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歌”识理:红色歌谣的听觉叙事(1927-1937)

通过红色歌谣传播马克思主义,让人民群众听“歌”识理,是中国共产党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创举。红色歌谣以听觉为渠道,以叙事为手段,符合通感特征、场域特征、互文特征及当地固有的民歌传统特征,将马克思主义抽象化理论转化为形象化、故事化、情感化的受众体验话语,使面向苏区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成为可能。红色歌谣的传唱促进了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启蒙了广大革命根据地人民,为土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先进的思想理论基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永续价值的新境界。

新媒体视角下广西瑶族歌谣的传播研究

广西瑶族歌谣是广西瑶族文化的根与魂,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背景下,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被打破,双向化传播方式聚拢了流量,更加个性化的传播行为和即时性的“信息同步”,为广西瑶族歌谣的传播带来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为探讨新媒体背景下广西瑶族歌谣的传播路径,本文总结了新媒体时代广西瑶族歌谣的传播特点,对其困境进行梳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传播路径,即汇聚合力,赋能多元传播主体;深度创新,激活文化传播活力;完善机制,加大传播监管力度。

1950年代的中国新诗出路与文学格局问题--以《红旗歌谣》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红旗歌谣》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需要把它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加以考察。其中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新诗的出路问题,以及新民歌和新诗的问题;二是新民歌与旧民歌的区别;三是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社会主义文学的思考;四是文人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关系。这些问题的交织,在《红旗歌谣》的编选及其与同类其他选本的差异中有较为集中的呈现。就历史的角度看,不难发现,《红旗歌谣》的编选实践及其新诗出路问题的讨论,使得迥异于此前的文学格局逐渐清晰并得以确立。通过对这一诗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当代文学格局变迁的进一步认识。

中华文化建设视角下的海口传统歌谣研究

中华文化建设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海口传统歌谣作为一种传统口头文化,记录着海口、海南及中国特殊时期的印记,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被更多地关注。但现阶段,一方面,社会中愈发多元的文化形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冲击着传统歌谣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关于海口传统歌谣的保护与研究还九牛一毛,因此海口传统歌谣研究工作急需跟进。文章提出研究歌谣的“三结构”框架,即以“全国歌谣—地方歌谣—区域歌谣”为视角,觇其在中华文化符号不同体系中的位置。最后结合新海口传统歌谣发展的态势,从自生层面探讨海口传统歌谣在中华文化大背景下承载的更多意义,以使海口传统歌谣这一文化符号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湖北歌谣及其语言文化特征浅论

湖北歌谣包括配乐演唱的“歌”和不配乐演唱的“谣”,依形式分为号子、山歌、田歌、灯歌、小调、风俗歌、儿歌七类。配乐的“歌”,其音乐形式上主要以传统五声调式为主,也有使用含清角或变宫的六声或七声调式,主音多为徵羽音。湖北歌谣充分反映了湖北地区的农业文化和礼仪习俗,富含神话色彩。从语言上看,湖北各地歌谣有其不同的特点,这与各地方言关系密切,主要体现在押韵、用词、语法上,都随各地方言的不同而不同。另外,湖北歌谣使用的修辞也十分丰富。

湖北红色歌谣中的军民关系研究

本文以军民关系为视角,对湖北红色歌谣进行分类剖析,旨在通过红色歌谣这一载体,从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两个方面回顾湖北地区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最后响应“双拥运动”号召,深入挖掘湖北红色歌谣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传承,丰富新时期军民关系的发展内涵,助力优秀革命传统的延续和红色基因的传承。

守正与创新:刘三姐歌谣艺术的重构与发展

传统是一条流动的河。歌谣随时代与地方为转移,并非永远不变之一物。刘三姐歌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刘三姐歌谣从田间地头传唱到戏剧与歌剧舞台,再到银屏的展演、传播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从传播方式到艺术本体不断重构发展的过程。这些重构发展主要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彩调剧、歌舞剧和电影等艺术载体中完成,由此奠定了刘三姐歌谣的巨大影响力,并一直延续至今,还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广西代表性的文化品牌。刘三姐歌谣守正创新、重构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守正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而这一过程又引发大家对于当下非遗保护的一些思考。

基于“主位”视角的黄土台塬传统村落风土景观解析——以八景和歌谣民谚为线索

选取黄土台塬的传统村落作为研究对象,借用景观人类学的理论范式,以田野调查中采集到的村落“八景”“八怪”和歌谣民谚等民间话语所提供的村民“主位”视角为线索,识别该地域风土景观的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联性,总结地方风土景观的表达模式,并揭示其背后的生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口头文学对地方性风土景观的表达主要存在4种模式:1)表达与特殊地貌相关的村落周边环境;2)表达与文化意向相关的村落轮廓特征;3)表达与当地旱涝频发的极端气候相关的村落骨架结构特征;4)表达与地方历史脉络和生产生活方式相关的关键节点特征。

“新史学”与“民间文学”的结缘——以《歌谣周刊》为中心的考察

《歌谣周刊》的创刊语境及其旨趣蕴含有“新史学”对于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发生学意义:其一,以《歌谣周刊》为中心的民间文学运动是眼光向下的“新史学”在新文学领域的民史实践。其二,《歌谣周刊》同人绘制中国民间文学地图的学术构想契合了“新史学”关于“地理与历史之关系”等论述要义。其三,“新史学”作为一种方法在《歌谣周刊》探寻民间文学的学术主体性道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钩沉二者之关系,有助于甄别“新史学”之于“民间文学”的隐性意义,即隐伏于文学表象之下的“新史学”元素及其价值。

周代黄河流域歌谣探究——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例

我国歌谣的历史源远流长,周代是我国歌谣的繁荣发展期,我国黄河流域不同地区歌谣风格已有明显的特征。周代时期我国的歌谣发展中心在黄河流域,因此周代黄河流域歌谣的研究对古代音乐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以黄河中下游的秦、晋、豫、鲁为研究范围,从内容、句式、结构、修辞四个角度来探讨周代黄河流域歌谣的风格。

新媒体视域下青海民族歌谣“花儿”的传播研究

“花儿”是青海地区较为流行的民歌种类,2009年9月被联合国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符号的一种,音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交流情感、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而民族民谣作为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通常带有自身独特的魅力。青海的“花儿”是一种极具自身特色与文化内涵的民族歌谣,但是由于民族性较强、文化较为小众以及在传播过程中传播力、影响力不够高,再加上新媒体时代新颖的音乐形式逐渐充斥音乐市场,使得新业态趋于饱和,其传播面临着较大的压力。本文对青海民族歌谣“花儿”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探究了新媒体视域下“花儿”的传播现状及困境,并针对传播过程中的问题与困境提出相应策略,旨在为我国民族歌谣的传播提供借鉴。

红色歌谣在中央苏区宣传动员中的历史作用

红色歌谣是中央苏区革命文化中的瑰宝,是党宣传动员的重要工具,它以丰富的内容、独特的方式,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根据地的大众化进程,增强了苏区军民对党领导的革命认同,满足了苏区军民精神文化的需求,在巩固红色政权和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与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外来优秀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累了经验,创造了典范。

试论红色歌谣的价值挖掘与实现路径

红色歌谣是革命文艺的表现形式。红色歌谣具有历史悠久、来源广、数量大、分布集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应用有效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情感价值、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提高思想认识、培育人才队伍、配套基础设施、融入日常活动、创新艺术作品、完善活动机制是构建利用红色歌谣的有效路径。

长征时期红色歌谣的政治功能及时代价值

长征时期的红色歌谣不仅是艰苦岁月中的精神慰藉,更是承载深厚政治意涵和时代价值的文化符号,在政党形象塑造、政治记忆建构、政治认同强化、政治审美提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具有传播革命火种的传播价值、激发斗争精神的动员价值、传承红色基因的教育价值、展现革命浪漫主义的审美价值。

南梁红色歌谣在甘肃省地方民族院校中的创新与实践路径研究——以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为例

建党百年,深入挖掘和学习甘肃本土红色音乐资源有着重大的现实和教育意义。作为一位执教于甘肃地方民族院校的青年教师,更应深耕本土红色音乐文化,葆有创新创造活力,在努力汲取传统养分的同时,勇于承担起文化传承和艺术创新的责任感。在高校中传播本土红色歌谣,有着教育、传播、传承合而为一的巨大作用,也是“艺术 思政 非遗”三者的有机融合。我们团队通过开发公共艺术通识课、举办实践音乐会、以及参与社团活动和高校理论宣讲活动等方式传播,不但有助于新一代青年人通过红色歌谣的纪实功能更直观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更能增强他们的本土文化发展自信心,以及学会在继承中用文艺创新的力量感染人和鼓舞人。南梁红色歌谣在当代的传承寄希望于青年一代,在甘肃地方民族院校中开发和创新南梁红色歌谣,能够在全校各民族青年学子中产生一定的“红歌效应”,让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同时,对本土红色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建立自信心和传播力。

在乡村振兴中传承红色歌谣的实践路径——以四川省巴中市为例

深入挖掘红色歌谣融入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把红色歌谣传承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不仅可以传承革命精神,还可以实现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我国广大乡村地区形成了很多特色鲜明的红色文化产业,吸引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近年来,红色文化发展出现跟风模仿、形式单一,产业融合度不高,地方发展潜力不足等问题。红色歌谣的传承还需要继续挖掘地方红色文化特色和优势,与教育、旅游、健康养生等产业相结合,形成文化产业综合体和产业链,助推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

以歌为媒:论苏区红色歌谣传播网络的建构与生成

红色歌谣是苏维埃革命最重要的宣传手段,也是苏区文艺最主要的形式。唱歌是苏区军民最日常化、最仪式化的集体生活方式。革命者通过革命文艺团体的演出、革命报刊(含墙报)的登载、红色课堂传唱以及歌集(本)、歌单的出版与翻印等方式建构了立体灵活的红色歌谣传播网络,使苏区处处飘荡着激昂的歌声。革命者以歌为媒,重建了乡村民众的公共生活,营造出轰轰烈烈的革命场面,塑造了激情如火的革命共同体。

论谢重光的客家歌谣研究

在客家民间文学的研究热潮和个人学术情怀与眼界的影响下,谢重光对客家歌谣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对客家歌谣的研究不仅影响了其后来的研究方向,而且推动了我国客家歌谣和客家研究的发展。谢重光从多角度探究客家歌谣的源流、强调客家歌谣中的人文关怀,并结合时代浪潮探究客家歌谣的不同样态,提出的许多观点对当今探讨客家歌谣研究的发展规律仍有重要意义,实现了客家歌谣研究的突破与超越。

中国最短原始歌谣《弹歌》探析

《弹歌》是我国最古老的原始歌谣,它记载于东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1],其歌词内容为:“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它不仅是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对象,而且也一直作为原始歌谣在中国文学史中被反复讲授与传播。关于它所描述的内容,历代文人学者说法不一。当代音乐学界对其内容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狩猎歌,二是歌唱伴奏时的歌舞场面,三是孝歌。查阅相关古籍资料,通过对《弹歌》的出处、形式、语言特点等多方面的综合考察,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即认为它是一首感人至深的“孝子之歌”。

鄂豫皖苏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研究(1927—1932)——以革命歌谣为分析样本

1927年至1932年期间,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将创作革命歌谣视为重要的教育手段之一。利用革命歌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塑造新政治意识形态、培养新社会精神和培育新社会理念。革命歌谣通过加深工农群众对党和苏维埃及其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塑造新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宣扬独立自主的人格精神、勇当前锋的革命斗争精神和红军英勇杀敌的战斗精神,培养新社会精神;通过倡导“拥苏反帝爱国”为核心观点的无产阶级道德、以妇女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伦理道德观以及以民主、自由为基本观念的新政治文明观,培育新社会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