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商业秘密民刑交叉案件法律适用重难点研究

实现对商业秘密宽严相济的保护,需要澄清商业秘密民刑交叉的重难点问题。首先是实体问题:民事法与刑事法认定侵害行为成立时,原则上应对相关构成要件的内涵持一致理解,刑事法仅可在客观方面、主观方面作出一些限缩。民事法与刑事法认定侵害行为造成损害时,存在一定区别,需要从刑事法角度,独立考量民事法的规则是否能在刑事诉讼中适用,但在刑事诉讼能认定的损害,民事诉讼也能认定,是民事损害的底线。其次是程序问题:民事诉讼采用举证义务转移规则,刑事诉讼采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规则,两者不相互排斥;“民刑并行”不存在根本性问题,反而可构建层次分明、作用不同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发挥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各自优势。最后是在先裁判约束力上:就在先刑事裁判对在后民事诉讼的约束力,应区分刑事裁判的裁判主文、主要及定罪案件事实、主要及定罪案件事实所依赖的证据,形成具有梯度的约束力;就在先民事裁判对在后刑事诉讼的约束力,民事裁判对刑事诉讼的约束力较弱,刑事诉讼应按照刑事诉讼自身的法律标准,审查民事裁判所确定的案件事实、所依赖的证据是否应当采纳。

民刑交叉视野下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界分

经济消费领域,消费者以维权名义向商家索要财物,否则就将商品瑕疵或其他商家过错进行举报或是曝光的行为究竟属于维权行为还是敲诈勒索行为,一直是受到重点关注的民刑交叉问题。该行为的界分之所以存在困境,主要原因是对于其究竟是否存在对法益的侵害的疑问。我国现有研究除一律入罪或者一律出罪这两种一刀切的认定之外,还存在着通过对非法占有目的、权利基础、维权手段及索赔数额进行不同排列组合认定的类型化认定标准。但是这些认定路径和区分标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瑕疵。基于此,结合相关域外经验,发现通过剥削原则,以消费者“多次敲诈”进行强剥削关系的认定这一路径更为妥当,不仅可以证明对自由意志法益的侵害,还可以消解敲诈悖论问题。

知识产权民刑交叉问题的适用省思与路径优化

囿于部门法间的差异,民刑交叉难办案件所引起的争论屡见不鲜。检视民刑交叉既有面相后,得出知识产权具有不同于常规民刑交叉案件的特性。表现出惯有“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适用障碍、刑法同知识产权法的法益认知存有偏差以及“合一制”的形式化并未使知识产权在强国战略中得到充分保障,进而产生权利救济的缺憾。对此,一方面要重视先决条件,以类型化视角观察知识产权的不同客体和民刑交叉事实对程序选择的影响,明确民事确权优先和刑事后置的基调。另一方面采用解释论进路,对具体条文中“物质损失”“唯数额论”内涵扩大解释,从立法论角度设计刑事“空白罪状”条款及优化知识产权法院的配置。从而,最终实现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价值目标和发展效益最佳化。

民刑交叉案件视域下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探究

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涉刑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评价是其中之一。目前,法律实务关于此类问题的处理主要有“无效论”“有效论”“效力可撤销论”等三种模式,现行处理模式在评价涉刑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时尚存在一定瑕疵,如破坏法秩序的统一性、善意相对人权利保障不能等。通过明确合同效力定性基点、借鉴“目的二分法”等方式讨论完善路径,对于平衡借贷双方利益,维护法律体系协调性和权威性,实现民间借贷制度价值,促进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具有重大意义。

体系与问题交融下民刑交叉案件的谦抑性研究

谦抑性是刑法的基本属性。尽管并非每个民刑交叉案件都应首先考虑适用民法等普通法律规范能否作出有效规制,但谦抑性确系判定罪与非罪所应坚守的基本准则。民刑交叉案件法律责任的判定与刑法谦抑性之间具有紧密关联性。刑法谦抑性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的贯彻,首先应以体系为根据,探求贯彻刑法谦抑性的理论支撑。其次应以解决司法实践中民刑交叉案件的刑事判定疑问为导向,根据刑法谦抑性的内涵、要求对相关结论及理由展开审查与考量。

民法中的自助行为及其限度——兼及不当自主行为所致民刑交叉问题

为助推《民法典》新增的自助行为的适用,亟须从解释论探讨,并考察其实践适用。自助行为本质为私力救济,为保护情况紧迫而无法及时获得公力救济的请求权而设,蕴含着民刑交叉属性。作为公力救济的例外,它仅能在特定情形下行使,以“拥有合法请求权”为前提,需满足“情况紧迫无法及时获得公力救济”以及“不实施自助行为将使权益损害难以弥补”的要件。至于自助行为应限于合理范围以及事后及时请求公力救济,则非该制度的构成要件,而是行为界限问题。自助行为既可针对相对人的财产,在特定情形下,亦可将《民法典》第1177条第1款中的“等合理措施”解释为可对相对人自由适当限制,但应契合“必要性”要求,并立即诉请公力救济。行为契合自助行为构造者,可阻却侵权违法,亦不会涉及刑事犯罪,而是出罪事由;反之,不当造成他人损害者,对相对人之损害仍应负赔偿责任,严重者,可能涉及向刑事犯罪的转化。对因自助行为引发的民刑交叉案件,应依循法秩序统一原理,严格控制入罪门槛,坚持先民后刑程序,正确界定罪与非罪。

商业秘密民刑交叉案件的审理规则研究

商业秘密民刑案件管辖错位、民刑诉讼证明标准差异和诉讼目的区别,以及商业秘密的特性,致使商业秘密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规则备受关注。现有“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和“民刑独立”模式各有利弊,均无法有效弥合商业秘密民刑交叉案件处理规则间的鸿沟。与其在单一模式中寻求一条可能不存在的解决进路,不如综合刑事和民事诉讼的优势,实行“民刑并举”模式,真正发挥知识产权“三审合一”的审判集中化、专业化优势。具体可从建立商业秘密案件归一化管辖制度、组建民刑交融的审判庭、案件基本事实由刑事和民事法官统一认定,以及侵权与犯罪分别认定等方面推进“民刑并举”模式的落实。

民刑交叉案件中的侦查权控制

公权力为不正当目的的使用是一种污染源头的恶,它会直接破坏政府治理的正当根基,动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侦查机关以侦查为名插手经济纠纷即是这种不合目的性公权力行为的典型表现,而其中的重灾区就是民刑交叉案件。由于侦查权力的不受制约,民事纠纷当事人利用刑事侦查解决民事纠纷十分便利,另一方面侦查行为的相对人则救济无门。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要取消"先刑后民"的司法解释,确立民刑交叉案件的多种调处机制;其次,建立司法审查机构,在诉讼轨道内确立对侦查权的有效监督机制;最后,要在制度上给予检察机关对侦查的控制和监督的动力和能力。

民刑交叉案件中管辖权异议制度探析

民刑交叉案件中的管辖权异议,是指民刑交叉案件的当事人认为司法机关管辖了其无权管辖的案件或者将有管辖权的案件移送其他司法机关管辖,在法定期限内向有审查权的机关提出要求该司法机关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或依法继续审理该案的主张。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管辖权异议制度除了具有纠正司法机关不恰当行使管辖权的行为、保障当事人程序利益、提升当事人对审判活动的认可度等价值外,还具有平衡公益和私益、防止滥用诉讼程序、遏制司法活动"地方化"和"暴力化"的功能。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管辖权异议裁判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异议权主体、异议时间、异议形式与异议理由、异议的审查、异议的效力、异议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异议的裁决程序、异议裁判的效力等。与此同时,为防止当事人滥用管辖异议权,应当构筑一个包括程序性措施和实体性措施在内的预防和规制滥用管辖异议权的制度体系。

民刑交叉案件财产保全规则的衔接与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在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规则上实现了和民事诉讼的进一步接轨,但是却忽视了民事诉讼财产保全规则自身的缺陷及刑事案件的特殊性问题。与此同时,民刑交叉案件"先刑后民"审理模式的缺陷并未得到改变,财产保全规则在其他民刑交叉案件中几乎无法有效适用。因此,未来应当从财产保全的功能、民刑交叉案件的审理模式及特殊性入手进行规则完善。

网络融资的民刑交叉困境与抉择——基于被害人利益保护的视角

P2P借贷作为网络融资的方式之一,不时行走于刑事犯罪的边缘,被害人群体的权益保护成为该类民刑交叉案件的聚焦点。基于被害人利益保护的视角,有必要厘清单个借贷行为与整体吸存行为的差别,区分借贷这一"双向维度"行为与诈骗这一"单向维度"行为,将涉刑合同效力按照涉嫌罪名的不同区分对待: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借贷合同应为有效,涉集资诈骗罪之借贷合同应为可撤销,从而更好地实现对于被害人应有权益的立体保护,这也是规范目的及公私界分视角所推演出的合理结论。同时,可以通过平台数据的监控预警为被害人利益之保护创设前置性的制度保障。

试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的效力问题

近年来,刑法与民法交叉问题在经济犯罪领域尤为突出,而涉罪合同效力的认定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目前,理论界关于此问题主要存在"有效说"与"无效说"两种学说。这些理论在论证合同效力时存在一定问题。此类案件若以兼顾"通过立法使法律体系自身完善协调"与"法治引导下的良好社会效果"作为解决路径,能够较为合时宜且能守住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以达到有法可依下的正当裁判,恢复社会秩序。

深度链接行为民刑交叉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深度链接行为越来越普遍。深度链接不仅是单纯的民事侵权行为,也可以上升到刑事犯罪领域,构成相关的知识产权犯罪。在民事中,设链方的主观"应知"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在刑事中只能是故意。在认定行为人的主观应知时,可以引入推定的方法,推定制度在刑法中理应有其存在的空间,但是推定会存在风险,因此在推定过程中应该允许被告人反驳。

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探究——以民间借贷案件为例

不同部门法在功能、价值、目的上既有耦合又有差异,其冲突往往需要适用某些特定原则或习惯进行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作为一种典型的部门法冲突,此类案件如何处理一直都是学术界热切关注并渴望解决的难点问题。在所有的民刑交叉案件之中,民间借贷纠纷因其法律关系复杂、容易滋生刑事犯罪、对民众影响程度大等特点,成为民刑交叉案件的重点领域。受我国传统“重刑轻民”思想的影响,在司法实务中法院往往采用“先刑后民”的方式来解决此类案件,并逐步成为惯例。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私权利保护的觉醒,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向“民刑并重”的方向转变。

正本清源: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理念的重塑——从一则案例说起

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原则,学界似乎大多倾向"民进刑退"原则,认为"这不仅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体现,更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实际上,从法律规范角度来讲,对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应当区分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层面。刑法作为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门槛,这是立法层面的体现;一旦行为在立法层面有所规制,以立法为裁判依据的司法就必须恪守"刑进民退"原则。

“权属争议型”民刑交叉案件之正当程序构建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民刑交叉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愈发多见。关于此类案件的程序处置,我国先后确立了“先刑后民”和“刑民并进”两原则,这使得部分民刑交叉案件得以合理解决。但是,对以权属争议为代表的另类民刑交叉案件如若仍按前述原则处理,则可能本末倒置,得出错误定性。对于此类案件,应采行“先民后刑”原则,首先通过民事程序解决涉案财产的权属争议,再于刑事程序中判定是否存在犯罪对象以及受侵财产的权利归属,而不应将民与刑两个法律问题杂糅在一个程序中解决,如此方能达至合理的刑事定性。

滥用本人银行卡行为的刑事法理分析——兼评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路径

滥用本人银行卡具有典型的民刑交叉属性,其中持卡人身份和银行卡操作流程均具备合法性外观,这给刑法适用带来了困惑。在银行卡法律关系中,存款的占有判断标准和ATM机的法律属性,应结合民法和刑法各自特征分别做出。对于利用ATM机故障恶意取款、存入假币换取真币以及挂失取走本人银行卡中他人钱款的行为,应结合钱款的归属、钱款的受控状态以及实行行为特征,分别认定为盗窃罪或诈骗罪。在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归责中,不能一概采取先民法后刑法的法律适用路径,而应结合自然犯和法定犯的不同特征,确定法律归责方式。

“套路贷”虚假诉讼的类型化解构及司法治理——以“民刑交叉”分析为视角

“套路贷”虚假诉讼是近年来黑恶势力犯罪的新形式和新动向,对于研究构建扫黑除恶长效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套路贷”虚假诉讼具有民刑交叉、公权侵蚀、有组织犯罪等特有属性,存在健全完善民事和刑事法律规制、前端识别机制、诉前程序风险的防控、司法威慑、社会化治理机制等治理需求.在治理阶段上,将虚假诉讼的前端识别和风险预警作为防止危害结果发生、强化司法救济的最优选择,通过构建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平台破除虚假诉讼的信息孤岛效应,运用智能化手段加强对高风险案件的监测预警,构建虚假诉讼案件的全流程司法审查、法律监督机制,正确认定司法责任,形成调解、公证、仲裁、诉讼相互协同的治理体系.在治理方式上,厘清虚假诉讼民刑治理的关系,对虚假诉讼的民事法律标准加以必要修正,探索发挥民事惩罚性赔偿和刑法特殊预防的制度功能,畅通虚假诉讼行为的民刑程序转换机制.在治理效果上,将司法治理与行业治理、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在«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增加与“套路贷”虚假诉讼相关联的治理要素,加强对“套路贷”虚假诉讼潜在被害人的预防性司法保护,阻断虚假诉讼的社会根基和需求来源.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民刑交叉错位定性的法理分析

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虽然社会主义特色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是诚信和道德的培养却需要较长的时间。目前,因为诚信的缺失,合同纠纷和合同诈骗层出不穷,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依法解决合同纠纷和合同诈骗的过程中,我国当前的法律所存在的最大的难点是对二者的区分问题。本文拟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对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错位定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希望有助于最终解决我国当前广泛存在的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问题,从而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率,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并有助于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提升社会的和谐程度。

浅议人民检察院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法律监督地位

实践中,"先刑后民"司法处理原则适用的泛化曾给民刑交叉案件的正确处理带来偏差。本文从立法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更需要加强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和可以充分利用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同时作为程序参与方(公诉机关)的便宜入手,论述了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行使其法律监督职能,从民刑交叉案件的管辖问题入手,对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加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