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接龙舞展演的“民俗生活”与“国家舞台”——基于湘西吕洞山地区的田野调查

以田野调查材料为基础,探讨当下接龙舞展演场域的位移,并对接龙舞的保护与发展提出新的思路。结论认为,在现代语境之下,苗族接龙舞拥有两个展演场域,即苗族民间的"民俗生活"与政府建构的"国家舞台"。随着接龙舞展演的"民俗生活"场域日趋式微必须努力实现其从"民俗生活"向"国家舞台"的场域位移,与此同时,依靠"国家"的强大的影响力来扭转接龙舞在"民俗生活"场域里的弱势,并最终实现在两个展演场域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民俗生活中民间武术的权力实践与狂欢精神——基于民国青羊宫花会“打金章”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为进一步揭示作为武术根底的民间武术的文化特质与变迁逻辑,深入理解民间武术与民俗生活之间的融合互动关系,以及探寻武术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路径,本研究以民国时期青羊宫花会"打金章"为个案,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民俗生活中民间武术的权力实践与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分析。研究指出:民间武术与民俗生活的融合历史悠久且普遍存在,民间武术丰富了民俗生活,同时也成为民俗生活的结构性要素。在青羊宫花会"打金章"中,不同主体围绕"利益"进行了权力实践。藉由民俗生活,"打金章"完成了对自身日常生活化的叙事,并在"释放欲望,超越‘日常’""突破秩序,创造新生""挑战规约,颠覆旧俗"的过程中塑造了尚武狂欢精神。这体现了民俗生活中民间武术的社会历史生成与狂欢精神实质。基于日常生活中民间武术的基础性地位,研究指出,当代中国武术的现代化变革与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应对融入生活世界的民间武术予以应有的重视与反思。

辰河高腔目连戏:湘西民俗生活的文化表象

辰河高腔目连戏将宗教与世俗两种不同的文化融为一体,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戏中所蕴含的巫傩文化、灵魂信仰以及民俗生活都是民众的世俗精神的展演,因为它的创造者、表演者、欣赏者都来自于民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宗教化的世俗生活。辰河高腔目连戏已演变为一种民族性、历时性的活态文化,是湘西辰沅流域民俗生活的文化表象。

族谱、民俗生活与村民的记忆——对安徽T村的考察

对普通村民而言,族谱不仅是宗族的象征和宗族组织的组成要素,而且是一种记忆的载体。它承载着个人及家庭的记忆,以及对远祖、对宗族和村落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通过族谱在民俗生活中的使用得以维系传承,并提供村落社会认同的深层基础。族谱对记忆的承载与维系功能受到民俗生活的制约,其功能的发挥离不开民俗生活为之提供的社会环境。

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

任何特定时期,任何民族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文化的显著特点就是它们都处于变化的过程中,而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并且传媒日益成为社会和民俗生活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本文主要选取了云南元江甘庄华侨农场作为个案调查的重点,指出传媒表述民俗文化及生活、传媒干预民俗文化及生活和传媒构筑民俗文化及生活三个理论循序渐进的,缺一不可的关系,最终揭示出传媒和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论长江三峡地区土家族民俗生活特色

住在长江三峡地区千山万壑、深山密林中的少数民族土家族,千百年来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民俗生活特色。研究他们的民俗特色,对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显然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民俗生活视阈下民间纹饰的审美阐微

就民俗艺术与民俗生活关系而言,民俗生活构成民俗艺术的本体性存在,而民俗艺术是民俗生活的特殊精神体现。民间纹饰是民俗艺术中一种特殊形式,鲜明体现了民俗艺术的本质属性,其审美内涵是由民俗生活规定和制约的,从形式感审美和意义性审美可以得到证明。挖掘民间纹饰的现代性美学特质,对于促进民俗艺术的审美关注和研究有积极作用。

民俗主义与学术反哺——以福建外碧村的民俗生活实践为例

福建外碧村的田野调研实例显示出传统村落建设过程中的民俗主义倾向。在村落信仰和文化复兴的过程中,怀有家乡情感的知识人在村落中重新修建庙宇;当地企业参与仪式展演,共同来建构具有向外交流能力的信仰体系;乡贤们收集村落族谱并重新修订,兴建乡村记忆文化馆和博物馆,利用曾经流行在当地或收集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的民歌和童谣来重新讲述村落的历史故事,村落的凝聚力因而得以增强并呈现出温情与活力。在这些新的转变中,"学术反哺的新民俗主义"运用知识和创造民俗成为可能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相关实践,是基于"情感"而非工具理性;这种学术反哺过程中的情感与知识的回馈,有可能是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希望。

民俗生活中的思维特质:混沌性与整体性

大脑、思维方式、思维内容所指不同,三者合为一体,才是思维活动本身。思维内容与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民俗生活中的集体表象依靠互渗思维运行,带有整体性与混沌性特征,事物的意义通常超出于其本身,这是一种建构性的思维方式,它在过去现在将来都将一如既往地培育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从年画形象与艺术特色看民俗生活

年画是中国特有的一项民俗事项 ,与民俗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年画形象与艺术特色上可看出民众生活观。

论韩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

民俗形成的原因到底有哪些?陶立璠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中曾从经济的原因、政治的原因、地域的原因、宗教的原因以及语言的原因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颇令人信服的阐析。但笔者感到,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地方的民俗建构还往往与迁谪这种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相关。很多著名的迁客逐臣都是文化名人,他们对贬所的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如屈原之与岳阳、柳宗元之与柳州,等等。 中唐时韩愈贬放潮州,对潮州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潮州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潮州之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就离不开韩愈。甚至可以说。

东北作家群民俗生活场域的文化独特性

在整体观照东北作家群创作的基础上,认为东北民俗生活场域影响了东北作家群的审美思想、审美心理、审美价值,东北作家群在创作时往往不自觉地成为东北民俗生活场域的记录者,传承者。指出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游牧文化,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多元文化,粗犷雄强的绿林文化是东北作家群民俗生活场域的独特特征。

民俗生活中的服饰文化--评《民间服饰》

我国民间文化是历经世世代代传承与锤炼过的文化,是历代各民族在精神、性格以及真善美等方面彼此认同的一大重要标志。在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服饰文化一直作为历史舞台上浓厚一笔而活跃存在于民众视线中,在其辉煌时代,甚至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记载中拥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由孟宪明编著、海燕出版社于1997年5月出版的《民间服饰》一书,是《中原民俗丛书》中的一册,它基于民间服饰款式的历史、从近代民间服饰风格、民间服饰的文化内涵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对民间服饰文化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作为中原民俗文化丛书系列之一,对于研究民俗生活中的服饰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宁化客家民俗生活中的牌子锣鼓

客家民俗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受到沿途迁徙地的影响,又与其它地区、其它民族的交往中形成的多样而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民俗文化经典。宁化牌子锣鼓是客家民俗文化重要的代表之一,又是客家民俗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植根于社会基层,渗透于宗教信仰、寿庆习俗和民间游艺等客家民俗生活的各个方面。挖掘和运用民俗文化资源对本区域文化身份的确认和民族地域音乐的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

民俗生活场域中东北作家群创作的喜剧性

深入研究了特定的抗日民俗生活场域中东北作家群的作品,指出: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社会畸形而扭曲,有许多荒谬的事物具有明显的悖理逻辑;荒谬否定了理性,否定了客观规律;许多不协调和失衡现象往往令人产生滑稽感;东北人往往异化为非人,异化为动物,或者说人沦落为动物,人物形象具有了变形性,这些因素导致了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具有了喜剧性。

论元代爱情剧中的民俗生活相

元代爱情剧对民俗生活相的揭示和勾勒,是对民俗生活相的艺术概括和升华。在元代爱情剧中,代表婚恋民俗生活相的"春"、居住民俗生活相的"墙"和"角门"、行为的社会民俗生活相的"拜月"、无形心意民俗生活相的"圆",既渲染描绘了元代爱情剧的环境气氛,构建了主要情节和戏剧冲突,也反映了人们普遍的民俗文化心理。而相遇、阻隔、分飞、团聚的"四步曲"情节发展模式,也形成了元代爱情剧"喜——悲——喜"的圆形结构特点。

民俗生活场域中的满族风俗与东北作家群创作

在东北民俗生活场域中,满族风俗对东北作家群创作有重要影响。满族风俗成为东北作家群创作的生活场域。满族风俗成为东北作家群描写的主要内容。满族风俗与东北作家群创作具有内在一致性。

民俗生活空间的构建机制研究

空间不同、民族不同,则其历史进程中所创造和传承的民俗文化也有差异,不同民俗生活空间下的民俗文化和民俗事象共同构成了民俗生活的生态系统。构建民俗生活空间的机制对于促进民俗文化的个性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需要在采取开发的同时加以保护,避免因过度开发而破坏民俗原貌。

山西省阳高县袁家皂丁氏回族民俗生活调查研究

回族是一个“大杂居 ,小聚居”的民族 ,他们分布很广 ,遍及中国各地。在袁家皂 ,回族人数极少 ,处于汉文化的包围中 ,但他们通过民俗传承、家族训导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在近几年 ,随着当前传媒 ,特别是大同市政府对回族文化的宣传 ,增强了他们的民族意识。

拉祜族现代化进程中民俗生活的调适与更新

拉祜族现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发育程度和生产力水平普遍较低的历史因素;又有自然地理情况导致的环境因素;还有民俗生活中广泛存在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各种消极因素的有形或无形的影响与制约。在当下,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与现代化的进程相衔接,拉祜族民俗生活也必然的存在着调适与更新的客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