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腔音乐》看延安民众剧团的秦腔改革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秦腔改革对中国戏曲发展方向起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安波的《秦腔音乐》为主要资料,结合其它文字资料,分析了民众剧团秦腔改革的方法与路径。

从口述史视角看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秦腔改革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秦腔音乐改革对戏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几位尚健在艺术家提供的口述资料显示,剧团成立之初的成员主要是晋剧艺人及秦腔音乐爱好者,很难在秦腔音乐改革中有所突破。随着演出活动及影响的扩大,剧团开始积极吸纳专业戏曲人才,如眉户艺人李卜和裕民剧团。在特殊政治环境下,剧团既演出现代戏,也演出传统戏,既演出秦腔、眉户、道情,也演出小型歌剧。

安波同志在延安民众剧团

一九四四年冬,柯仲平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希望能有音乐家到民众剧团搞地方戏曲音乐研究。随后安波同志从鲁迅艺术学院兴致勃勃地来到民众剧团研究秦腔音乐。他向秦腔名乐师朱宝甲学习,学一段唱腔就用简谱记下来。他是山东人,为了尽快掌握秦腔唱法吐字技巧,平时说话学陕西关中口音,不久他掌握了关中话发音特点,秦腔现代剧《血泪仇》王仁厚四句慢起板很快地就唱会了。他工作认真从不间断,每天直到深夜还在记谱分析研究。就这样花了几个月工夫终于整理出一份较完整的“秦腔音乐”资料。

“红色秦腔”剧目浅析

秦腔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以秦腔为武器,积极参与抗日救亡爱国战斗中,以马健翎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创作了一批"红色秦腔",本文将以《十二把镰刀》、《穷人恨》、《血泪仇》与《中国魂》四部作品探寻"红色秦腔"的传承与现实意义。

新质发于旧胎:秦腔现代戏《血泪仇》革新“经验”略论

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后,为适应“人民文艺”的新要求,深受陕甘宁边区民众喜爱的地方戏秦腔,便积极参与到政治文化建设运动中,涌现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与现实动员效果的革命现代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由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马健翎创编的秦腔现代戏《血泪仇》。《血泪仇》用秦腔这一传统戏曲形式承载了全新的革命思想内容,更是在叙事、话语以及情感结构等层面革新传统秦腔艺术,为边区“人民文艺”提供了具有典范意义的艺术经验。

黄梅前辈 邹胜奎

邹胜奎(1916年5月-1975年)(幼名普牙,外号大经)安徽望江县人。19岁时拜师檀凤乔、檀南昌为师,习旦角。艺成,在安徽江南、江西九江、南昌一带搭班演出。他有黄梅戏“戏篓子”之称,熟悉绝大数传统剧目,戏路亦宽,既擅老旦、青衣,又长于老生、花脸;嗓子也好,唱腔激扬柔美、高低自如,故他的艺术特点以唱见长,留下很多精彩唱段,至今仍在流传。1949年8月进入大观亭、胜利、民众剧团演戏。

改造说书人——1944年延安乡村文化的当代意义

如果说"文化"是对生活"意义"的注入,并决定生活方式的选择,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要在乡村获得文化领导权,就必须思考应该给乡村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化?40年代延安以新说书为代表的大众文艺运动,通过对娱乐的再政治化,转换乡村生活方式,并试图用左翼文化提升民间文艺的品格。通过说书改造,左翼文艺构建了乡村公共生活,而说书人艺术为今天反省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革命和想象的潜能。

制度变迁对20世纪戏曲发展的影响

政治因素是影响20世纪戏曲改革的重要因素,政治的表现形式一一制度,对20世纪戏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制度变迁为视角,以陕西三大戏曲院团为个案,考察转型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变化,在促进戏曲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20世纪秦腔改革的三大模式

改革是20世纪秦腔发展的重要主题。本文以易俗社、三意社、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为个案,通过文献梳理、比较分析,认为三大院团开创了秦腔改革的三条道路,形成了"戏曲改良""名角挑班""政治实用"三大改革模式。

皮黄回陕——民族形式与旧剧革命

一皮黄戏,即京剧,起于民间,流入宫廷,又盛于民间。皮黄腔由西皮和二黄融合而成。西皮,源自以弦索弹拨伴奏的秦腔;二黄,源自以胡琴伴奏的汉调二黄。汉调二黄最早出自唐玄宗创立于长安的梨园之歌舞。1二黄声腔遵湖广音,念白多秦音,唱腔高昂。明末清初,二黄翻越秦岭,古调翻新,流传于汉中、安康和商洛各地。

秦腔现代戏《血泪仇》民间伦理与革命叙事“缝合”探论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作为毛泽东亲自指示创立的革命戏曲团体,将《讲话》精神与“人民戏剧”传统相结合,以秦腔、眉户等上演革命现代内容。作为民众剧团秦腔剧作家马健翎创作的经典现代戏,《血泪仇》通过融合革命主体成长与传统戏曲复仇伦理叙事,揭示了农民由革命同盟者成长为革命主体的政治主题,巧妙实现了民间伦理与革命现代叙事的缝合,使得传统民间伦理资源成为边区现代革命修辞的“合法性”来源之一。秦腔《血泪仇》在延安边区革命主体形象的塑造,民族形式与现代革命内容的结合,以及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建构方面,积淀了颇具典范性的艺术生产经验。重释《血泪仇》民间伦理与革命叙事的文本价值,对综合认知延安文艺戏曲改革理路,乃至考察当前传统戏曲的传承发展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传奇色彩主导下的陕西戏曲现代戏创作——从马健翎到陈彦

新中国的戏曲现代戏创作,其实质是从马健翎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开始的。而在此之前的所谓现代戏,无非是时政形势加时装——把近代以来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以舞台化的形式,进行大众化宣讲而已。所谓现代戏,窃以为是以工农兵登上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为标志,以歌舞化的抒情形式表现人民大众所熟知的内容,在舞台上塑造工农兵形象,进而完成教化民众,感召民众,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同敌人作斗争。为此,马健翎把表现对象,从传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转化为当下的工农兵,转化为为自己利益和命运而奋斗的人民大众,从而开创了戏曲现代化的新纪元。

用文艺的方式解决文艺的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历史精神再解析

75年前的春天,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是为了化解当时延安文艺界内部团结问题,以及文艺队伍与军政队伍的矛盾对立情绪,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以毛泽东、凯丰个人名义。

诗人柯仲平的故事

后人爱谈前人的一世故事,那是因为前人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智慧和令人敬佩的品质,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诗人柯仲平(1902—1964),生前是中国文联副主席、西北文联主席。在人生征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