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存货动态质押案外人异议之诉权利判定及对抗效力

存货动态质押质物具有流动性且以共同占有为公示方式,较之传统质押模式具有显著灵活性优势,但也蕴含权利冲突风险。除正常设立存货动态质押权外,善意取得规则也可适用于因无权处分设定质权等担保物权或所有权的情形,受让人若为专业信贷机构或其他商事主体,则其注意义务更高,“善意”的认定标准较普通民事主体更为严格。案外人异议之诉中,判断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应当综合考虑申请强制执行人与案外人享有的实体性权益,以及双方的利益衡平。案外人享有的存货动态质押权原则上不得排除申请强制执行人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除非此时强制执行会大幅减损存货价值;案外人享有的所有权与申请强制执行人的存货动态质押权对抗时,优先保护合理信赖权利外观公示一方的利益,丧失利益的一方可以基于基础关系寻求内部救济。

刑事案外人异议制度研究

我国高度重视产权司法保护,但现行法新设刑事案外人出庭制度却对具体规则与程序语焉不详。案外人异议制度具有必要性与正当性。我国完善该制度在理论上不应完全照搬特别程序利害关系人规则,而须结合应然规律和实然需求构建普通程序案外人异议制度。比较法上的不同模式展现该制度可分性特征和相对独立性规律,同时案外人应具有“涉物第三人”的对物之诉当事人角色。在此理论基础上,证成案外人异议参诉的庭审中心程序及保障制度,即先决模式的预先型异议、接续“对人之诉”的同步出庭型异议、相对分离的独立型异议、另行处理的延后型异议等四种程序类型,以及前置公告与事后程序制裁等两类保障制度。最后,从异议客体等切入分析,异议参诉应适用民事证明制度,以实现异议主张。

刑事审判阶段涉案财物处置中案外人的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程序中公民的财产权利长期被忽视,涉案财物处置与案外人利益息息相关。从当前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来看,刑事审判阶段涉案财物处置中对案外人财产权保障不足,缺乏必要的救济程序,影响了对案外人利益的保护。具体表现为涉案财物与案外人概念不清,案外人的知情权、参与权保障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以《刑诉法解释》第279条为中心,从涉案财物情况告知义务主体和送达方式、案外人参与权的法律基础、案外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流程等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加强案外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案外人财产权利保护的实践困境及其纾解——以执行异议之诉为视角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过程中对案外人权利保障明显不足,刑事审判中难以保障案外人的程序参与权,执行“异议—复议”程序未赋予财产权利实体审查的机会。为保障刑事案外人合法权益,以既判力主观相对性为基础,刑事判决对刑事财产的认定不应拘束刑事案外人,财产权属应通过民事程序再行争执。应将检察机关纳入异议之诉中,发挥其监督作用,重塑刑事案外人执行救济程序,实现从“异议—复议”到“异议—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转变。

案外人参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审理:属性、模式与程序

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如何处置既是实体法问题,亦是程序法问题;不仅关涉案件事实准确认定,亦涉及诉讼参与人财产权利保护。传统诉讼模式下,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内容阙如。经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确立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审查程序,为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审理提供程序空间。在此基础上需明确案外人参与审判诉讼地位,细化程序内容,构建具有诉讼化属性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

案外人异议之诉中显名股东名下的股权权属审查标准——以隐名股东作为债务人为切入点

“股权代持”案外人异议之诉中,对于债权人以隐名股东作为债务人并申请执行登记在显名股东名下股权,此时显名股东能否申请排除执行的问题,法院在涉案股权权属的审查判断上存在分歧,呈现形式判断标准与实质判断标准两种做法。合理的股权权属审查标准,应当同时兼顾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防范债务人责任财产逃逸与保障案外人财产安定。形式判断标准在此方面存在不足。隐名股东未释放其拥有股权资产的信号来吸引债权人进行交易,故而债权人并未因股权公示信息产生信赖利益,不具有权益保护的优先性。形式审查标准还存在片面追求执行效率的倾向,可能会对真实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因此,法院宜采取实质审查标准审查涉案股权的实体权属。囿于代持股权事宜的隐蔽性,法院通过代持股权协议等直接证据判断存在代持合意困难,应转向对案外人是否实际出资、能否合理说明出资财产来源以及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间接证据的审查判断。

论不当执行案外人财产行为的实体法效力

在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说的法律性质定位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功能止于排除执行机关的不当执行行为,无法救济案外人因不当执行行为遭受的损失或损害。案外人因不当执行行为遭受损失或损害时,享有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对于不当执行行为及其损失或损害的救济应当适用二元评价体系,即案外人须基于诉讼法上的异议权和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分别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和私法关系诉讼。民事强制执行立法应当明确规定不当执行行为的实体法效力,赋予案外人全面的救济路径。

论被执行人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的诉讼地位

最高人民法院将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法律性质定位为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或复合之诉,关于其方向性却贯彻了旧给付之诉说将案外人异议之诉理解为与第三人主参加之诉同义的第三人执行参加之诉的观点,由此产生了《民诉法解释》第305条根据被执行人是否反对案外人异议确定其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的诉讼地位的畸形规定。如果认为案外人异议之诉是兼具形成之诉和确认之诉特点的复合之诉,应当以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被告。如果关于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法律性质学说采除已被历史抛弃的旧给付之诉说外的其他学说,应当以申请执行人作为被告,但基于防止矛盾裁判、一次性解决纠纷等司法政策的考量,应强制合并案外人异议之诉与确权之诉。

刑事涉案船舶处置中案外人权益保障——基于100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刑事诉讼各个阶段对涉案船舶处置都关系着案外人的权益,审前涉案船舶常处于扣押状态,而审判阶段涉案船舶的处置呈现出附带性和回避性,审后涉案船舶多交由行政机关处置,增大涉案船舶被随意没收的风险。而刑事诉讼过程对案外人权益的保障却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相关法规数量较少且规定模糊,我国合一型涉案财物审理方式忽视案外人权益保障,现有救济机制实际上难以发挥作用。针对审前的种种问题可以通过建立司法性审查制度、召开听证会、完善审前异议权保障法律法规的方式予以应对。此外,可以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判制度,着力破解审判中案外人权益保障不足和审后救济失效的问题。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检视与重构——从一则被执行人配偶主张所有权排除执行案例切入

我国诉讼裁判遵循以实体法要件构成的独立法律事实为审理对象,实行“一法律事实一诉”,加之,妨害民事执行的强制措施长期处于“虚无”,导致案外人、特别是与被执行人有关联关系的案外人对所有权排除执行的执行异议之诉的滥用,成为被执行人中断或拖延执行、逃避债务的“主流手段”。建议以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为契机解决此种现象诱发的“执行难”问题:(一)重塑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制度目的;(二)废止前置程序;(三)设立专业化的执异审判庭,并强化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四)增加诉讼成本和加大法律责任的适用力度以制约异议诉权的任意行使。

虚假仲裁中案外人的权利救济

仲裁是我国解决平等主体民间纠纷的一种重要的权利救济方式。近年来,虚假仲裁的盛行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仲裁的效率和公信力。虚假仲裁中,案外人的权益屡屡受到侵害。目前,案外人通过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执行异议之诉等途径,均无法实现权利救济。针对案外人维权困境,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有效规制和完善。可以重新定义案外人在仲裁制度中的地位,协调不同层级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同时,还可以依托现有制度,引入案外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制度,赋予仲裁案外人损害赔偿权。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异议事由的分析——以具体案例为视角

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的诉讼构成要件——“足以排除执行程序的民事权益”所涉问题如何认定,至今并未进行规范定论,该制度的目的是缓和强制执行的效率优先取向以维护公平公正,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所有权益,可以在法律上获得一个明确的权利,从而减轻了法院在处理案件时面临的压力,同时,“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规范还可以为案外人提供一个参考,从而使其在法律上得到保障,进而达到保障公平、公正、合法、充满活力等目的。关于何种实体权益能够排除执行,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较为原则,司法实践中也多有分歧。联系各国立法例、我国民事实体法以及裁判文书网检索到的司法实践案例可以作出一个简单的权利分类,以期为司法实践中诉讼类型的区分与审判提供借鉴。

期房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权利裁判实证研究--基于91份裁判文书分析

期房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针对期房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后所提起的诉讼。此诉讼的关键在于,案外人就正在执行中的期房是否享有可排除执行的权利。当前,关于期房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裁判规则,在立法层面仍显模糊,司法实践中也面临众多问题。文章从91份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判文书入手,梳理审判实务中的裁判标准、审查路径以及裁判依据,全面审视司法裁判的现状,发现诸如期房权利类型不明确、物权期待权规则滥用、期房权利顺位规则不稳定等问题,皆为当事人纠纷之源。针对既有问题,提出完善策略,旨在为立法机关改善期房执行规则提供建议,为司法机关在期房权利裁判实践中提供参考,以期为期房权利主体提供更为坚实的法律保障。

某建设公司与许某玲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

本案为(2021)最高法民终602号民事判决。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案外人许某玲对于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已经支付全部或者大部分购房款的商品房消费者的生存权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商品房消费者的生存权。

审执分离视角下案外人异议制度的变革

在"审执分离"第二次改革浪潮背景下,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区分了实体性执行救济和程序性执行救济,确立了"案外人异议前置、异议之诉后置"的案外人异议制度。不过,经过实践检验,"案外人异议前置、异议之诉后置"双阶结构带来了程序保障无法与权利救济相对称的现象。基于此,要深化"审执分立"改革,必须设立独立的执行裁决庭,在此基础上构建独立的案外人异议之诉程序。

法律关系视角下的案外人异议之诉

案外人异议之诉作为保障案外人免受法院不当执行影响的执行救济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由于我国的执行救济制度并非理性建构的产物,而是以回应实践需求为导向产生与演进的,难免产生与民事诉讼理论以及现行立法之间的不合。进一步完善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应回归法律关系这一法学基本理论范畴,在明确区分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与“权力与责任”关系的基础上,以解构相关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基本形式为视角对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制度逻辑重新予以阐释,明确案外人为排除对执行标的的执行措施,可直接对债权人提出异议之诉,无须以案外人异议作为前置程序;且债务人对案外人异议理由予以争执时,将现行司法解释确立的对案外人异议之诉与案外人确权诉讼适用共同诉讼,修正为适用诉的合并制度,以实现案外人异议之诉自身及其与民事诉讼法的逻辑自洽。

仲裁案外人准入制度之质疑

通过设立仲裁案外人准入制度以规制虚假仲裁现象,在我国理论界争论已久,而部分地方仲裁委员会似乎也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规定。然而,仲裁案外人准入制度在理论基础上突破了仲裁的契约性与相对性原理,又混淆了仲裁与民事诉讼的本质区别。在制度效能上,仲裁案外人准入制度对规制虚假仲裁的效果存疑,与仲裁的程序构造难以匹配,与案外人的价值追求相龃龉,且可能产生新类型的虚假仲裁。因此,为了保护仲裁案外人的合法利益,应当坚持仲裁裁决效力相对性理论,限制适用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体系化地适用另行起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的既有规则,并建构虚假仲裁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与对仲裁程序的资料开示制度,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仲裁法律体系。

仲裁案外人权益救济机制的立法展开——基于我国《仲裁法》《民事诉讼法》修订和《民事强制执行法》制定的协同考量

“虚假仲裁”等侵犯仲裁案外人权益的情形受到广泛关注。在我国,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2021年司法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及202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分别为仲裁案外人设置不同的救济路径。不同的救济路径背后是既判力绝对效和相对效理论的争论。伴随着仲裁机构“民间性”回归和对仲裁裁决效力认识的深入,仲裁裁决既判力应当坚持相对效。因而,应摒弃构建仲裁案外人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申请不予执行等专门独立型救济机制,根据“侵犯物权型”、“虚构债务型”和“减少责任财产型”这三种可能侵害仲裁案外人权益的情形,挖掘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等规定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撤销权之诉、确认无效之诉、侵权之诉等非专门独立型第三人救济路径。

基于案外人再审之诉民事执行救济扩展的比较与探讨

关于案外人再审之诉的规定,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传统民事执行救济的学理有了突破与扩展。案外人再审之诉与异议之诉有相同之处,亦有诸多不同之处。在立法中,对于案外人再审之诉应进一步明确制度,提升法律层级,取消不当限制,细化、厘清该制度使之趋于完善。

案外人救济机制竞合问题研究——以我国新《民事诉讼法》施行为背景

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引入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立法者试图使用该制度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控制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另一方面是赋予案外人更多的事后救济途径。然而,上述制度的引进却在实践中与已经存在的案外人救济机制产生了竞合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案外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在实践中,立法对这三种案外人的保护已经处于一种厚此薄彼的态势。这种态势在引入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后,不但没有缓解,却更增加了混乱与冲突的可能。基于上述考量,我国立法机关应主要从消除竞合的角度,对案外人救济机制进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