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场所死亡事件中死因鉴定的检察监督路径

司法实践中监管场所发生被监管人死亡事件后,死者亲属闹访的现象较为突出。从诉讼法和司法鉴定的角度来看,暴露出的核心问题是调查程序本身存在缺陷,公信力不足致使死因鉴定不能令人信服。目前,我国死因鉴定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监管场所违背回避原则、死亡原因界限不清、检察监督介入较晚、案件情况公开不足等。参考域外死因裁判陪审团制度,结合《关于监管场所被监管人死亡检察程序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和若干现行检察制度,我国监管场所被监管人死亡事件的监督路径可以从检察机关独立调查、引入人民监督员实行外部监督、开展检察听证等方面加以完善。

珠江口海域4头中华白海豚的病理解剖及死因鉴定

对珠江口海域4头死亡的中华白海豚(Sousa chinensis)进行外部形态检查和内脏器官病理解剖.从外部形态看,ZSC01～ZSC03三头都有明显的伤痕,而ZSC04则受海水浸泡表面已经严重腐烂.通过病理解剖,发现4头中华白海豚的内脏器官并无可见病变,部分内脏器官由于死亡时间较久发生自溶和腐烂,并发现ZSC04的食道塞着一团毛发.根据它们的受伤情况和死亡情况进行死亡原因分析,初步鉴定ZSC01～ZSC03是受人类活动影响致死,ZSC04则因食道阻塞而饿死.

DAI在颅脑外伤死因鉴定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明确弥漫性轴索损伤（ＤＡＩ）在颅脑外伤的法医学死因鉴定中的作用。方法对１７例经系统解剖证实为颅脑外伤死亡的脑标本，进行大体及神经组织的常规和特殊染色观察。结果１２例被证实为ＤＡＩ，均发现有脑白质广泛性轴索损害，表现为轴索不规则变粗、弯曲和波浪状，收缩球形成。结论颅脑损伤案例的死因鉴定中ＤＡＩ易被遗漏，通过系统组织学切片嗜银染色可以减少漏诊的发生。

死因鉴定思路及死因辨析

以法医学有关死因鉴定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按照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国际疾病分类》(ICD)中死亡原因的定义和疾病统计采用根本死因的单一选定原则,结合典型案例探讨死因鉴定思路和死因辨析问题,以期规范死因鉴定,提高鉴定水平。

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的说理研究——以法医学死因鉴定意见书为视角

以法医学鉴定意见书为载体的鉴定意见在刑诉或民诉中都属于法定证据的一种,其所载的法医学专业意见是法医鉴定人业务能力、思维能力、逻辑能力的重要反映;其从法医学鉴定过程、分析说明到鉴定意见的平行推进,正是这三种能力的立体化展示。

无效死因鉴定引发的二审处理模式辨析

对二审中发现的死因鉴定无效问题,存在另行委托鉴定机构的“直接修正”与发回重审的“间接修正”两种处理模式。“直接修正”模式决策依据涉及法条适用技术、绩效考核、经验规律以及办案外围环境等因素。“间接修正”模式的主要价值追求涉及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精准司法等。依据三线原理,行之有效的司法举措应兼顾道德底线与理想上线,在双线约束中寻求旨在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的相对合理“中线”。为此,应理性对待“群众呼声”,提防法律问题泛政治化;尊重司法规律,优化绩效考核。承办人员既要善于直接引用法条,又要勇于巧用法理进行补充式创新;既要重视规律、经验与技巧,在待查事实与认知终端之间架设“快车道”,又要防止思维定势。在可能导致死刑适用的故意杀人案件办理态度方面,办案机关与人员应当满足被追诉人对死因鉴定审查环节的参与权和质证权,在突出优先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前提下,兼顾审判效率稳步提升。

刑事立案前死因鉴定争议解决机制建构

在侦查机关根据本部门鉴定机构出具的死因鉴定意见而决定不予立案的案事件中,死者家属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时,因为案件没有进入诉讼程序,所以没有通过审判程序解决对鉴定意见争议的机制,致使死者家属的诉求没有正常的解决渠道。为了得到死者死亡真相,促使相关公权力机关介入调查,死者家属通过上访、闹事,甚至引发社会性事件来寻求社会的关注。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建构刑事诉讼立案前司法鉴定意见争议解决机制,给予公民充分的参与权,可化解对刑事诉讼立案前鉴定意见的争议,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稳定。

被监管人死因鉴定法律监督问题研究

被监管人死因鉴定的的结果关系到被监管人死亡性质的定性问题,是死亡被监管人家属甚至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其鉴定程序是否合法的监督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文章作者拟从鉴定机构的资质审查、鉴定的启动程序、重新鉴定等程序的法律监督问题进行研究,为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对被监管人死因鉴定的法律监督提供参考。

法医学死因鉴定在医疗纠纷案件调处中的应用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逐步提高,医疗纠纷案例越来越多,老百姓只要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诊疗护理结果不满意都可能导致医疗纠纷,轻则扯皮,重则拉尸闹事,对医疗机构打砸,甚至伤害医务人员,影响医疗工作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发生医疗纠纷后如何合理、合法、公平、公正地进行调处.

一例“波折”死因鉴定启示

“深圳-新生儿三天死亡两份死亡鉴定意见截然不同。”近日一篇源自《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将医疗纠纷中的司法鉴定带到了舆论的聚光灯下。

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死的法医学死因鉴定探讨

在法医日常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仅有严重而广泛的体表软组织损伤即导致死亡的案例。由于此类案例的死亡机制较为复杂,损伤引起的全身性并发症呈多样化,对这类死亡案件的死因鉴定常常困扰着基层法医。通过一例大面积体表软组织损伤死亡的案例,对创伤性休克、失血性休克、挤压综合症几种情形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法医日常死因鉴定工作有所帮助。

英国死因裁判制度的功能、特色与镜鉴

英国死因裁判制度源远流长,至今对多国死因调查程序仍有重要影响。从制度初建到系统完善,英国死因裁判制度既具死因调查的独立性、公开性和全面性等鲜明特色,也展现出制度本身的程序价值和实体功能。在镜鉴英国死因裁判制度优点的基础上,从扩展死因调查方式、理顺与死因鉴定的关系、适当公开死因调查结果以及建立特殊案件死因听证制度等方面完善死因认定制度。尽快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死因调查、鉴定和裁判制度。

刑事死因鉴定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死因争议案件跨越时间长,争议手段激烈,推动着诸多刑事案件成为社会公共事件的同时,也促进了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鉴于制度构建之于专业鉴定人、实践经验之于法律专家都隔着鸿沟,因此讨论死因鉴定争议的独立研究寥寥无几。层出不穷的死因鉴定争议个案中,导致争议的原因不一而足。提炼实践中成功解决争议的案例,保障当事人的鉴定参与权、监督权等"阳光鉴定"的程序正当措施,正是解决刑事死因鉴定争议的良策。

迈向“过程导向信任”的刑事死因鉴定争议解决机制

中国当今刑事鉴定争议频发。其中当事人与办案机关鉴定冲突最剧烈、不满手段最多样,且其社会影响最大者,目前主要聚集在部分死因鉴定领域。该类鉴定争议既滋生过度重复鉴定,更促使部分当事人上访、闹事,一度还以此衍生出暴力性群体事件。死因鉴定争议的发生,主要源于影响鉴定意见可信性的一系列因素,而非仅因为、甚或主要基于鉴定意见的客观可靠性。因此,为重塑中国刑事死因鉴定的公信力,必须走向从实践出发的法律研究与制度建构立场,以回应办案部门创建、并亟须理论提炼与立法改良的"过程导向信任"的鉴定争议解决机制。其关键措施,是通过死因鉴定程序的开放性与当事人双方(包括其聘请的法医专家)的充分参与性,从而实现鉴定意见的可信性或当事人可接受性;并以此领域的鉴定争议解决为突破口,进行鉴定制度改革,以提升中国整个刑事司法鉴定的公信力与可信性。

交通事故损伤死亡部分器官捐献后死因鉴定1例

1案例资料 1.1简要案情张某,男,42岁。某日17时46分,驾驶摩托车与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及时在当地就医。查体：T 37.2℃,P 135次/分,R 18次/分,Bp121/65mmHg,呈深昏迷状态,双侧瞳孔直径3.5mm,均无对光反射。经头、胸、腹部CT等检查,诊断：硬脑膜外血肿、脑疝、左侧颞骨骨折、头皮撕裂伤、多发肋骨骨折等。

死因鉴定的客观局限性

近些年来,我在工作实践中时不时见到死因鉴定结论"阴性"的法医鉴定文书,通常表述为"死亡原因不能确定",甚至还见到了媒体上报道的死因鉴定结论"阴性"命案的司法判例。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标志着我们的司法机关对法医鉴定甚至法医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客观而全面的认识。10年之前,如果一个法医1年内有两起以上的死因鉴定结论"阴性",很可能会面临职业生涯的终结。

死因鉴定意见审查判断规则之反思与重塑

司法实践中,存在多份重复性甚至冲突性死因鉴定意见的刑事个案频发,确认死因往往成为核心争点,如何审酌鉴定意见证据、认定实体事实继而成为法庭裁判的重心。但现行法并未识别死因鉴定意见较之其他类鉴定意见的特殊之处,以致一般性审查判断规则在具体适用中显得僵化。法庭对死因鉴定意见的"遵从"导致质证缺乏对抗性;死因鉴定意见所隐含的经验性、知识性、传闻性表明其并不自证其可靠性;死因鉴定意见具有间接证明属性,自身无法充足对死亡相关事实的完整证明,需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死因鉴定意见要求鉴定人对尸检过程、尸检操作规程、意见作出的依据及意见认定等作出解释说明。为此,有必要在反思现行法不足的基础上,重塑死因鉴定意见审查判断的体系性规则:以审判中心主义为统摄性要求;确立被告人对质权,使其有权质疑并挑战控方证明;鉴定人出庭就死因鉴定意见做出解释与说明,此为死因鉴定意见可采性的程序性要件;明确专门知识人及其意见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其成为增强质证充分性、有效性的手段。

自愿放弃死因鉴定达成协议能否再要求赔偿？

刘某突然出现呕吐症状，随即前往附近的医院治疗，经输液后好转回家。几天后，刘某在丈夫袁菜和女儿小露的陪同下，再次前往医院检查，并办理了住院手续。当日上午，刘某突然出现异常，意识丧失，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袁某情绪激动，拨打了110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