醋源酶祖:三晋大地的文化基因与标志性文化遗产符号

筛选一个地方的标志性文化,需要同时反映一个地方特殊的历史进程、映射最广泛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揭示最基层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刘铁梁,2005)。以山西省为例,同时符合三个条件的只有煤与醋:前者是大地赋予的财富,后者却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建设体现区域特征与风貌的标志性文化建筑——南京市栖霞区档案馆新馆建设侧记

档案是历史凭证,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历经4年建设,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街163号,一座庄重、大气的建筑-栖霞区档案馆新馆拔地而起。2023年新年伊始,新馆正式对外开放。作为文化栖霞建设中又一座崛起的文化地标,新馆让群众在充分利用档案文化的过程中,用珍藏的历史守护共同记忆、传承民族文脉,高质量推动地方档案工作与时俱进、阔步向前。

“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

传统体例的民俗志对民俗事象的分类写作,存在着将作为整体并具有互释性的生活文化割裂的倾向。因此,在借鉴民族志书写模式与解释人类学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对《北京市门头沟区民俗文化志》调查与写作实践的反思,提出“标志性文化”这一核心概念,倡导“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新式民俗志写作,以提升抢救与保护民俗文化的认识水平。所谓标志性文化应具有:一、能反映这一地方的特殊历史进程和贡献;二、体现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生命力;三、深刻地联系着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诸多文化现象等三个主要特征。这种民俗志书写也将促进民俗文化调查的深入和研究范式的创新,间接对地方社会协调发展和增强社会自我调节能力具有参考价值。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背景下标志性文化研究——以大运河苏北段为例

大运河沿线主要城市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标志性文化是城市文化的精髓,是地域特色文化的重大载体。近代以来随着大运河运输功能的衰退,大运河城市的标志性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生态民俗学的角度审视城市文化变迁的过程,以市民的日常生活及其习俗传统为着眼点,提炼出体现地方社会生活整体特征、当地民众生存智慧和发展能力的标志性文化特征,并从标志性文化产生的生态本源、传承通路、发展格局三方面入手,揭示当前标志性文化建构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现代化重构的基本模式与主要动力,可以为当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体现文化资源禀赋、打造标识性特色提供思路。

从“一般民俗志”到“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兼论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当下意义

近年来,在借鉴人类学反思民族志理论思潮和成果影响下,民俗学界对民俗志的书写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以摆脱民俗学的危机。但只有刘铁梁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理论与实践,彰显了与民族志的区别,具有特别的学理意义。民俗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民俗志需要作适当的层次划分。在民俗复兴的今天,我们应该让"一般民俗志"和"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共生共荣,使民俗知识有更好的机会和渠道与社会契合,实现民俗学的大发展。

近现代科尔沁标志性文化——长篇叙事民歌

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背景转换、生产方式的变迁和文化的整合重构,近现代科尔沁音乐在题材和体裁上呈现出多样性和变异性特征。其中篇幅浩大、内涵丰富的长篇叙事民歌反映着科尔沁区域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进程,具有历史性、集体性、多元性特征,是近现代科尔沁音乐时期的代表性音乐形态,也是近现代科尔沁区域标志性文化事项。

《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门头沟区卷》:以“标志性文化统领式”为理念的新式民俗志

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民间文化也不例外,目前,传统民间文化正在面临着破碎和流失的危险,如何搜集、整理和传承传统民俗文化是现代中国文化部门、研究工作者与普通民众面临共同的重大文化问题。本世纪初,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等有识之士的共同倡议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程",目的是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组织领导下。

标志性文化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意义探讨——以贵州省黎平县述洞村鼓楼文化为例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挖掘整理，曾经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民族民俗文化获得了转身的机会，重回大众视野。随之，以民族民俗文化为卖点的产业也开始蓬勃发展，其中，独具魅力的少数民族文化尤为吸睛，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也如火如荼的进行。

城市标志性文化旅游线路的设计与开发研究——以“晨钟暮鼓”北京骑行一日游为例

当今国际国内旅游需求发生着巨大变化,文化旅游逐渐成为发展的主流,旅游与文化的关联度渗透性日益增强。我国现行的旅游线路在开发与实践模式上存在着诸多问题,城市内部的旅游线路多是以景点为核心,彼此缺乏互通,而城市则缺乏有代表性的文化旅游线路。本文将从旅游线路的开发原则与开发模式入手,结合美国波士顿著名的历史步行线路——自由之路(The Freedom Trail)的设计与开发做实例,为城市内部在依托良好的文化、商业、交通及相关配套优势的前提下,经过整体性大力开发优质旅游景点,建成主题鲜明、富有乐趣的标志性文化旅游线路提供了科学的开发模式,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标志性线路开发的相关建议。

打造新世纪的标志性文化工程——访著名历史学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

戴逸1926年9月出生,江苏常熟人,中共党员,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1946年又重新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曾主编出版《简明清史》,主持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六五”计划项目的《清代人物传稿》(下)十卷,《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1987年陆续出版《履霜集》《步入近代的历程》《乾隆帝及其时代》《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等并主编完成了“211”工程清史子项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数十年来,撰写或主编书籍三十余种,发表文章四百余篇。曾获吴玉章科研奖、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称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曾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东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成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

仪式、信仰与标志性文化—丫口村哈尼族阿克人拴线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拴线仪式,也称“拴魂仪式”或“颂魂仪式”,普遍盛行于云南多个世居民族民俗生活之中。拴线意在拴住灵魂、祈福消灾,是一种基于万物有灵与灵魂不灭信仰之上的模仿巫术。文章以阿克老人的拴线仪式为个案,认为拴线仪式过程中体现出过渡仪式的属性和特征以及仪式器物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同时它还具有传承集体记忆,调适心理压力;维系本民族情感,加强族群认同、固化等级秩序;体认辈分边界等社会功能。由此可见,拴线仪式应是哈尼族阿克人的标志性文化。

国家版本馆:新时代标志性文化传世工程

2022年7月23日,中国国家版本馆落成。中国国家版本馆作为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由中央总馆文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组成,历时三年建设,目前均已竣工,将全面履行国家版本资源保藏传承职责。

学科范式转变中的“民俗志”——以《中国民俗文化志》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为例

自1950年代至今，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上出现了几次关于田野作业的大型讨论，2006年12月在京召开的“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便是其最新进展。主持人刘铁梁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民俗文化志》的首批成果，对于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目前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如何撰写当前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所期待的民俗志？”——做了回答。本文将《中国民俗文化志》所依赖的概念（“标志性文化”）与写作模式（“标志性文化统领式”）加以批评，重启它所蕴含的可能性，以促使当前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有关田野作业的讨论继续发展。

简析作为花腰傣标志性文化的花街节

作为花腰傣传统节日的花街节,以其独有的反映花腰傣地区历史进程、花腰傣精神气质以及其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等特征成为花腰傣标志性的文化。而这种标志性的文化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今天,在旅游经济的当下对花腰傣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文创激活蓉档时代价值和文化内涵

成都市档案馆馆藏具有丰富的红色档案资源及天府文化档案资源,在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坚持以馆藏资源为基础,积极发掘“镇馆之宝”,并将“创意”与档案元素融合,提取特色型、标志性文化基因和内涵,关注档案文化价值的隐性知识特征,针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深度加工,融入创新文创产品,形成全新的设计开发思路。

国家版本馆:新时代标志性文化传世工程

2022年7月23日,中国国家版本馆落成。中国国家版本馆作为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由中央总馆文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组成,历时三年建设,目前均已竣工,将全面履行国家版本资源保藏传承职责。

哈根达斯的文化标志性对消费者评价的影响

本文以哈根达斯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与数据分析的形式,从消费者的体验与评价的角度,探究哈根达斯的文化标志性的塑造与消费者诉求之间的联系。研究结论表明:品牌文化标志性对于消费者评价有很大的影响,它可以左右消费者对于该品牌的看法与认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购买决策。

品牌的文化标志性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研究

品牌不仅仅是一种营销工具,还可以成为商业社会的文化符号,代表不同的身份、生活方式、价值观,并成为某种文化的象征物。当品牌成为一种文化标志,它就成为文化标志性品牌。本研究发现,品牌的文化标志性越强,消费者品牌态度越好。具体来说:品牌传统文化标志性越强,消费者品牌态度越积极;品牌的现代文化标志性越强,消费者品牌态度越积极。这说明中国消费者不仅仅能接受传统文化标志性品牌,也可以接受现代文化标志性品牌。因此,企业在中国市场进行品牌命名、文化定位,制定广告、包装等策略时,可以更多与传统文化价值和现代文化价值相联系,激发消费者与特定文化价值的联想,最终打造成文化标志性品牌,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

区域国别音乐文化标志性符号及其形态、时空、语境要素——以中国南方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的比较为例

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在音乐艺术形态、社会文化形态及文化意义等方面的发展和变迁,始终伴随着不同层级音乐文化标志性符号的形成、塑造和发展。中国音乐文化标志性符号可分为地域性音乐符号、区域性音乐符号和国族性音乐符号等不同层级类型,这种区分以符号形态学和语义学分析为基础,并且在符号语义学的涵义层面,作为象征性和隐喻性音乐符号呈现出来。在研究思路上,区域国别学理论为这些讨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维度,文化圈和文化(特质)丛理论则给予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论依据。本文以云南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为例,聚焦音乐符号学涵义层,结合形态标准、时空条件和语境要素几方面标准,对不同层级、类型的音乐文化标志性符号展开讨论和分析。

节日为点,文化为媒:推动中华节日文化走向世界

节日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享有独特的文化地位。尤其是重要节日,堪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标志性文化符号,具有广泛而共同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记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华节日更具喜庆元素、团圆色彩、尚古精神和祈福愿景,因而具备融入域外文化的天然基因,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金色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