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知名建筑师王秉忱的建筑实践研究--时代思潮下的适宜技术与民族形式探索

作为中国第二代建筑师,王秉忱是抗战时期后方工厂建设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建设的先驱。通过对其两段主要执业生涯和建筑实践的梳理,并结合时代背景和建筑思潮研究,发现王秉忱在建筑设计实践中始终表现出对适宜性技术探索与民族形式探索两方面的特点,以及他在中国传统建筑现代化与现代主义建筑中国本土化方面的努力尝试。作为处于国家历史重大变革时期的本土建筑师群体的代表之一,本文试图研究他的创作实践并关注该群体在中国现代化建筑探索过程中个体创作思想与实践表现,以期引起对于该群体更多的学术关注。

民族形式与当代文学的中国作风

民族形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诉求和文学实践,是赋能文学革命价值的主要方式,它关涉如何再现和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民族形式并不是纯粹的形式问题,而是民族化的思想内容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人民性和传统性特征。它充分利用和借鉴传统资源、民间形式和地方形式,表现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实现文学的“政治化”内容、“传统化”形式和“群众化”目标的高度化合,创造当代文学的民族风格,由此形成中国作风的文学潮流,并在吸纳世界文学基础上,努力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境界。

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

抗战时期,闽浙赣粤四省毗连的东南地区,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发生在这一区域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规模足以与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和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讨论鼎足而三。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没有形成讨论的焦点,但形成了几个较为固定的论域,且取得了一些较为相近的意见,在“孤悬东南”“区自为战”的情况下,还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性特征,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在文艺与政治之间:重思文艺“民族形式”论战——兼论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及其实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发起与领导的文艺“民族形式”论战开始将文艺与政治相联系。论战以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民族形式”新命题为开始标志,以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论战收官。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呈现了基于人民性、朝向现代性、内蕴国际性的新文艺观,并在论战的发起阶段、进行阶段、收尾阶段分别采取有效的策略,争夺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在文艺“民族形式”论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文艺坚持人民至上,促进文艺社会性与艺术性的融合,实现文艺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硕果。

文艺复兴与中国气派:20世纪“民族形式”话语的源起与旨归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人一直有在救亡、启蒙与复兴的三重视野下言说中国问题的愿望。与胡适等人“中国文艺复兴”话语相对应,20世纪30年代后左翼文艺界以“新启蒙运动”“第三次文学革命”“无产阶级文艺复兴”“民族形式”等多重话语,重估五四文学革命以及文艺大众化运动,构筑了现代中国民族文艺复兴的复线结构。作为“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之一,“民族形式”讨论提供了政治话语、大众话语与知识者话语共同发声、彼此交锋的空间。借助语言运动与民族形式创造的相互促进,“民族形式”讨论把大众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化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在反思欧化文艺的基础上,吸纳多重传统形式源泉,促进了中国文化“转换性创造”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开辟了文艺革命化与中国化有机结合的道路。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文艺民族性的重构——以“民族形式”的讨论为中心

文艺民族形式是文化自信的展现方式,也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形式。延安时期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思想,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引导了“民族形式”讨论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民族形式”讨论所涉及的民族性与阶级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大众化、民族形式与内容等问题,完成了文艺民族性的建构。“民族形式”的讨论对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和文艺民族性的重构有着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新时代重构文艺民族性,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构建中国特色文艺学学科体系,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增强文化自信,不断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论1930-1960年代文艺“形式”话语意指的分歧——以“民族形式”为中心

对1930-1960年代文艺界讨论最多的“形式”问题的研究既系统又缺失,这种缺失表现在忽视对争论过程中“形式”话语意指的考察。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旧形式”“民间形式”到“民族形式”,“形式”意指并不一致,它一方面被理解为门类层面的不同艺术体裁,一方面被解读为创作层面的表现技巧。话语主体对意指的区分具有目的性,包括艺术体裁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表现技巧的创作自觉性与审美独立性。意指艺术体裁造成“内容决定形式”这一根本命题的失效,内容可以左右创作层面表现技巧与原则的“形式”,但却无法真正决定门类层面艺术体裁的“形式”。意指分歧在“民族形式”争论集中凸显,随着讨论深入又趋于统一,从而区别于文艺大众化运动以来的“旧形式”。理清这种分歧与统一有助于重新认识“民族形式”的复杂构成及其超形式内涵。

回答傅抱石关于“民族形式”的四个问题——兼谈傅抱石山水画变革

20世纪的中国处于战争与变革之中,这一时期的政治、文艺都或多或少地沾染着革新的色彩。20世纪40年代开始,有关“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从政治领域渗透进文艺领域,当时,避居蜀地的傅抱石也加入了这场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特殊的战争环境与政治身份,使得傅抱石不断思考着“民族形式”的问题,并且影响到了自身的史论著述及绘画实践。傅抱石对“民族形式”的认识,不仅具有较深刻的理论意义,还是中国绘画现代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建筑形象到国家形象——兼议世博场馆中的“民族形式”

国家形象从来都是历届世博会的重要"展品"。该文从世博会历史中追溯国家形象与建筑形象的相互关系,重点针对上海世博会国家场馆中,表现出的"民族形式"与"非民族形式"的现象进行解读,并分析其产生原因。笔者认为,不论何种形式的国家场馆,在表明自身身份,宣扬自身理念,表现自身气质的角色扮演过程中,都很好的完成了表达国家形象的使命。这一现象也将在以后的世博会中延续。

“民族形式”论争的起源与话语形态论析

国统区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之争,与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有关理论并无直接关联,这是一场由文协在抗战初期组织和倡导的通俗文艺运动引发的论争,论争双方分别是通俗读物编刊社和新文学同人。论争起源于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问题引发的分歧,向林冰挪用延安的意识形态话语,把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旧瓶装新酒"和"民族形式"直接等同起来,导致了论争的复杂化,也造成了研究者长期的误解。今天看来,这场影响深远的论争,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价值,而在论争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显然比论争本身更值得反思。

民族—现代性:“民族形式”论争中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呈现

延安时期文艺上“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因应了民族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故而是民族主义话语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上的一种显明表达或呈现。“民族形式”这种有待创造的新形式是一种既有民族性又含现代性的现代形式,民族—现代性乃是其特有的现代性内涵。置身于“民族形式”论争中的周扬、何其芳等人,在文艺实践上坚持了一种艺术形态的二元论观念,但在最终的价值取向上又分明指向了文学的民族—现代性。无论是地方形式、民间形式,还是传统的民族形式,只有在民族—现代性的统摄下才能显示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并且只有如此,才能转化为新的“民族形式”并成为其内在构成的有机部分。

“民族形式”论争中国民党及右翼文人的态度——民国机制下“民族形式”论争新识之一

在国统区"民族形式"论争显现出与"大众化"等问题的趋同时,国民党方面对此是有所关注和参与的。随着此次论争的发展深入,右翼文人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揭露了"民族形式"背后隐含的与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相悖的"阶级"立场。

民族形式·批判继承·转化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构成内容,而其历史推进主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相结合的过程。在理论演进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艺相结合是以“民族形式”的追求为起点的,对传统文艺在新文艺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的定位经历了从以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为主到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主的历史转型。从“民族形式”论、“批判继承”论到“转化创新”论,理论上的不断创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相结合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保证。“三论”的历史践行积淀下许多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坚持“古为今用”的基本方针,坚持以理论创新指导新的文化实践,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几个方面。

大众文艺、民族形式与抒情的重现

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出现了"大众文艺"与"文学的‘民族形式’"的论争。肯定大众与民族文学形式的同时,知识分子所崇尚的文学形式充当了论辩话语的"他者",这种文学形式并未获得正面的理论描述。本文试图在文化趣味、阶级与文学形式三者的联结之中再现这种文学形式。由于五四新文学的推动、小资产阶级文化的激进姿态与普遍的启蒙观念,抒情成分的大量涌现构成了这种文学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新型的抒情打破了种种古典限制,构成了文学参与"现代性"的美学方式。然而,抒情能否纳入史诗传统?抒情所具有的心理性质为叙事话语带来了什么?抒情与阶级、大众、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社会学观念之间存在何种落差?现代主义内省小说的意义是什么?这是理论必须面对的一系列后续问题。

“民族形式”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探索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探索的一个重要截面,抗战时期文艺理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形成了论争产生之原因或背景、内容与形式的构成问题、"旧形式利用"问题、"民间形式"问题、"民族形式"问题之学理性质等核心问题域。"民族形式"论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形成与深化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通过这一系列争论和探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注入了丰富的理论内涵,并将民族形式的创造放到民族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民族形式创造问题上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理论原则。

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民族形式建筑探索历程的整体研究

从三个领域整体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1840-1949)民族形式建筑的探索历程:源自民间的无意识探索、西方建筑师在教会大学校舍建筑领域的探索,以及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兴盛期的后期(1927-1937)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的探索。

民间语言、人民本位与知识分子的接受焦虑——“民族形式”论争中语言问题的若干张力及其文化意味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形式”论争中,民间语言被一些左翼理论家提到了决定性高度,“民间语言,是民族形式真正的中心源泉”之说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表。对民间语言性质、地位以及作用的讨论,是在对五四白话文批判否定基础上进行的。有人指摘五四白话文没有充分采用大众口头语,而只采用了知识阶级的“亭子式语言”;只解决了“小众”即知识分子的民族形式,而没有解决工农兵大众的民族形式,因此并没有完成文艺大众化的使命,这种论调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争议。“旧瓶”(民间语言)与“新酒”(抗战现实)的矛盾也被文艺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揭示出来。与此同时,语言之“欧化”与“民族化”的紧张关系也再次呈现,对借口民族形式否定欧化,进而否定五四语言传统的思潮,文艺界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批判与抵制。深具文化意味的是,新、老文艺家尽管不妨对五四采取一种“扬弃”的批评态度,但一旦涉及到对五四的真正否定,他们又会群起而捍卫五四传统。它多少反映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五四“情结”和对五四问题的矛盾、复杂的文化心态,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某些以排斥五四语言传统为指向的“民间形式”的接受焦虑。

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毛泽东民族形式概念探析

回应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民族主义转向的现实需要,毛泽东吸收斯大林民族理论等思想资源,提出了民族形式概念。民族形式原初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转换为一个文学理论概念。在转换的过程中,内涵变得多义且含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借助对民族主体的讨论,又将其转换为一个政治—文学居间概念,成为实现文艺政治功能的基础工具。民族形式概念的发展与演变,推动了毛泽东民族主义思想的完善与成熟。

苏联“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建筑理论来源与演变之初探

借助事件与时间节点相对应的史学研究方法,依据相关事件的开放档案,清晰梳理"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建筑理论生成的历史脉络,揭示这一标志性话语,从口号转变为文艺创作及建筑设计理论的过程中,其背后容易被忽略的社会、政治及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