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氏族之人”到“编户齐民”——试论先秦时期社会成员身份的变迁

夏商西周时期,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于“族”之中。这些族,夏商时期称为“氏族”,西周时期则多称为“宗族”。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人”“民”多混用无别,但两者的使用却出现了有所侧重的情况。“民”能够以地域为称,但并不以族为称,它所表现的是社会成员的地域特征,而“人”则可以表现其作为某族的血缘关系特征。社会成员间血缘关系的影响在削弱,而国家地域关系的影响在增强。社会成员身份的巨大变化是由氏族(宗族)之人,变成了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编户齐民”肇端于战国时期诸国授田制度的实施,到秦代则成为国家控制天下民众的最主要的制度。这种居民身份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

流动的抄本:明清嘉善《唐氏族谱》的编纂、流传与文本生产

上海图书馆藏《唐氏族谱》抄本两种,最早抄成于乾隆初期,此后历经一个多世纪的修订、增补和重抄、抽换,文献形态复杂凌乱。该族谱的文本层次则更为丰富,其祖源叙事和早期世系可能形成于宋代至明代前期。晚明以来,该族谱以抄本的形态在松江、嘉善一带的多支唐姓人群之间流传、增订、嫁接,在乾隆抄本形成之后仍有新的支系添加进来。因此,这一族谱的生产模式并非人们熟知的在“宗族组织”主持下编纂、续修的模式,族谱背后的唐姓人群也并未形成哪怕是松散的“宗族”。这一类族谱或可命名为“嫁接型族谱”,值得在将来的学术研究中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西藏远古氏族“格茹”考——基于《格茹父系的起源》研究

生活在西藏西部的“■”或“■”人与川西嘉绒藏族同宗同源,两者皆是川西高原远古人群“格茹”的直系后裔。即早在吐蕃形成之前,“格茹”人西迁至青藏高原,定居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并逐渐形成了后来的西藏“■”人。对藏文早期刻本文献《格茹父系的起源》进行研究,同时结合藏、汉文相关史料语境,详细考证西藏“格茹”人的起源及其早期变迁历程,深入探讨其与嘉绒藏族之间的历史渊源,可进一步探知从先秦时期到吐蕃分据割据时期,我国西南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而可论证西藏各民族为推动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所做出的重要历史贡献。

试说花东氏族所用卜甲的来源

花东氏族占卜所用龟甲,其上有一些记事刻辞,这些刻辞有的明确记载了贡献此龟甲的邦族,如屰、■、疾、宁、庚、史、周等。这些贡献龟甲者或为商王朝之大臣,或是与商王朝有关系的邦族,但均与花东氏族无直接联系,由此可以推测这些龟甲当来源自商王朝的收存。这就为花东氏族与王朝关系的密切提供了一个旁证。花东氏族虽然没有进献龟甲和卜骨给商王朝,但却因其与王室关系密切而可以取用商王朝所收存的龟甲,对于说明花东氏族族长“子”的身份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南宁市友爱村《遂昌户黄氏族谱》的文化价值

广西南宁市友爱村存有一部《遂昌户黄氏族谱》,这是一部生动的、原汁原味的宗族迁徙史,承载着这一移民家族的世系繁衍,其中包含族人的宗族世系、姓氏源流、婚姻亲属关系、宗祠情况等内容,它不仅是黄氏家族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也为南宁市乃至广西的宋代移民家族个案研究和南宁城市发展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佐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研究价值与传承价值。

《山东平原任氏族谱》考论及其历史文献价值

任继愈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学术成就卓越突出,言行美德风范高标。考察其平原任氏家族族谱就得出其成就来自家族优良的家风家训。平原任氏家族是明清民国时期德州区域兴起的重要文化家族,其家族编修的任氏族谱续编五次,收录了历史画像、历代族谱序集、先祖传略、凡例、平原任氏名器谱、圣旨集录、平原县志节选等史料内容。任氏族谱格式体例创新、族谱内容完整、定期编修,具有保存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优良家风的历史文化价值。

泰州家谱中的家规家训——以三诏堂《泰兴焦氏族谱》为例

泰州自古以来就有大量宗族家谱,以便于家族精神的传承和用家规规戒来涵养家风,这些家谱中的家规家训逐渐积累,形成了丰富的泰州特色宗谱家风文化。其对新时代传统精神文化中的道德涵养和传统优秀家风的传承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价值。本文以三诏堂《泰兴焦氏族谱》为例探讨了《泰兴焦氏族谱》的由来以及其家规家训的意蕴,阐述了泰州家谱中的独特的家规家训文化,为新时代泰州的家风传承和道德引领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论《贝奥武甫》中氏族共同体的冲突轮回与命运危机

英国文学的开山之作《贝奥武甫》生动描写了主人公为保卫百姓的生命财产同恶魔殊死搏斗而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通篇折射出古代族群的“命运”意识和“共同体”理念,从而为英国文学中的“命运共同体”表征开了先河。同时,这部令英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史诗不仅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氏族共同体的结合机制、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且深刻揭示了氏族社会的顽瘴痼疾,即部落族群旷日持久的冲突轮回与命运危机。显然,作者对氏族社会的动荡与危机的表征构成了审美客体和认识论评价体系。本文旨在探讨《贝奥武甫》中氏族共同体的冲突轮回与命运危机的性质与特征,并借鉴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视角对这两个核心主题加以阐释。

明清晋商氏族德育思想及其现实意蕴探赜

晋商、徽商、粤商并称中国历史“三大商帮”,其对中国经济、政治与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晋商兴起、繁荣与发展离不开晋商氏族育人育德思想,其以人为本、以诚信为基、以敬业为准的商业道德,忠孝皆全、修身律己、进取拼搏的家风品德,多行善举、为民谋利的社会功德,对晋商德育为先的人才培养机制、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新时代晋商要传承与创新氏族德育思想,以晋商文化为内核,形成正向商业价值导向;以育德为根本遵循,弘扬新时代文明新风;以晋商核心精神,凝聚社会道德风气,促进晋商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农村氏族宗祠用地法律问题研究

农村氏族宗祠用地属于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范畴。宗祠用地与普通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国有公益性建设用地有所不同,属于准公共物品,为集体内部习惯性公有共用地。宗祠及其占有的土地使用主体为氏族成员,主要是为满足该部分集体成员的祭祖、血缘信仰等精神需求。通过司法裁判案例考察发现,实践中存在宗祠用地法律定位模糊、利用与管理混乱等问题。氏族成员基于民法上习惯性权利对其利用,具有一定的社群排他性、法理上的正当性。宗祠用地在使用主体、客体、内容上均具有特殊性、优先性,需要对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相关权利形态进行厘清。

辽金时期女真氏族制度新论

辽金时期女真是由隋唐时期黑水部发展而来。隋唐时期黑水部部内已经分化出许多氏族分支，组成相互通婚的血缘集团。女真社会发展到完颜始祖函普时期，仍保留了黑水部这种原生的氏族组织结构特点。献祖绥可以后，氏族组织之内的家庭公社经济独立性增强，地缘因素增加，家庭公社不断游离出氏族组织之外，氏族组织向次生形态转化。金建国以后，以地缘组织猛安谋克来组织部众，彻底打破了氏族的血缘纽带，氏族成员之间的血缘联系在组织上被瓦解以后，在意识形态方面仍起着重大作用。本文除对辽金时期女真氏族制度的演变进行研究以外，还对与此相关的某些“部”的性质、地缘关系及血缘集团类型、婚姻制度及继嗣集团的衍化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

江南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氏族部落探寻——兼论新石器时代黄河与长江流域氏族的迁徙与融合

长江下游以太湖、宁绍平原为中心 ,包括苏南、上海及浙北地区 ,在 2 0世纪相继发现了举世瞩目的 80 0 0年至 4 0 0 0年左右的跨湖桥类型、河姆渡类型、马家浜类型及良渚类型文化遗存 ,学者们发表了许多研究性文章 ,出版了不少论著。但因古文献对南方的传说人物 (氏族首领 )缺载 ,故多称“古越族”是这些类型定化的主人。文章提出跨湖桥类型为盘古氏后裔与古越族文化 ,河姆渡类型为古华胥族与古越族文化 ,河姆渡类型晚期与马家浜类型早中期为炎帝神农氏族与古越族文化 ,马家浜文化崧泽类型至良渚类型为防风氏古国文化 (含古越族与华夏族小古国 ) ,井提出良渚文化的消失或转移除自然灾害的原因外 ,禹杀防风氏国君 ,迁其国于浙江南部山区 ,以及华夏诸小国的北返或南迁 。

道家的文化基因——先秦道家与上古的氏族、部落及国家

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道家二十六家七百三十四篇著作中,可确定属于宋、卫、陈、郑、齐、楚诸国者二十二家七百零一篇,占《汉书·艺文志》著录先秦道家总人数的84%以上、著作总篇数的95%以上。而宋、卫、陈、郑、齐、楚诸国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众多的先秦道家人物和著作,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基本民众乃上古颛顼氏之苗裔,在他们的基因中天然地具有某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官”意识。“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亦即“道家者流,盖出于颛顼氏(重、黎)天地之官”。源于颛顼氏的道家思想文化基因在陈、宋、楚三国有较纯正的传承,其故地流行的老庄道家多主“虚静无为”和“以自隐无名为务”;而在卫、郑、齐三国的道家则明显具有东夷文化和西部炎黄文化融合的特征,其道家思想亦在道家之“道”的名义下,寻求与儒、法、刑、名等各种思想的相互调适与融通。

《朗氏族谱灵犀宝卷》中的《格萨尔》史料研究

《朗氏族谱灵犀宝卷》中册记录了朗·绛求浙桂与岭·格萨尔王五次会晤的情况,涉及《格萨尔》中八位主要人物,甚至记录了岭·格萨尔王无子嗣的情况;下册记录了元朝时期帕竹政权首任第巴大司徒·绛求坚赞与灵藏、邓麻、馆觉等部落的交往,这些部落均为《格萨尔》中的岭国部落。这些史料在《江孜法王传》《汉藏史集》等藏文史籍中可得到印证,还被《西藏王臣记》《吐蕃历代赞普史》等藏文史籍所引用。文中涉及的地名、行政机构名均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有注记,与《德格县志》记录保持一致,并且在《元史》《明实录》《清实录》《清史稿》中能够找到文献出处,说明中央政权一直在关注着西藏地方政权此起彼伏的更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少数民族地区古代文学的边疆史料应与汉文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因此,《朗氏族谱灵犀宝卷》记录的《格萨尔》史料是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有助于《格萨尔·林葱族谱》的辑佚。

仙游郭坑林氏族谱与妈祖史料

介绍仙游郭坑现存有的3种林氏族谱;阐析清代康熙年间《郭坑林氏族谱》抄本中收录的元代张翥《灵著录序》和清代林朝裕《灵著录略》及其他一些妈祖史料的学术价值;指出《郭坑林氏族谱》并没有收录宋代廖鹏飞撰写的碑记。

13世纪苏格兰“边境掠夺者”氏族在独立战争中的兴起

13世纪末爆发的苏格兰独立战争结束了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短暂的和平。对于边境氏族而言,战争使其生存环境和平等权益遭受破坏与侵犯,他们便以“掠夺”活动——即以抢劫、绑架和勒索为主的暴力方式相对抗。为了保障自身安全和谋取更丰厚的回报,边境氏族投身于军事统帅和地方领主麾下从事反抗英格兰的活动,通过军功换取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因此,边境逐渐形成了以军事贵族为核、以边境氏族为辅的政治格局和治理体系。独立战争后,边境战乱并未平息,边境氏族依然凭借着军事贵族的庇护,通过不断发动对外“掠夺”扩张实力,“边境掠夺者”氏族由此兴起。

康朱倭氏族与区域划分研究

朱倭氏族系藏族古代四大姓氏之“董”或“止”的分支,在吐蕃赞普时期朱倭氏族隶属于松巴千户管辖之内,后经氏族迁徙及分流,朱倭由氏族名演变为地名,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境内被古人称作朱倭。据资料显示,早先被称为朱倭的地名范畴远大于当今炉霍县的范围,有“上朱”和“下朱”之分。“上朱”为现甘孜县绒坝岔至玉树州囊谦县境内,“下朱”为今甘孜县绒坝岔至道孚县松林口以内。

满族氏族之姜尔佳氏

姜尔佳氏为满族姓氏之一,其后人现多居住于辽宁省丹东凤城地带。后金时期,一世祖佑恭率众来归。清入关后,列宗立功疆场者,更是殊不乏人,他们为清朝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其姓氏的形式变化也可证明其姓氏是满汉融合的表现之一。

海内外新安程氏族人清明公祭太极魂“忠壮公”程灵洗

太极拳是深受世界各地人民普遍推崇的中华武术瑰宝。2023年4月17日,因新冠疫情而中断三年的海内外新安程氏族人公祭太极魂、“忠壮”公程灵洗大典恢复,并在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墩村隆重举行。

祁门县《方氏族谱》土地契约文书探究

民间契约文书具有独特、重大的研究价值,而收入族谱的契约文书是已订立的契约文书的抄录再现,在族谱中所呈现的诸多契约文书,一方面是向后世子孙及旁人传递宗族族产、祖产等的具体信息以宣告其所有权;另一方面是通过记录这些契约内容以证明其产业合法性,或者在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纠纷中提供强有力的证据。笔者所见于《方氏族谱》中的契约文书,数量可观,且年份集中于清前中期;这些族谱契约文书具有散件契约文书的一般性特征,包括立契人、中人、代笔人,以及交易物、边界和相关契约术语等。此外,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族谱契约文书中的契约参与人之间的联系。这些族谱契约文书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了解当时该宗族该地域的土地交易、社会经济及宗族契约秩序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