的“三治融合”治理机制。发生在L县L村T屯饮水纠纷的化解过程,为如何运用“三治融合”,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自然村(屯)内部的矛盾纠纷提供了生动的样本。

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考察分析——以广西为例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显现,它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要求,特别是在社会和谐稳定、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以及民族团结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度融入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要始终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遵循,持续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石;同时,紧密围绕造福人民群众这一核心要义,致力于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此外,还应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目标,高效整合与优化社会治理资源,激发社会活力与创造力;最后,因地制宜,深入贯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发展,共同绘就社会和谐稳定的宏伟蓝图。

刑事和解理论及其适用——中国“枫桥经验”与英美VOM模式之比较

刑事和解是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对被害人权利救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制度选择。刑事和解理论来源于司法实践中化解现实社会问题的探索,在中国来源于“枫桥经验”,在西方体现为以英美为代表的VOM模式。前者经验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调解在先、解决轻微犯罪治理;后者是通过调停人使自愿和解的被害人和犯罪人协商解决赔偿问题,修复社会关系。刑事和解理论的哲学基础在中国是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与“无讼”思想,在英美则是“功利主义”和“刑事诉讼契约理论”。中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体现出国家本位与个人本位、广泛适用与限制适用的差异,但都主张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冲突。刑事和解制度应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发挥更大效用。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诉源治理“三端共治”机制研究

新时代“枫桥经验”逐渐从党领导基层治理与群众工作的经验发展为全局性综合性的社会治理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理论贡献。诉源治理“三端共治”机制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司法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时代主题的法治回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主动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着力打造“三端共治”机制模式,解决前端预防不足、中端化解失灵、末端控制欠缺的问题,提升“前端、中端、末端”全流程诉源治理能力,融入网格化、多元化、智能化解纷体系,让矛盾纠纷化在源头、解在诉前、消在萌芽。

“枫桥经验”与调解前置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农村基层的民间纠纷,绍兴诸暨的干部积极运用基层智慧予以解决,避免了矛盾升级,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枫桥经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由过去专门解决农村基层的民间纠纷到现在解决带有熟人社会性质的城市居民间纠纷。我认为在民间纠纷的预防和解决方面,“枫桥经验”所提供的样本对于解决其他地区的民间纠纷有非常巨大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中国式民事司法现代化

“枫桥经验”历久弥新六十余载,从党领导基层治理与群众工作的“一地之计”发展为全面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一国之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成果,是推进中国式民事司法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理想与现代社会“诉讼爆炸”现实之间的冲突与调适,需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司法实际出发,秉承守正创新的理念,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性地解决民事司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回应中国民事诉讼法学本土化的时代之问,以中国式民事司法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公安基层社会治理改革路径研究

“枫桥经验”旨在解决基层社会的矛盾和争议,如今已经发展到“矛盾不升级、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不仅覆盖农村地区,还延伸到了城市、网络,且辐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新时代公安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社会变革、网络时代、需求多元及信息共享不充分等因素带来的挑战与冲击。面对新的形势,应当深刻理解“枫桥经验”的核心思想及价值观,努力将其融入警务工作的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革中。通过数字赋能网格化管理,突出“枫桥经验”定位;大力完善推广“微警务”社会治理模式,明确“枫桥经验”价值导向;加强智慧研判,科学预警,落实“枫桥经验”目标;强化多元共治、联动共筑新格局,拓展“枫桥经验”思路。以期持续推进智能警务的建设和发展,优化公安基层治理发展路径。

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化路径——以12309检察服务中心入驻社会治理中心为契机的展开

12309检察服务中心入驻社会治理中心后,成为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阵地。针对入驻之后的12309中心面临的功能定位不清晰、法律监督质效待提升、资源整合不到位、运行机制欠完善、信息充分共享与有效利用须加强等问题,检察机关应当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引领,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内涵挖掘与外延扩展。为此,入驻后的12309中心应当适应角色,整合资源,围绕助推社会治理,以数字赋能不断丰富法律监督履职内涵、强化履职手段,并通过矛调事项案件化办理、检调对接、公开听证、司法救助、检察建议等法治化方式和手段的运用,使检察履职始终保持在法治化的轨道之上。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广背景下治安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实证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治安志愿服务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途径,也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载体,能有效减轻公安机关治安工作压力。然而,当前治安志愿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社区居民参与意愿不高。基于2021年度平安京津冀建设发展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实证角度出发对影响居民参与治安志愿服务意愿的诸多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在社会经济状况因素中,居民的房屋所有权归属对其参与治安志愿服务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在社区治安环境因素中,社会治安状况评价、夜晚出行安全感对居民参与治安志愿服务意愿影响较大;在治安力量因素中,见到治安志愿者频率、见警(见到警察、警车)频率对居民参与治安志愿服务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据此,在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背景下,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探索提升居民参与治安志愿服务意愿的应对之策,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