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解中能愿动词反映的“理必”思想

能愿动词是指能用在谓语前表示客观必要性的动词,从逻辑推理、句法结构、语义内涵、训诂用法等角度出发,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能愿动词“应”“能”“可”“得”进行研究,有利于揭示这些能愿动词所体现出的“理论必然性”,进而发覆段玉裁的“理必”思想。通过分析11个例子发现,这些能愿动词常常用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前提条件以及结论当中,起到总领逻辑推理、列出事实依据、概括总结结论、突出强调结论、补充说明结论、连接前提结论、校勘订正讹误、单独举出特例等作用,已然成了一种“理必标志词”,为阐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理论必然性”提供了另一分析进路。

段玉裁《诗经小学》按语研究

段玉裁《诗经小学》按语是段氏就《诗经》训诂及校勘等申明己见的主要方式,其主要内容有揭示异文、订正讹误、考证语源、辨识通假,补充注释、提出己见等,反映了段氏重视以《说文》本字考求经义、运用古音研究成果因声求义、广泛罗列《诗经》异文比较辨正的训诂特点。这些按语对研究段氏训诂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清代校勘学的发展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尊师、笃学、谦逊的段玉裁

(1)一九八五年牡丹盛开时,我曾到许慎的家乡凭吊这位伟大的文字学家。稻黄蟹肥、秋菊初绽的季节,我又来到江苏金坛参加纪念清代朴学大师、《说文解字注》的作者段玉裁的活动。半年之内,众多学者来到这两位悬隔一千七百年、为同一部著作付出毕生精力、前后辉映的伟大学者的桑梓之地,寻觅他们的遗踪,想象其为人,这对于我这个许学、段学的崇拜者来说,是一生中的大幸,是永志于心的美好记忆。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王华宝教授《段玉裁年谱长编》序

以人的自然属性为标杆,按时间顺序逐项记录人处于社会的言、行、思及其历程与效应,这就形成"年谱"的著作形式,可以说,年谱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体人的编年史。王华宝教授的《段玉裁年谱长编》是一本具有显著特色的高品质的作品,体现了《孟子》"知人论世"的学说。这本煌煌六十余万言的大书,以充分的史料"知"段玉裁其人其事,进而"论"乾嘉之世、乾嘉学术;"论"乾嘉之世、乾嘉学术则是为了"知"段玉裁。此《段玉裁年谱长编》将段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有功于学术多矣。

段玉裁诗“合韵”的本质

段玉裁"合韵"是对韵脚字异部现象的概括,后人把合韵当成异部"音近押韵"是误解。"音近"并非合韵的必然条件。合韵的本质是本来押韵的一组字在古音系统中异部,表现在合韵字的实际押韵音不是其在系统中的读音。合韵字的实际押韵音与其在古音系统中之本音不一致是韵文作者所为,相对于古音系统中之本音而言是一种"通变"。

论段玉裁的“义理校勘”——为段、顾之争进一解

校勘学史上嘉庆十二年至十三年段玉裁与顾千里的矛盾,绝非感情用事,它实际意味着二人古籍校勘原则的根本对立。段玉裁舍弃文本的依据,以义理作为断定古籍底本及其"是非"的根据,犯了主观武断的错误;段玉裁的"义理校勘"不被顾千里认同,也不被当时学界认同。段式"义理校勘"不仅存在于《礼记》的校勘中,同样存在于《左传》校勘中。

段玉裁“二名不徧讳说”辨正

清代经史校勘，名家辈出，何（焯）、惠（栋）、卢（文昭）、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丁（杰）、黄（丕烈）、顾（广圻）、孙（星衍）、阮（元）、俞（樾）诸氏，皆一代名家，成就斐然。然而有趣的是，他们之间对同一对象的考校却可能有着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之间的一些论辩，至今仍迷雾重重，莫衷一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个公案就是段玉裁、顾千里二人对《礼记》“二名不偏讳”文字是非的论争。围绕着“不偏讳”与“不犏讳”，后来又有王念孙、俞樾等大师加入了讨论。当代学人述及此事，大多服膺段、王之说，甚至誉为“定论”①，又或者依违于二说之间②。近年笔者因教学需要，对段、顾之双方辩难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确认段玉裁“二名不犏讳说”论证理据不足，观点难以成立③。

段玉裁转注理论试析

段玉裁的转注理论源于业师戴震，但有所拓宽，并有大量的实践，形成一种比较系统、影响深远的转注说。段氏认为转注有二义：一是指互相为训，二是指以同意之字为训。段氏还根据转注关系考定了不少《说文》误字，充分发挥了转注的功用。

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的假借观

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的假借观郑贤章（一）段氏在《说文解字注》中把假借分为两大类。金部镐字注云：“一本有其字之假借，一本无其字之假借。”从段注表面上看，又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某词本无字，借某音同的字来表示，这个字表达的本义与它的借义之间没有联系。金...

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

纵观阮元与段玉裁交往的全过程,他们之间的“恩”是主要的,“怨”是次要和局部的。阮元对段玉裁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和信任的,对他的学问给予高度的评价。从段玉裁的角度而言,他与阮元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他对阮元的最大不满在于段氏认为自己在参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写工作时,扮演了“为人作嫁衣”的角色。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实际担任“总纂”的重要功绩,但也不能因而否认阮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新知:语言学思想家段玉裁及《六书音均表》书谱

此文的亮点有三:第一,创"书谱"形式以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撰作的历时过程。人之编年纪事谓之"年谱",仿此,书之编年纪事则可谓之"书谱"。人之"年谱"创自宋代,自古迄今,在中华大地上生存过和正生存的人累计当逾百亿,而自著或他人为之著年谱者仅约万人。同理,应为之撰书谱的著作只能是凤毛麟角,《六书音均表》即是。第二,首创之举:尊段玉裁为中国语言学思想家。立论基于其《六书音均表》,这本专著富含独创的思想,而且自成一完整而严密的体系,表明中国学者具有高度的"抽象""分类"、创建理论的能力,《六书音均表》应定性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上的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大制作。而时人和后人对此缺乏认识,虽近代文化名人梁启超、王国维亦不能免。"中国语言学思想史""语言学思想家段玉裁",此二者学界多年来未之或省,今一旦划发,"岂非稽古大快事欤"?戴震《六书音均表序》有"增以新知"语,兹借用后二字作为文题,因系我之新知,亦中国语言学之新知也。第三,提倡以"全球史观"观照、评骘中国语言学史:十八世纪,中国语言学在理论思维、思想建设、形成体系等方面处于世界语言学的前列。

段玉裁的“求是”精神与其语言哲学思想

段玉裁是一个有哲学追求的语言学家。他以"求是"精神为人生信仰,通过"因音求义"和追求"本字"的语言学方法,阐发古代儒家经典中的"天道"与伦理学思想,深化了戴震"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语言哲学思想,使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变得更加内在而具体。"因音求义"的语言学原则还成为"后戴震时代"语言学研究的共识,这在王念孙、王引之的语言学研究中也可以体现出来。

清代学术史上的盛事:戴震、段玉裁论韵十五年

戴、段论韵十五年,在“上古支、脂、之三分”这一著名论题上达成共识,而在“上古真、文分立”问题存在严重分歧。戴震真、文不分与审音中的错误有关。在学理上,戴之审音演绎和段之考古归纳应该互补。十分可贵的是,学术上的分歧丝毫无损于戴、段师生之谊,交友伦理与学术认识互补。

论段玉裁校勘学之特色

段玉裁一生校订古籍数十部,具有丰富的校勘实践,对校勘有着独特的认识,并曾与另一著名的校勘学家顾千里展开过持久的学术论争,留下了十多篇校勘文章,被誉为"理校"的巨人。本文以清代学术为背景,结合段氏的学术理性、知识结构等,探讨传统文化语境下段玉裁校勘学的特色,认为清代学术范式要求他以"求是"为目的,规定了他的校勘目的必然为"定是非",段氏的校勘理念导致了他采用"改字"的处理方式,而段氏的学术素养、创新精神,也将理校推到了一个高度。

顾炎武、江永、段玉裁对幽、侯部处理之比较

自顾炎武离析《唐韵》以来,音韵学家研究上古韵部的方法渐趋科学,所分韵部也愈发精密。通过比较顾炎武、江永、段玉裁三家对"幽"、"侯"两部的处理,可以看出他们分部的优劣和得失,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古韵学家研究古韵的观点和方法。

段玉裁对古今字的开创性研究

段玉裁在古今字研究方面,不仅有理论上的详细说明,而且实践上也提供了丰富的例证。他对古今字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与此同时,其研究也存在着缺撼和不足。

在“求是”中“求道”——“后戴震时代”与段玉裁的学术定位

处于"后戴震时代"的段玉裁在语言哲学方面深化并细化了戴震的思想,将戴震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一般语言哲学思想,细化为"由字音通字义,由字义再通道",以及通过"寻求本字"而实现对经典原意把握的语言哲学思想。通过对汉代经学训诂原则的发掘,即对语言学规则的总结,为正确地解经提供更加精准的人文学新工具。对《春秋》《左传》中"弑"、"杀"二字的反复研究,对《春秋》及"三传"中君母弑君案例的分析,对《左传》中"人尽夫也"一语的文本考订,以及对明代继统大礼问题的系统论述,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现了他通过"求是"活动以"求道"的学术理想。由戴震开创的新哲学"范式"在其后学段玉裁那里得到了继承与部分的深化,体现了乾嘉学术的内在发展脉络及其精神的一致性。

段玉裁古音学浅说

段玉裁分古韵十七部,"支""脂""之"三分、"真""文"分立、"尤""侯"分立,是其重大贡献。他提出了"本音说"、"合韵说"、"同入说"、"变迁说"等,对古今语音内部的发展规律作了深层的探索。段氏第一个系统地把古诗押韵和文字的谐声系统结合起来进行上古音研究,他能以发展的观点看待语音的历史,为古音学研究开启了比较科学的研究思想和方法。

论段玉裁学术文化的独特性

清代段玉裁以学术名世,既是著名的语言学家、经学家,也是文献学家、思想家,其学术成就与治学理念为世人所赞仰。前人已从专书专题、学术思想、文化成就等不同方面探讨段氏学问、段学传承、研究理路。然从独创性的学术成果、独到的学术文化理念以及独特的学术实践三个方面探讨,更能揭示段玉裁独特的学术个性、文化精神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段玉裁“定是非”校勘思想探论

段玉裁之所以提出定"底本是非"和"义理是非"的校勘理论,源于其疑经辨伪思想及对经籍致误因素的认识。他以小学治经史,以考核求义理,在校勘中注重从"义"出发,寻本探源,并综合运用多种校勘方法,在经籍校勘上有杰出的成就。但其思想受时代及各种因素局限,段玉裁也有轻断臆改之弊,对此应客观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