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现场移动勘查系统研究

刑事案件现场勘查中工作质量不高、规范化不强等情况受到技术人员数量、技术装备等条件影响,为有效解决现场勘查数据采集手段单一、工作强度大、缺乏智能化应用、勘查质量无法有效评估等问题,我们研发了刑事案件现场移动勘查系统,形成了以AR智能眼镜和“小勘”APP为前端,系统数据归档和指挥调度平台为后端的智能化现场勘查扁平化指挥调度系统。该系统通过现场数据汇集,将线索证据按勘查要求汇集整理成勘查报告,并按照现勘系统模式实现勘查信息直接导入,能够实现信息化侦查背景下快勘、快采、快检、快录、快比、快破的“六快”目标。

公益诉讼案件原则上不适用执行和解

法答网问题:公益诉讼案件执行过程中,是否能够和解?引言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修正确立民事公益诉讼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等仅对诉讼和解与调解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均未涉及公益诉讼是否适用执行和解的问题。

六组关键词解锁关键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发布

2023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涉及多项焦点问题,在案件受理范围、仲裁时效、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与责任、二倍工资、劳动合同的续订、用人单位调岗权、劳动关系的恢复履行、职业病、社会保险与特殊待遇等方面均做出了规定,其中仲裁时效、混同用工、社会保险补偿与经济补偿金、恢复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支付与特殊福利待遇方面均是首次做出明确规定,值得关注。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法律规制之探讨

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问题。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有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宗旨,降低了诉讼效率,浪费了司法资源,有必要从法律上进行规制。我国应在借鉴域外规制认罪协商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对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问题进行法律上的规制,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一审法院上诉理由过滤机制,同时建立认罪认罚案件二审法院上诉许可审查机制。处理好保障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和规制其滥用上诉权的关系,确保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序运行。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管理实践

医疗损害责任案件既危及患者安全,又造成医院经济损失。医院设置部门统一管理,通过规范案件处理流程,进行诉讼业务指导,总结分析案件,发送医疗法律风险提示函,开展法律培训、宣传、警示教育、多部门联合质控等管理措施,实现以案促进促改,有效维护医院合法权益,提升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控制医院损失,促进医疗安全。

案件溢出事实对法院裁判形成过程的影响

准确把握与合理运用案件溢出事实,对于案件定量裁判的公正性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意义。以民事纠纷中的彩礼案为例,我国已形成案件溢出事实运用的规范主义的三种进路。然而,这些规范主义进路存在难以对溢出事实作出穷尽规定,难以量化把握溢出事实的运用,以及已有的典型案例和司法解释尚有矛盾或欠严谨等主要问题。因而在案件的定量裁判中,裁判者对溢出事实的判断和运用仍需遵循实践主义逻辑,要基于个案溢出事实与主要事实的内在联系,从情理角度对案件的溢出事实加以衡量,并以可靠性作为判断和运用案件溢出事实的前提。运用案件溢出事实作出的定量裁判结果的正当性证成,需以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存在最低限度的可接受性为前提。

论技术鉴定意见在专利侵权案件中的证据适用

技术鉴定意见对专利侵权案件裁判结果走向、提升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专利侵权案件中,技术鉴定意见的适用仍面临着诸多困境。通过从技术鉴定意见适用的规范性、效力等角度分析其在专利侵权案件中的具体适用问题,以此来明晰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界限,并为优化单方委托鉴定采信标准、增设对鉴定意见书初稿进行预审查的程序、完善技术鉴定意见适用的审查认定程序设计提供新的路径与思考,进而提升技术鉴定意见在专利侵权案件中适用的公信力和可靠度。

涉网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研究

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确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导致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问题日益复杂化。应当清晰认识到案件的管辖是确保具体案件能否司法公正、高效和有序运作的关键因素,且对维护法律秩序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针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所涉及的案件范围、管辖界定标准以及法律适用现存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的特殊性,规范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管辖多连接点规则,规制当事人滥用管辖程序等恶意拖延诉讼行为,并出台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配套规定。

我国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处理程序的问题及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处理程序是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必备要素,监护困境未成年人是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中较为典型的研究对象。自2015年《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生效实施后,我国从监护侵害案件入手,从规范和实践层面开启了对未成年人保护案件专门处理程序的探索。但由于程序主导机关不明确、个案处理程序不完善、监护干预体系薄弱等问题,我国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效果不佳。为统合现有的司法、行政、社会力量,实现各方资源的良性衔接与长效运作,我国现阶段宜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中心,包括发现报告、筛入响应、临时安置、调查评估、结案安置五个阶段在内的监护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处理程序。

重罪案件中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作为合规制度体系中的程序出罪模式,是企业合规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部分涉重罪案件的企业尝试运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予以出罪,这既是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和企业犯罪特征的要求,也是推进诉源治理和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重罪案件中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在我国仍存在若干程序性机制障碍和“双不起诉”的争议。应当在确立检察机关对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主导责任的基础上,适时推动改革在立法层面的合法性支撑,建立合理的企业与自然人二元化归责体系,同时落实重罪案件企业合规改造中检察机关的监督审查职责,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精神。

价值不可通约性与理由冲突型疑难案件的应对

价值不可通约性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有实质性争议的疑难案件与艰难选择这一价值不可通约性的广义用法相关。艰难选择的艰难性表现为价值多维度比较导致的理由用尽,相应的疑难案件因为实质性争议的存在,不能通过抛硬币解决,决策者要在承认两个选项都对的情况下作出选择。疑难案件可以分为三种:审慎价值间冲突导致的疑难案件、道德冲突导致的疑难案件、道德与审慎不可通约导致的疑难案件,其中与道德相关的后两类案件在理论上更为重要。在处理疑难案件时,案例一致性方法应作为区分表面争议和实质争议、展现价值冲突的核心方法;决策时应尽量用折中策略保证公平性,必要时可用规避未来冲突等策略为倾向性的选择提供支持。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党法规制研究——以《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为视角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是党法规制的基本内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在党内法规体系中的法源包括党内基本法、党内一般法、党内综合法和党内专项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行为类型有请托说情式、要求私下接触式、授意属下施压式、要求汇报式、出面协调式和其他形式。党法规制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能够体现党支持司法、党法周延、党依法执政和弘扬法治思维等法治价值。因此,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党法规制应当作出司法让渡、司法工作痕迹化、司法干预予以报告、司法干预责任化等方面的制度设计,要在立法位阶、规制主体、行为的针对性和制裁的时效性方面完善党法规制的立法技术。

基于语义关联融合的案件识别

案件类型的判别是后续案件规律挖掘的重要一环。历史案件数据主要以犯罪人员作案类型划分,并未从受害者和案发地址等角度开展研究。为挖掘数据潜在价值,本文在此展开案件实体关系研究,结合案发地址类型实现涉医涉校案件判别,针对特定类型的案件,可以制定相应的预防策略和优化预防措施。特定案件识别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首先,采用地址相似性和关键词文本分类两种方法实现案发地址类型判别,同时借鉴优化余弦和弹性距离算法,提升地址类型判别的效率;其次,使用中文句法结构,弥补要素提取模型姓名和职业分离缺陷,锁定受害人姓名所对应的职业;最后,在地址类别和人职关系的基础上,设置打标的筛选规则,实现特定案件的识别。

论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属性

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与立法未将其纳入法定证据种类之间的矛盾,导致理论与实务人员对其定性产生截然不同的观点,先后涌现出司法鉴定说、书证说、证人证言说、电子数据说及新型证据说等观点,也有人认为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只能作为查办案件的线索,不能将其视为证据。从司法实践应用情况、法律规定及其证明价值看,大数据分析报告具有证据属性。但受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方法等科技手段尚未成熟的影响,对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定性宜将其区分为办案参考材料、鉴定意见与新型证据种类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应当积极稳妥地推进大数据分析报告取证、质证、认证程序制度建设。

财政领域行政案件的主要困扰及治理路径研探——以近五年北京市财政部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为例

本文主要研究近五年北京市财政领域行政案件基本走势及规律,重点聚焦以诉施压、以诉扰决、以诉搅局、以诉牟利、以诉泄愤、以诉炫能、以诉为乐等七类行政案件所产生的困扰及其吞噬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冲击立法原意和法治生态的严重危害性,围绕如何从诉源、诉前、诉中、诉后、诉累、诉益等多渠道进行综合治理提出了对策建议,呼吁加快推动将财政领域行政案件处置工作纳入良法善治轨道,形成财政部门依法行政与社会公众依法办事、法治政府建设与法治社会建设的“双向奔赴”。

虚假审计案件中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连带责任探讨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中出具的虚假证明对审计结果有着明显的负向干扰,厘清虚假审计案件中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连带责任对于保障审计工作有序进行、维护法律公平公正至关重要。文章从违法性、损害、因果关系和过错四方面厘清虚假审计案件中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明确连带责任法律基础;从虚假审计案件中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连带责任的分摊、赔偿范围以及赔偿金额等维度探讨连带责任的计量;从完善法律法规、规范责任认定机构设置、提升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能力等方面打通连带责任分摊的优化进路。

“套路贷”刑事案件罪名认定困境及其应对研究

我国刑法并没有针对“套路贷”的明确规定,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它只是司法实践中对部分新型“侵财类”犯罪行为特征的概括性评价,如何对其进行准确评价、合理界定和有效规制仍处于初期研讨阶段。“套路贷”犯罪往往与涉黑犯罪交织,具有罪名基本固定、犯罪行为手段多样、社会危害性大等特点。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对“套路贷”刑事案件司法认定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主要表现在罪与非罪、罪名认定、财产认定和依法打击等方面。通过对近两年“套路贷”犯罪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对司法适用过程中罪与非罪、罪名认定、犯罪数额认定提出对策建议。

环境案件跨区管辖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可行性路径

当前环境案件跨区管辖制度改革并不彻底,限于被动回应型逻辑的改革举措存在着顾此失彼等诸多问题,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破除对策式思维、强调管辖制度自身的内在规律。从管辖制度的本质出发,英美法系国家提出的实际控制理论是管辖权分配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适性。借助这一理论工具分析各地环境案件跨区管辖模式,可知当前改革所面临诸多问题的根源都在于环境跨区管辖权未能实现对环境要素的实际控制以及缺乏权源基础。从实际控制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管辖制度以及环境司法审判资源等具体实际,环境案件跨区管辖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应当坚持以生态功能区为标准划分环境案件司法辖区,分别以一般性地方法院与专门环境法院实现对省域内、跨省环境案件的跨区管辖。

法典时代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审理制度的重构

我国传统婚姻登记制度属于公法强制型制度,通过行政诉讼审理婚姻登记瑕疵案件的制度设计并无不妥,而现行婚姻登记制度属于私法自治型制度,婚姻登记机关职权范围、婚姻登记与婚姻之间关系均有所调整,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审理制度也应当相应调整。涉及婚姻关系效力的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当事人应当提起民事诉讼,先行处理婚姻关系效力问题;若是不涉及婚姻关系效力的程序瑕疵案件,当事人可直接请求婚姻登记机关先行处理。若是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的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另一方当事人应当先行要求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在婚姻登记机关不履行职责的情形下,再行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涉碳诉讼案件的司法适用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简称“最高院”)在2023年2月1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司法服务的意见》(简称《司法服务碳达峰碳中和意见》)及配套典型案例,是最高院首次发布“双碳”领域的典型案例。2020年3月福建省顺昌县首例通过认购碳汇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案例以来,认购碳汇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更多适用,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在司法实务操作领域面临困境。通过全面剖析环境犯罪案件适用认购碳汇责任机制存在的问题,探索环境犯罪案件适用认购碳汇机制的司法流程,明确适用的范围,在客观定量碳汇损失的基础上确定实操性较强的生态修复措施,确保生态修复的科学性、合理性,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态修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