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晚年的“抓革命、促生产”思想

论毛泽东晚年的“抓革命、促生产”思想吴敏先，孙成军＂抓革命、促生产＂方针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它反映的是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的关系问题。在长达１０年的＂文革＂时期，这一思想表现得非常活跃，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和作用。笔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深刻教训——兼论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历史价值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首先倡导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伟大的实践成功和丰厚的理论成果。但在晚年时期,也有严重的失误,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展,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就是:没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对错误倾向判断失误,理论创新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吸取了这一教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历史新阶段。

毛泽东晚年大民主与小民主思想述评

大民主和小民主是民主的两种形式,毛泽东晚年多次谈到大民主和小民主的问题。在大民主方面,毛泽东认为,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对敌人和官僚主义者实行专政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其主要形式是“四大”。在小民主方面,毛泽东认为,就是和风细雨地处理人民内部和党内问题,其主要形式是整风。大民主和小民主思想的目的是: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但在实践中,大民主的恶果是: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混乱,必定与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相呼应,使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严重摧残。

毛泽东晚年个人崇拜问题新探

普遍认为,毛泽东晚年犯个人崇拜的错误是由于其在成绩面前骄傲自满,此结论需要重新研究。事实上,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毛泽东,在伟大胜利和成绩面前,一直是谦虚谨慎的。明确反对对他的崇拜和迷信的宣传,只是在晚年,由于他的理论和实践连遭挫折和失败,他感到孤立和不安,才提出需要搞点个人崇拜。毛泽东晚年的个人崇拜,不是理论认识上的原因,而是路线斗争、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深层原因哲学新探

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原因很复杂。毛泽东早年片面强调动和斗、相对忽视事物同一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尚动""奋斗"思想是其晚年错误的潜在诱因;中国人"人格神"崇拜的"神灵"观与"通变"的思维方式是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神化和毛泽东笃信人民群众可以成圣实现对接的深层传统文化因素;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革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的符号,但忽视物质因素限制的过度革命则又走向了反面。以上三个不同的哲学新视角可以拓深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原因的认识。

胡乔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和反思

胡乔木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毛泽东有近距离的观察。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表现,探讨了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并就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同时,胡乔木也强调,要正确看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要从大局着眼,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做出评价。胡乔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和反思是全面而又深入的,显示出锐利的思想锋芒,对于正确开展晚年毛泽东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共同富裕思想的演进——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相关思想的扬弃和超越

50年代中期,毛泽东首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而邓小平则超越了毛泽东晚年的认识误区,形成了系统、科学的共同富裕理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共同富裕思想演进的轨迹:一、价值判断,从公平第一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二、根本手段,从抓革命到突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三、实现形式,从计划体制下的均中求富到市场经济中的有序致富。

二十年反修斗争述论——毛泽东晚年的反修情结

上个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二十年的反修斗争。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修正主义上台。毛泽东错误地把国内外对于三面红旗的批评看成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为了始终高举三面红旗,防止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他百年之后反对三面红旗和他自己,他部署了防修反修的三大战役。他对反修形势的判断是片面的,反修理论的指导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的三个侧面(下)

2在西学领域的追问 毛泽东晚年还曾比较多地读、谈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他先后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作印成大字本给他读,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法国福尔的《拿破仑论》,苏联塔尔列的《拿破仑传》,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和李政道当时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不平常的核态》,还有《自然辩证法》《动物学杂志》《化石》杂志等。

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的三个侧面(上)

1950年代至1960年代，毛泽东阅读了一批当代学者写的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著作，其中包括范文澜修订的旧作《中国通史简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等。毛泽东在范文澜和任继愈的书中分别留下一些批注文字，1965年还曾向郭沫若推荐杨荣国的思想史，同刘大杰当面交流对文学史的一些看法。

中苏关系的恶化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迷失

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在1957年至1976年经历严重曲折,这与毛泽东个人认识上的偏差和理论迷失直接相关,而毛泽东个人认识偏差和理论迷失的直接诱因是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对待斯大林错误的初步分歧导致毛泽东改变对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中苏关系的恶化加深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危险性的认识;中苏关系的破裂强化了毛泽东对"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毛泽东思想发展经历的重大曲折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结果。

试析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方法论根源

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方法论根源 ,一是在思想路线上发生了经验主义对“实事求是”的僭越 ;二是在群众路线上误入了两条歧途 :群众观点与群众方法相割裂 ,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相混淆 ;三是在矛盾分析法的具体运用中出现了几处逾矩 ,处理过于简单片面化。上述种种因素 ,综合造成毛泽东晚年探索最终被错误趋向压倒。

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个经济根源

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中国私营经济问题认识上和实践上的失误,即过早地完全消灭了私营经济;而毛泽东晚年错误之所以持续近二十年之久,虽然在这期间,毛泽东也做了一些纠"左"的努力,但始终没能从根本上见成效,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其重要原因也正是由于长时期地排斥私营经济。

传统的“革命”与革命的“传统”——毛泽东晚年思想与实践的重要社会根源

中国传统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与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是毛泽东晚年思想与实践的重要社会根源。虽然毛泽东在晚年夸大意识的能动性,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他对革命传统的继承,以及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同时也为世界革命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历史性超越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毛泽东的晚年却不自觉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 ,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 ,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 ,从整体推进的层面全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研究两位伟人的思想脉络 ,对于认识共产党的执政规律 ,认识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 ,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认识当代中国的国情与时代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