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期的签占发展

殷墟考古发现证明,殷商时期筮占就已经开始被广泛运用。筮占本身是一种数占,起源于中华民族先民发达的数理认识,在殷商时期逐渐发展,并被广泛运用。除文献记载以外,近年来出土的殷墟器物更是为殷商时期筮占的研究提供了资料。殷商时期卜筮并用,晚期筮占更加流行,并融入周人的文化中,成为中华占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殷商时期的小臣

殷商时期的诸多辞例中有"小臣"。时贤对其多有研究,但在"商代小臣是什么"这一问题上仍有争论。其实,商代的小臣是一批后备人员。在内服方面,商王朝主要从这批人员中选拔商王朝的重要官员,可能与"臣扈"、"臣沚"等商王朝的重臣相比还处于成长和训练阶段,故被称为"小臣"。这批后备人员有的来自外国族,有的是商王子嗣,还有的是女性。他们担任的职务各不相同,商人往往在"小臣"上加上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或所来自的国族来区分他们。在外服方面,商王朝常从内服小臣中挑选成员回他们所来自的国族担任军事首领。通过内服小臣训练外服军事首领是商朝控制方国的手段之一。这些人员在身份显赫之后,仍然用"小臣"称名,因而出现了商代小臣纷繁多样的现象。

殷商时期的自然灾害及其相关问题

殷商时期的自然灾害种类很多 ,旱、水、蝗、雹、震等灾害频频发生 ,这些灾害肆虐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殷商王朝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区域内的气候因素所造成的。面对众多自然灾害 ,殷人首先寄希望于神祖的保佑 ,同时 ,也采取了一些力所能及的防灾救灾措施。

殷商时期丝织业生产组织形式探赜

通过检索文献、甲骨文、金文和考古资料,对殷商时期丝织业生产组织形式进行了初步研究。在殷商时期,丝织业以族为单位进行生产,且有多支族群从事丝织生产,不同丝织生产族群间已经有了一定的专门化分工。在各生产族群内部,族长及上层贵族掌握着关键性的生产技术,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社会地位较高;占大多数的族众是丝织生产的主要力量,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非关键性生产,有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属于平民阶层;还有少数生产者从事与丝织生产相关的技术含量很低,甚至无技术可言的体力劳动,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和社会地位,属于奴隶身份。此外,殷商王朝还将这些族群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有相应的管理体系进行管理。这种政府控制下的氏族生产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丝织业的生产技术创新和发展。

试论殷商时期汉语个体量词的有无

关于汉语个体量词产生的具体时代是个重要而有意义的问题,但各家分歧较大,至今仍未能形成统一的看法。目前认为殷商时期就有个体量词的看法相当普遍,本文综合前人的观点,重新排查、考订甲骨卜辞,认为殷商时期尚无个体量词,个体量词是西周时期才萌芽的一种新型量词。

殷商时期玉石仪仗用具所反映的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玉器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石仪仗用具在其中占有显著地位。玉石质的仪仗用具借助玉石贯通天地的灵性,被赋予神威,具有象征意义。殷商王朝和周边方国的玉石仪仗用具,既显示出各自的时代和地区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殷商王朝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殷商时期的秘书——“贞人”

殷商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地域非常广阔,除了商王直接管辖的中心区域以外,还有“东土”、“西土”、“南土”、“北土”等众多方国。据学者陈梦家先生研究考证,甲骨文中记载的方国就有48个之多。这些方国自成体系,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邦、国,但同时又与中商有着一定的联系,即他们要根据商王的需要按时交纳各种贡品,并参与商王组织的讨伐战争、祭祀庆典、狩猎活动等等。

述评殷商时期的沁阳田猎区

本文利用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论述了殷商时期沁阳田猎区的基本状况及其作用,指出:殷商诸王在沁阳一带频繁地进行田猎,而且往往连续数日,足见商王对此地田猎的重视。商王重视沁阳一带的田猎活动,并非完全为了娱乐,更重要的是通过田猎来进行降战的军事演习,以训练军队;同时,通过田猎,驱除野兽对农业的危害,从而保护农业生产。

从甲骨文“灾”字看殷商时期的灾害

甲骨文中的"灾"字常用来表达祸患之意。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灾"字的字形不断变化,表达的含义也不尽相同,或表示河水泛滥,或表示河流壅塞,或表示战祸,或表示自然界发生的天火,或表示凶猛野兽的威胁。研究"灾"字形的变化有助于认识殷商时期灾害发生的基本情况。

中华武术在殷商时期的发展特征研究

中华武术普遍存在于殷商社会,且已基本成熟;以武立国,构成了殷商王朝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崇尚武功,反映了商代社会的基本面貌;商王、女性及非常备军的参与,促进了中华武术的快速传播;战争、田猎的频繁及青铜冶炼技术的提高,刺激了殷商军旅武艺的迅速提升,推动了中华古代武术的发展进程。

试论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存的性质——兼及殷商时期窖藏、祭祀遗址和墓葬的比较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型墓葬的发现和发掘,是我国南方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在国内外考古学界引起很大轰动.但由于遗存地处沙滩之中,沙质疏松,易于流动,有关迹象得以清晰留存至今的不多,对其性质的确定造成一定困难;加之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公布,因此对其遗存性质,一时颇有歧议.除墓葬说外。

殷商时期的天下格局

战国时期杰出的爱国诗人屈原在其长篇史诗《天问》中曾满怀激情地对天发问“授殷天下，其德安施？”意思是说，天帝把天下交给了殷，是由于施行了什么德政？屈原在这里只是提到了天帝将天下交给了殷，然而殷商时期的天下究竟怎么样，其并未加以说明。事实上，这是涉及殷商...

试论贝币的职能与殷商时期的商品经济

“贝”,泛指海贝.它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使用过的物品货币.据著名古代货币研究专家朱活先生考证,在我国古代充当过货币的海贝中,大型的有:虎斑宝贝、阿文绶贝;小型的有:货贝、拟枣贝等,其中以货员最为常见.自从一九二八年殷墟第一次正式发掘以来,先后出土的海贝(货贝)数以万计.但是对于贝是否在殷商时期已作为货币使用这个问题,学术界仍然存在有不同意见.千家驹认为:我国的货币从最初的贝币开始,已经有四千年历史,比文字起源还早.即殷商以前贝已作为货币使用.郭沫溶生前考证,用贝作为货币的时间,约在商周之际.郭宝钧推证:用贝作为货币的时间是在周穆王以后.朱活又认为:贝是夏、商、周三代的重要物品货币.

殷商时期白种人在中原的足迹考

在人类的黎明远古时期,距离遥远的东方居民和西方居民之间,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一直就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不过,由于年代已久,历史记载遗失,考古材料匮乏,已不易考察。 近世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对东、西方远古时期的文化交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忱,进行着艰苦的探索,力图揭开人类婴儿时代的国际和洲际性交往的秘密。今天,远古时期东,西方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这一论点,已以大量确凿生动的例证,获得了世界史学界的公认。 中国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已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徐球在《黄帝之囿与巴比伦之悬园》一文中,详细描述了昆仑墟和悬圃与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又译作悬园)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认为在远古时期,巴比伦和中国的中原地区就存在着文化方面的交流。顾颉刚、童书业合撰的《汉代以前中国人的地域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一文,支持了徐球先生的论点,指出了中国古代“大九洲”观念和印度“大九洲”观念的吻合,列举了东、西方交通故事的古老传说,认为“这种传说或许是从西方来”。凌纯声在《埃及的金字塔与中国的古王陵》、《中国的封禅与两河流域的昆仑文化》等一系列文章中,比较了中国西汉古王陵与埃及金字塔在形制上的相似之处,认为中国古王陵的形制应受影响于埃及的?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尸骨为殷商时期医学史研究提供依据

3000多年前不足10岁的孩童,头骨顶部正中却有一直径约1厘米的圆形穿孔。不久前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一具尸骨引起专家关注。“这具在大司空商代墓葬里发现的尸骨,其头骨穿孔表面钝化光滑齐整,有人工开钻的痕迹,穿孔后骨头还在生长。专家推测,他曾做过开颅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术后还继续存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说。像这样成功的开颅术并非孤证。殷墟后冈9号大墓曾出土一具成年男性骨骼,头骨前囟点处有一穿孔。穿孔内创缘直径约8毫米,外创缘直径约19毫米,呈喇叭形。

试论殷商时期的农作物与农时

农业是古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祀与戎”行为活动的重要支撑,对社会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故对于古代史研究来说,农业始终是一个必须深入研究的课题。殷商时期的社会生产力较前期有了较大的提升,祭祀与战争频频进行,更有必要对商代农业进行梳理与分析,进而探讨商文明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殷商时期特殊日内时间词的语境考察

观察太阳的运行变化是古人感知时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渠道,殷商时期便产生了许多与太阳相关的时间词,如“旦”、“明”等。通过对殷商时期日内时间词的搜集和整理,我们发现古人除了以太阳的运行变化记述时间外,还以重要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记述时间,如“大食”、“小食”是以饮食活动来记述时间,这类时间词的数量不多,但却反映了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对这些特殊时间词的语境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殷商时期古人在一天之中在某一时间段内的重要活动,如饮食、田猎、采集等,对此我们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究,力图挖掘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历史文化记忆。

我国殷商时期的卫生防疫

“瘟疫”是我国古代对人群大规模罹患某种传染病的统称,关于瘟疫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至殷商时期。我国学者在甲骨文研究中发现了关于“疾人”(某种疾病患者)、“乍疫”(突然暴发疾病)、“疾年其媪”(当年瘟疫暴发导致人员死亡)、“辛亥,贞邑自”(辛亥之日,担忧在人群聚居地瘟疫传播猛烈)等记载,反映了古人对瘟疫发生、发展、传播及其危害已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此外,甲骨文文献还多次提到“磔狗”(杀犬献祭),如以犬“风”(止风)、“疾”(瘟疫停止)、“四方”(使四方安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