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视域下的文学、文士及文体观——以历代正史文苑传为考察中心

历代正史有文学、文苑、文艺三种列传类目,反映了史官在文学观念上的差异:“文学传”以“文”与“学”并重;“文苑传”侧重于文章专门之学;“文艺传”将文章视为“一艺”。范晔“耻为文士”,并非鄙薄文人的道德瑕疵,历代史官却将“文人不护细行”的论断贯注于文苑传的书写,以“儒者之风”作为文士品行的参照。历代文苑传呈现出“重赋颂,轻诗体”的修史观念。文苑传对于诗文作品的书写,其目的不在于彰显辞章之美,而是体现国家意志之下文章的政治及教化意义。文苑传中的传记、传序、传论、传赞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个体系对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但落实到具体传主的历史评价时,在宏观叙述与个体书写两个层面出现了疏离。这一现象是由于史官制度确立后,建立在统一意志之上的官方修史观念与文学的自由发展相矛盾而产生的。

中国正史中的古代海外民族记述浅论

在中国古代正史的记述中,中国疆域内的民族为海内民族,而在中国疆域之外的民族为海外民族。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在中国正史中就有了对海外民族进行记述的传统。中国正史对海外民族的记述表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认知,在时间上具有阶段性特征,在空间上具有方向性特征。系统研究中国正史中的海外民族,对于丰富中外交流史和世界史的研究意义重大,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加强对海外民族的研究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成熟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提供了一项基础主干党内法规。这一条例的出台,有益于引导全党全社会树立正确党史观。围绕认真学习党史基本著作和权威读本,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坚决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明确规定,以制度力量调动积极因素、加强工作实效,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中国传统正史修撰内在张力的历史政治学诠释

中国传统正史修撰兼具历史书写与政治实践的双重属性,因其演变的延续性与变迁性、过程的权力性与参与性、体例的结构性与能动性、功能的承袭性与回顾性而蕴含深刻的历史政治学意义。正史修撰既在历史的延续变迁中见证了史官地位的迁移、史学意识的发展、史书质量的变化,又在政治权力的运作更迭中与政权形象的塑造、政事记叙的策略、政局形势的影响密切关联。基于上述双重逻辑的共生交织与互动融合,正史修撰的相关实践不仅逐渐背离史以制君与直书实录、史为经翼与掌书赞治、史持正道与著书通变的史学宗旨,而且日趋偏离兴立教化与以立时治、视往鉴来与惩前毖后、褒贬垂训与长治久安的政治功能,从而呈现出多维复合的内在张力。

《搜神记》与“正史”之灾异、方术叙事

通过分析《搜神记》与相关文类之相通、相联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回归还原当时历史文化语境把握其文本性质。《搜神记》成书之际,汇集、整合了正史、杂传、子书、小说等多种志怪叙事传统和书写模式,形成了多元化文本性质。《搜神记》与“正史”相互取材,集中于《五行志》和《方术列传》,典型反映了灾异叙事体例、方术书写模式,关联着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灾异论和作为社会知识体系的数术之学。随着灾异论、数术文化与“正史”叙事理念的发展演化,宋人开始将《搜神记》看作脱离政治文化的志怪小说。

中古正史孝子传中的佛教元素

正史中的孝子传以叙述孝子及其孝行为主要内容,是宣扬儒家传统孝道观念的主要阵地。与早期孝子传不同的是,中古正史孝子传在叙述孝子行孝的过程中开始掺入诸多佛教元素。除却中古时期佛教逐渐发展壮大的背景影响外,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与佛教的主动适应和儒家文化的包容性有关。为弥缝儒释双方在孝道层面的争执,佛教元素自始至终以助孝手段出现于中古正史孝子传,且并未动摇儒家的孝道地位,因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带有佛教特色的孝行通常给予正面的评价,这为孝子传接纳佛教元素奠定了基础。同时,在融入孝子传的过程中,佛教元素也充分借助了已有的且日渐成熟的孝感叙事模式。中古正史孝子传中对于佛教元素的接纳,为我们认识佛教本土化提供了一个不同视角。

权威正史中的“新时期”与“新时代”——基于《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三、四册)文本分析

作为一部记录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通史性权威正史,《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和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党的历史的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为遵循,吸收党的历史和党的理论研究最新成果,对“新时期”“新时代”党史的历史分期、规范性表述等问题,从正史叙述的角度给予明确回答。《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坚持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凸显了“新时期”党史叙述的政治性、时代性、科学性,初步确立起了“新时代”党史叙述的基本框架。

正史所见宋元临川历史名人辑汇

抚州临川郡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诞生了许多闻名中外的历史名人,其中宋元时期尤甚。据文献统计,宋元临川被正史所载的历史名人共有98位,其中本籍73人、客籍25人。从县域分布来看,临川县23人、金溪县14人、崇仁县13人、乐安县11人、南丰县11人、宜黄县6人、南城县6人、黎川县2人、县域不明者12人。从文献来源来看,《宋史》载67人、《元史》载19人、《新元史》载12人,以宋人居多。搜集整理正史所载宋元临川历史名人对挖掘江西历史、推介赣鄱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意义。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南北朝七史刻工名録拾遺

尾崎康先生著《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華書局,2018年)第二部《綜論編》第五章《南宋刊南北朝七史》,所列南北朝七史宋元刻工名録,偶有訛誤疏略之處。今以《梁書》殘宋本(即百衲本底本,此據臺北“國圖”藏縮微膠片影像)爲中心,並核查南北朝諸史部分版刻資料,試作訂補,分爲姓名錯誤、缺漏、重出、版本出處補遺四類,共計19則。

正史所见宋元临川历史名人述论

宋元时期的抚州历史名人辈出,其中不乏被正史文献所载者。据《宋史》《元史》《新元史》统计,宋元时期抚州被正史所载历史名人98人,其中本籍73人、客籍25人,宋人67人、元人31人。按县域分布数量来看,依次为临川、金溪、崇仁、乐安、南丰、南城、宜黄、黎川。按历史名人类型分布来看,文化名人47人、官宦能吏37人、政客幕僚14人。从产生原因来看,主要与抚州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家族的聚众效应有关。挖掘整理与研究正史所载宋元时期抚州历史名人,对推介赣鄱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河洛行年记》《壶关录》与唐代正史之关系

在对唐代正史进行史料学探析的历程中,可归纳为《史通》中“偏记小说”概念的杂史、传记类文献与官方史学的关系,逐渐得到了学界的重视。①一些学者注意到实录、国史等有吸收私家史料的痕迹,如谢保成略举“家传、行状、墓志、文集,乃至杂史、小说”,②都可能是《旧唐书》的史源,李南晖、唐雯则深化了《旧唐书》取材行状、集序问题的探讨。

运用正史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要运用正史讲好中国故事。”落实总书记指示,讲好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作为国家级媒体我们责无旁贷!运用正史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关键是在用事实说服人、用情怀感染人、用道理影响人的基础上,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和抓手。

清末钦定正史考论

封建王朝的官方史学至清代发展到了顶峰,标志之一即为乾隆朝正式确立了"钦定正史"的史学模式,即通过君主公开认定以及官方出资刊刻的方式赋予特定史籍以王朝正统的含义。耐人寻味的是,自乾隆朝后,有清一代还发生了另外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钦定正史的行为,其性质和内容与乾隆朝相似,而时代背景和最终结局则呈现明显的反差。此次钦定正史发生在政局衰颓的清朝末年,其时光绪帝、宣统帝以及南书房、国史馆官员均对此事给予了普遍重视,却以未果而告终。通过详细梳理清末最后一次钦定正史的前后经过可以看出,在清末民初时代的演进过程中,钦定正史一事的结局似乎预示了清王朝无法挽救的政治与文化危机。并且,清末钦定正史事件已经预示着封建王朝确立的正史观念亦面临着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清末民初正史观念前所未有之变局。

唐初正史中的文学观及其意义探析

唐初八部正史文本体现了实用而审美的文学观,主要表现于经世纬俗的文学功用观和妙发性灵与形言之美的审美观。从文学史角度看,这种文学观在唐初具有纠正时弊和为盛唐文学奠基的重大意义,从文学批评史角度看,具有综合创新意义,而且这种文学观的形成过程对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正史《隐逸传》反映的隐士隐逸原因及编撰意图

隐士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和政治力量,它对社会政治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引起了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正史为隐逸列传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对十四部正史《隐逸传》所记载的约282名隐士进行排比分类,将我国古代隐逸的原因分为6种类型。并对正史为隐逸列传的原因作了详尽的分析。

制作中国法律史:正史、档案与文学——关于历史哲学与方法的思考

国内学界通说认为 ,历史乃是对以征真人实事的“客观”记述 ,而文学则是想象和虚构的产物。本文以中国法律史为例证 ,旨在说明作为思考与解释人类命运问题的人文学科———历史与文学 ,尽管两者之间存有区别 ,然而它们之间也颇有相同之处 ,为了更好地证明这一观点 ,本文进而以中国古代“判牍”为范围 ,对正史、档案。

古代灵芝文化的形成、社会认同和影响——以正史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灵芝在中国文化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其渊源与文化特征有待深入和系统地解读。作为体现古代社会主流和正统意识的系列正史著作,其中包含丰富且较为系统的有关灵芝的记载,涉及灵芝的采集和进献、灵芝文化中的宗教因素、灵芝的象征、灵芝文化的社会影响,以及灵芝的名实问题等方面,揭示了灵芝文化实源于先秦,而兴起于秦汉之际皇家对神仙和不死药的追求;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灵芝被赋予多重象征,与皇权、宗教、医学、艺术之间产生了活跃的互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的民族传记及其特点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融合、民族迁徙最剧烈的时期,众多的民族建立了本民族的政权,而且还与诸多的海外民族发生联系,所有这些内容都被记载在《魏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北史》《南史》等正史的民族列传当中,研究这些民族传记及其特点,对于民族史的研究乃至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国正史《乐志》书写的形成与其音乐实践基础

本文拟从文献以及文献书写的角度来观照音乐史学 ,以《乐志》的书写作为背景 ,来讨论音乐书写的历史渊源及其传统。《乐志》书写的先秦背景的讨论 ,涉及到音乐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文献的书写传统的领域 ,由此区分历史研究的两个对象 :一是书写的事实 :文本 ;一是事件的事实 :历史 ;并提出两个相应的研究领域 :以文本为中心———即文献学的领域 ;

从“列女”到“烈女”——兼论正史《列女传》取材标准的变化

对于正史《列女传》的取材标准,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史家撰述正史《列女传》的取材标准经历了由"列女"到"烈女"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始于《新唐书.列女传》,最终定型于《宋史.列女传》导致正史《列女传》取材标准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社会中在以父权-夫权为主导的性别制度下,主流价值观对"妇德"的话语变化。而正史《列女传》取材标准的变化,既是历代妇德观念的反映,也是父权-夫权性别制度下对于女性妇德的要求与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