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社团参政实践与马来西亚民主转型探析

作为公民社会组织的重要力量,华人社团是多元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者和先行者,在推动马来西亚民主转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20世纪80年代,在马来西亚单一化族群政策的影响下,面对族群利益边缘化、华基政党代表功能的缺失、华教运动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斗争遭遇瓶颈的现实,华团内部的精英人士基于民权、多元、自由的民主观念建构了民族抗争框架,通过“三结合”、《华团宣言》、“两线制”等体制内的参政方式与国家力量抗衡。21世纪后,马来西亚政治生态的转变和民主改革运动释放出新的政治能量,为经历十年低潮与调整的华团探寻组织在国家转型中的角色定位与作用提供了契机。这一时期,华团主要采取社会运动、公民教育和监督政府等自下而上的制度外路径,推动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当前,马来西亚土著保守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不断上升,以华团为代表的公民社会组织要推动国家巩固和发展更成熟、理性、负责任的民主内涵,必须要有独立自主的空间,在明确国家与社会之间界限的同时,扮演社会监督与制衡权力的角色。

缅甸民主转型期间的大国平衡外交政策:动因、特征与影响(2011-2020)

2011年以来,缅甸启动了政治民主化的转型进程,历经联邦巩固与发展党政府和全国民主联盟政府两个时期。期间,缅甸的外交政策经历了重大转变,从新军人政府时期的“亲密友华”逐渐转向“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转变意味着缅甸有意平衡各大国在缅影响,与所有大国保持友好关系,并强调地区合作与和平共处。缅甸外交转变也是对西方取消制裁后新国际环境的回应。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缅甸民主化转型期间实施的大国平衡外交政策,揭示缅甸政府采取这一政策的动机、特征与影响。实质上,缅甸大国平衡外交是向传统中立政策的回归,在民主化转型时期缅甸并未成为美国、印度、日本等大国的盟友,对华友好仍然是缅甸外交政策的主基调。大国平衡政策不仅是缅甸政府为捍卫国家利益做出的战略选择,同时也是对国际形势变迁的因应。

马来西亚民主转型背景下的华人社会运动研究

新世纪后,由“安华事件”引发的改革运动在马来西亚掀起了连串政治风潮,为华人社会抗争力量带来难得的政治机遇,社会运动与政党、非政府组织在体制外互相结合互动,成为抗衡国家的重要民间力量。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与政治制度的开放程度、执政精英内部权力的变化以及制度外力量的互动结盟等政治机会机构密切相关。在民主转型背景下,华社抗争力量重拾活力,积极发起和参与各类社会运动,在捍卫族群利益的同时与其他族群构建跨族群联盟,抗争目标和议题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社会运动和政治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当前,马来西亚政治秩序处于变动之中,在政党分裂、族群关系紧张的政治生态下,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运动未来的发展将面临更多挑战。如何在政局风云变幻的环境下,通过恰当的策略选择创造和发展政治机遇,重建与国家的关系是政治行动者未来需要关注的问题。

论民主转型烈度

把烈度的概念引入到民主转型过程的比较研究之中,提出民主转型烈度这一概念,是对比较政治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它使对民主转型的国别比较更具有可操作性,大大增加了结论的说服力。民主转型烈度是由一系列具体的可执行的指标体系构成的。通过对民主转型烈度的测评,我们就可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转型进行级别划分,从而进行深入的研究。

颠覆型民主化：菲律宾民主转型的力学博弈及依靠力量

通过"二月政变"率先实现颠覆型民主化,是菲律宾政治和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在转型的博弈过程中,菲律宾未能形成体制内改革派集团,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间的势力平衡急速地倾向于后者,在野党缺乏动员大众并使政府让步的能力。军队的反叛和教会的介入是民主转型最重要的依靠力量,这使得菲律宾颠覆型民主化的实现成为可能。

族群冲突对缅甸民主转型的影响

缅甸是一个族群状况复杂的国家,族群问题在缅甸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独立运动时期,缅甸各民族的团结被放在了首要地位,并通过《彬龙协议》相互约定独立后采取民族自治的联邦制。但是,独立后的缅甸政府却在联邦制和民族自治上有名无实,相反强调"一个种族(缅甸族)、一种语言(缅甸语)、一个宗教(佛教)"的强制民族融合政策,这直接造成了国内大规模的族群冲突。2003年8月缅甸政府推进民主转型以来,族群冲突依然成为阻碍民主转型的重要障碍,甚至还将完全逆转民主转型,如何解决该冲突成为当前缅甸政治中的重要问题。

从公民参与看东亚民主转型

西方演进型民主的发展历史,昭示出自下而上的力量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力量表现在民主运动中便是公民以不同形式对民主政治的参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同样体现了这样一种趋势。民主参与不仅是一种政治活动,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参政权。转型社会的参与类型较为复杂,主要包括制度性参与、合法的非制度性参与和非法的参与。在权威政体松动、开始推行民主化之后,公民会逐渐远离非法的制度外参与。

台湾民主转型中新闻传播的变迁与发展——一项基于对台湾新闻传播界深度访谈的研究

对于台湾新闻传播与民主转型的关系问题,台湾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相关人士无疑具有发言权,通过对他们的访谈,可以看到更加真实、全面和透彻的台湾民主转型中台湾新闻传播的历史过往和现实图景。台湾新闻传播在管制与自由、侍从与合谋、西化与本土这几个问题上有比较集中的叙说和解读,在报禁解除后的自由环境中,被访者强调应以"非无限"的自由与合理的管制去除市场之虞,长远规划符合本土的新闻传播政策。总体来看,有序合理的新闻传播政策与良性理想的媒体环境是被访者的共同期待。

媒体、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专访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

社会运动与媒体有着不解之缘。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他的《社会运动：1768-2004》一书中写道：＂自18世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报纸、杂志、小册子以及其他印刷传媒就在传播运动的消息,它们宣告即将开始的行动,评价这些行动,并对这些行动的成败予以报道。

地缘政治、民主转型与俄罗斯外交政策

在俄罗斯整个历史上,以地理扩张以及由此催生的救世使命为根本内核的地缘政治思想不仅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且造就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安全两难。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一大现实就是欧亚大陆外围势力向核心区域渗透,而不是传统上的核心影响边缘。在这一地缘政治条件下,俄罗斯国家的民主转型根本改变了作用于对外政策制定的几乎所有因素,致使俄罗斯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内政治的主要议题之一,结果使得可以进行新的选择的俄罗斯常常感到自己缺乏这样做的力量。新生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就是自身的不安全感,而外交政策的紊乱恰恰是地缘政治和民主转型双重作用的结果,是其不安全感的具体表现。

民主转型与政治暴力冲突的起落:以印尼为例

相较于"稳固时期的威权统治",民主转型初期常常是一个政治暴力风险上升的历史阶段。本文指出,尽管民主化同时蕴含暴力加剧和暴力缓解的逻辑机制,但在一个族群分裂的社会,由于民主化初期政治信任格外匮乏,其暴力加剧机制常常早于暴力缓解机制出现。那么,为什么即使在社会分裂的国家,转型期不同国家的暴力冲突水平仍然出现明显差异?即,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一些暴力冲突水平高得多?本研究聚焦于政治宽容这个因素,以此来解释多族群社会转型暴力水平的差异。在本文中,政治宽容包括大众文化和精英意识两个维度,并强调其相辅相成性。简单而言,政治宽容水平高的地方,暴力冲突水平低,反之则否。本文以印尼为例,对核心观点进行了论证与说明。

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民主转型原因之异同——对《第三波》转型原因观点的验证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进入民主巩固阶段,对过去转型的分析有助于对现阶段民主巩固问题的理解。地处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提供了可资比较的民主转型经验,以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关于民主转型原因——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宗教变化、外部因素直接影响和示范效应等五个因素分析为基础,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这一因素可能是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普遍原因,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宗教变化、外部因素直接影响和示范效应等四个因素可能只是适用范围较小的民主转型原因。

缅甸民主转型期新闻政策的变化及对新闻事业的影响

2010年至2016年是缅甸的民主转型期,缅甸民选政府为推动民主化进程,大刀阔斧革新新闻政策,逐步废除新闻审查制度,开放媒介市场,解除对国外媒体的限制,放宽网络管制,实施新闻自由。新闻政策的变化给缅甸新闻事业带来了媒体大量创办、种类日趋多样;新闻从业人员大量增加、队伍不断壮大;新闻报道空前活跃、内容日益丰富以及舆论监督作用得到发挥并日益突出等发展。但由于法制不健全、管理跟不上、媒介市场不成熟、行业自律尚未建立等原因,也带来了独立媒体生存困难、新闻队伍良莠不齐、出现新闻失范现象、媒体沦为政治势力操控民意的工具、新闻自由被滥用,威胁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定等新挑战。

印尼民主转型和民主化软着陆

本文讨论1998年以来印尼民主转型的进程,分析了民主化的成果以及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文章接着考察了印尼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对强人权威政权的怀念,对大选结果中反映出来的强人政治回归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最后,作者对印尼能否突破“民主——专制——再民主——再专制”的怪圈,实现民主化的软着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民主转型环境下的当代马来西亚印度人族群抗争运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爆安瓦尔事件,以此为契机马来西亚逐渐进入民主转型时期。当代马来西亚印度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作为马来西亚第三大族群却深陷族群困境之中。在民主转型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他们逐渐觉醒并开始积极利用日益兴起的社会运动形式进行抗争,将自身的利益诉求融入马来西亚社会的民主诉求之中并得到巨大的社会支持,但两大运动未来的关系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省宪法、省宪运动与民主转型困境

近代中国的省宪运动是一次具有民主色彩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完成国家统一任务,同时实现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转型,走与美国相类似的联邦主义道路。省宪运动的政治目标是先建立各省自治的小型自治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再由自治省构成联邦制国家。政治转型的前提是制度设计问题,省宪运动中,各省先后制定省宪法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潮流。各地省宪法从内容和结构上体现了对民主法治精神的弘扬,但同时又存在明显不足,影响着省宪法的贯彻与权威性,这对国家的民主转型构成阻力,最后导致省宪运动走向政治发展的困境。

论民主转型与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

自从20世纪后期文化与民主的关系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复兴以来,很多著名的政治学家投身政治文化研究,相关成果大量涌现,研究领域和视野得到拓展,研究理论与方法得到创新。这一重要倾向不仅推动了比较政治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且对促进全球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政治精英在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中的作用

二战以来,在西方解释和分析民主化问题的两大理论谱系中,强调政治精英作用的"过程论"在一些方面比"结构论"似乎具有更强的适用性。本文就在"过程论"的视野下对政治精英在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两个阶段中的作用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分析,进而发现政治精英在这两个阶段中的作用既有明显的一致性,也有明显的差异性。最后指出了本研究对推动现实的政治发展、完善民主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若干启示。

信任机制、契约互动与民主转型

从社会微观视角来看,契约型的互动机制与中产阶级的形成是以最初信任机制发展逻辑为前提的,只有从不同传统社会的最初信任机制及其演变路径进行分析才能对各个国家的契约型互动和民主模式的发展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和阐释。传统社会的信任机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演变推动着社会结构分化和流动的走向,它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制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发展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墨西哥的社会运动与民主转型

墨西哥的民主转型始于20世纪70年代,几乎用了三十年方告终结,是一个渐进且漫长的过程。对于墨西哥而言,民主化的形成与国内统治精英的理性互动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有关,更重要的动力则来自社会运动对一党独大威权体制的抗争与施压。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墨西哥社会运动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了三种主要的民主化浪潮,即选举抗争运动、民主促进运动和萨帕塔运动。作为民主转型的催化剂,墨西哥社会运动唤醒了公民社会的民主意识;提升了选举的公正性与透明度;开启了政党联盟的进程,促使政府开始实施有意义的政治改革;推动了原住民权利的落实和多元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