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适用的实质性标准探究

目前我国的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适用界线非常模糊，学界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发生在云南省巧家县的“李昌奎案”的判决结果的多次变动再次暴露出了二者究竟应该如何区分这一法律问题的复杂性。

论当前死缓适用的问题与对策

死缓的确立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司法适用中也凸显出适用标准不一致,适用范围不当扩张等问题,甚至成为瑕疵案件的折衷刑和维护审判效果的手段。应当结合司法实践,对死缓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从立法上进一步规范死刑适用条件,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确实抵制外界不当干扰。

贪贿犯罪终身监禁适用下死缓虚置问题研究

终身监禁的设置是为了弥补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之间的空挡,通过对贪贿犯罪中死缓适用的变化量实证分析发现,终身监禁并没有弥补空挡,反而是普通死缓适用虚置的原因之一;同时发现终身监禁适用的数额跨度过大,无期徒刑与普通死缓的数额适用区间存在重合,普通死缓的数额适用空间被压缩,其原因在于立法与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死缓与终身监禁的适用标准界限。通过厘清《刑法》第383条与《解释》第4条的逻辑与内涵,扩大贪贿犯罪中死缓适用的数额区间,量化"特别重大损失"从而可以解决贪贿犯罪终身监禁适用下死缓虚置的问题。

论死缓制度的法律适用

死刑缓期执行(简称"死缓"),是我国独创的刑罚制度,是我国关于人权保护在刑法上的体现。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我国的现实状况却不允许我国废除死刑。死缓制度的确立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我国死刑的适用率,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与国际立法趋势相同。死缓制度作为我国独创的刑罚制度,在社会上既起到威慑作用,又有利于保护人权,是符合我国法制要求的制度。为了更好地适用死缓制度,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把握死缓的适用标准以及适用的法律后果,保证死缓制度的正确适用。本文将从这两方面对死缓制度的适用作出论证,希望可以为完善死缓制度,为其在现实中的适用起到提示作用。

死缓适用之实质标准新探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都是死刑的执行方式,二者适用的界线不在罪责层面,而在伦理层面。"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这一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适用原则,是刑事政策导入刑法的结果。由于在强调生命至上、保障人权的背景下,"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原则应当被解读为"被害人宽恕加害人的罪行",因此,被害人宽恕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适用的实质标准。在加害人应当被判处死刑的前提下,如果存在被害人宽恕的因素,那么可以对加害人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但是,如果加害人犯下了震撼人类良知的罪行,那么即使其得到被害人的宽恕,法官仍得基于普遍正义的考量依法决定对其不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死缓适用的实质标准

死缓制度作为我国特有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在实现限制死刑目标的同时也带来了与死刑立即执行如何界分的难题。对此,学者们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提出了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由于这些方案均是在罪责的层面寻求二者的适用界线,因此已被实践证明既不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

死缓适用标准的实证研究——以刑事指导案例为视角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在界定死缓适用标准时遵循了先确定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再反向推知死缓适用标准的逆向思维,也即只有在客观危害极其严重,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的情况下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缺少上述任一条件一般只适用死缓,而非死刑立即执行;适用死刑时,既要注重法律效果,也要兼顾社会效果。

确立先例标准促进死缓适用之规范化

死缓先例是指法官在审理死刑案件过程中确立的个性化死缓适用规则,是对死缓法律规定所作的个性化解释。死缓先例是目前规范死缓裁量最为可行的方法。死缓先例制度的价值在于通过明确死缓适用标准,守护中国刑法的第二条生死分界线,践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完善死缓先例制度应该循序渐进地通过建立死缓裁判规范体系、编撰死缓先例、死缓先例法制化来实现。

死刑制度的修改与发展趋势——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死刑制度的修改是调整刑罚结构乃至刑法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刑法修正案(九)》对于死刑制度的修改具有总则与分则同时修改;被废除的死刑罪名大多是备而不用或备而少用;同时废除暴力犯罪与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并且以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为主;废除死刑与限制死刑并存等特点。但仍存在死缓制度的修改不彻底;与联合国公约的规定存有差距;仍有废除死刑罪名的可能性等问题。因此,未来的立法应该明确死缓的法律地位,提高死缓执行死刑的标准;死刑适用标准借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最严重的罪行"的国际规定;死刑政策立法化,使其不仅能发挥政策的指导作用,而且能彰显法律的强制效力。

我国死刑限制适用的刑法问题探讨

限制、减少乃至废止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潮流与趋势,我国的死刑改革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现阶段我国死刑制度的改革应坚持立法改革与司法改革齐并进的思路,立法上进一步削减死刑,司法上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在当前我国死刑限制适用领域,应特别值得关注和研究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死刑民意问题、死刑观念问题、死刑政策问题、死刑适用标准问题、死刑案件量刑情节问题、死缓制度等问题,对死刑司法控制具有关键和核心作用并制约着死刑制度改革的进展。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往往是深入推进死刑限制适用乃至死刑制度改革的重要契机。

中国死刑立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主要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取消走私武器、弹药罪和走私核材料罪等9种犯罪的死刑,并将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由"故意犯罪"提高至"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这将是中国死刑立法改革的又一重大进步。中国当前的死刑立法改革应以非暴力犯罪为重点,成批量废止死刑罪名,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废止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同时严格致命性暴力犯罪死刑的立法;进一步提高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明确死缓的地位和适用条件;将联合国公约要求的"最严重的罪行"标准和中国死刑政策立法化,完善死刑适用标准;改进老年人免死制度,创建哺育期母亲、精神障碍人、聋哑人等其他特殊主体免死制度。

对判定重伤、轻伤的分析

在刑事案件中,法医学活体损伤鉴定判定,对损伤的程度是否属于重伤,是一个涉及犯罪事实依据的实质性问题.其鉴定标准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适用刑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等条款的定罪量刑.虽然,我国刑法总则第八十五条对重伤作了明文规定,然而,在当前对于重伤的判定,即对刑法第八十五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