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唤民族记忆:追光系列动画电影的民族性表达与现代化探索

近年来,国产动画发展日趋向好,传统文化题材在动画电影中的融合愈发凸显。追光动画作为国内领先的动画制作公司,拥有扎实的创作功底以及独特的艺术视角,致力于将国际一流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动画电影,完成对观众心中民族记忆的询唤。追光系列动画电影既展现出对现实的商业反思,也体现出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在“国漫崛起”时代,追光系列动画电影在民族性与现代化上的进路,有利于为中国动画电影拓宽赛道,提升制作水准,实现多元发展,为中国当代动画实践提供发展样本。

民族记忆与时代精神:中国化工题材报告文学中的科技意识

化工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在当今发展过程中要坚持绿色、智能方向,奋发进取、推动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虽然化工产业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但近几十年来稳步发展,已经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化道路。采用文学的形式来展现中国四十多年化工产业的发展历史,既要有时代背景、也要有典型环境;既要有时间线索,也要有人物事迹,实在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但李寿生主编的《中国化工风云录》(化学工业出版社于2017年1月出版)却能够沿着历史轨迹,选取重大典型事件,塑造相关科技人才群像,反映行业的奋斗精神,把化工发展的历史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开创了报告文学的新领域。

民族记忆的影像书写与互文形塑:纪录片《伊文思看中国》创作研究

纪录片《伊文思看中国》讲述了世界著名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20世纪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故事。该片采用行旅叙事,由两位当代纪录片导演作为主要叙述者,沿着伊文思当年的拍摄路线展开历史寻访,通过时空对照的影像修辞手法,在细致解构和重新解读历史影像的过程中,不仅追溯了20世纪中国形象的历史变迁,而且完成了民族记忆的互文形塑。本文通过聚焦《伊文思看中国》的创作实践,挖掘其蕴含的叙事艺术与人文内涵,以期为历史纪录片的创作提供启示。

以人文关怀视角建构民族记忆——浅析年代剧叙事嬗变

随着2018年以来《人间世》《乔家儿女》等多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改编的年代剧的热播,其独特的作品空间和与现实空间相关的特点,引发了观众对共同的时代记忆和民族记忆的思考与共鸣。同时,年代剧叙事视角转换背后的人文关怀内核也值得关注。本文旨在从2018年以来热播的年代剧作品出发,以时间线梳理和对比分析以往年代剧作品的叙事特点,分析年代剧的发展变化规律,从人文关怀、民族记忆及时代认同等角度探讨年代剧的叙事嬗变。

民族记忆与文化认同: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歌曲

以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为主要载体,对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歌曲进行分析,认为其故事歌曲传达的文化价值,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涵相契合相促进,是铸牢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也是中国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和互鉴的生动例证。挖掘和阐释其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

重构“边地文化”:探究网络剧的跨媒体叙事与民族记忆表达——以《我的阿勒泰》为例

文章以热播网络剧《我的阿勒泰》为研究对象,基于“边地文化”与民族记忆的相关概念,从四个方面探究网络剧的跨媒体叙事与民族记忆表达方式,即“跨媒体叙事下非虚构写作的多元化呈现”“女性群像中母女形象的‘镜中我’反射”“生态自我下个人成长与和解的生活哲学”“新媒体驱动下基于价值认同的文旅共生”,以此促进民族记忆的深度共鸣与广泛传播,为当代民族文化传承提供全新的视角与路径。

《我的阿勒泰》的跨媒介叙事与民族记忆表达

改编自同名散文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播映后获得海内外观众的广泛好评,将散文改编成电视剧相较于传统的改编难度更高,其涉及的跨媒介叙事构建了一个更大的“故事世界”。电视剧基于女性视角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讲述了李文秀和巴太的爱情故事,展现了成长的阵痛、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以及哈萨克族游牧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融合与冲突,有助于观众感受边疆文化,确证身份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座水泥厂,留存百年民族记忆

高耸的烟囱、老旧的厂房、废弃的仓库,曾经的机器轰鸣渐渐远去,江南水泥厂筚路蓝缕的创建过程,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人民从苦难深渊走向繁荣昌盛的历史进程。作为工业遗产的江南水泥厂历经坎坷磨难,留存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记忆。如今它经过保护利用,由“重”变“轻”,正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讲述工业遗产“活化”的故事。

河湟陶韵黄河源头流淌的民族记忆

青海地处我国内陆西北腹地,与雄踞世界屋脊的西藏并称为青藏高原。因境内有全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而得名。孕育了中华灿烂文明的黄河、长江、澜沧江都发源于青海,故又被称为“江河之源”“中华水塔”。青海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三万年前这里就有古人类敲打石器的铿锵之声,进入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原始先民就用自己智慧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谱写了人类彩陶文明史上最华丽、最绚烂的篇章。

构建民族记忆的文化景观——谈“非遗”题材电影的创作与传播

新世纪以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浪潮和电影产业发展的双重推动下,围绕"非遗"文化事象或传承人创作的"非遗"题材电影大量涌现,这些电影不仅肩负"非遗"文化事象记录、保存、宣传和传播等职责,也有助于提升民众的文化认同,进而在全社会营造"非遗"保护的良好氛围。然而,电影兼具传播媒介与娱乐产品的双重属性,这使当下"非遗"题材电影创作与传播面临电影的虚拟性易对"非遗"文化事象的真实记录产生影响、电影的凝固性与"非遗"的活态性之间存在悖论、电影的逐利性易使其成为"小众"电影、所表达的思想也可能与观众的认同存在一定的误差等诸多问题。在"非遗"题材电影创作中,创作者应坚持"忠实记录"和"精耕细作"原则,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也应积极扶持这类电影的创作与传播,多方合力,才能将其构建成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文化景观"。

民族记忆与影像表达——“一带一路”语境下中国西部电影跨文化传播思考

中国西部电影曾经以浓郁的民族风情和个性化的历史叙事为中国电影国际化进程书写了光辉的开篇,被誉为中国电影界的一面旗帜。“一带一路”语境下的西部电影要率先承担起“文化对话”的使命,充分发挥影像的跨文化传播功能,在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通过更具普遍意义的影像语言和国际化商业运作模式,以“和而不同”作为文化对话的诉求,开创文化传播新的局面。

基于民族记忆传承的西部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征集问题研究

西部民间和相关单位散存有大量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就其征集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重点对其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征集对策。

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瑶族民族记忆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的表征及其价值阐释

民族记忆既是传承民族文化基因的载体,也是彰显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文化表征。民族记忆作为延续民族历史和文化基因的内在根基,通过传承民族历史文化、建构民族身份、塑造民族形象等形式传承和彰显民族文化基因的内在特征。以瑶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瑶族民族记忆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并阐释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对培育和铸牢我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民族记忆构建的民间文学方式

民间文学是一国之民共同享用的口头文学。当代民间文学既以口头表演形式生成,也以书面文本形式生成,且通过口头、书面、影视、网络等多种途径传播,它们是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节日和仪式为民间文学提供了制度化的表演窗口。当代民间文学通过仪式关联和文本关联两种途径延续民族记忆。大量涌现的民间文学作品以"集体文本"的形式构成记忆媒介,在互动循环中维系国家的、民族的共同历史感和价值观,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同一性。中国当代民间文学既构建国家政治认同,也构建民族身份认同,二者具有较多的内容一致性。

歌舞仪式、民族记忆和文化话语权——兼论《云南映象》的民族文化意义

《云南映象》是以身体为媒介的歌舞和民族记忆传承为目的的仪式的完美结合,歌舞与仪式的结合是其外在表演形式的显著特征。主题歌舞仪式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构成民族记忆包括生存记忆、寻根记忆、生命印记和经验记忆等内容。杨丽萍的实践直指多元化和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如何传承和发展之问题,其核心指向民族文化话语权。民族文化应该由少数民族以自己的方式和话语去表达和传承。

民族记忆危机的文学疗救——论1993年乌热尔图与扎西达娃的小说告别

1993年的当代中国文坛,两位少数民族作家乌热尔图和扎西达娃分别以中篇小说《丛林幽幽》和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作为小说绝唱。他们经由记忆危机的故事讲述,引领读者穿越创伤记忆的历史黑夜,从记忆贮存、生命魔变和目光见证三个维度,缓解疗治自身及其民族共同体因遗忘、创伤而带来的心理焦灼。记忆的故事与告别的小说意味深长地构成了一对悖论性的存在,为了纪念的小说告别已然有了相当的文化重量和文学史意义。乌热尔图和扎西达娃的记忆危机写作,没有采取一般见证文学惯用的暴露叙事和现实主义艺术原则,而是与同时代的寻根文学一起,以高度饱满的魔幻化、寓言化的方式展开,彰显少数民族文学独有的审美风情和想象方式,为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张目。他们在1993年的当代中国文学地形图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和苍凉的背影。宿命般地,为了纪念的告别成了两位小说家决绝悲痛的写作姿态和象征仪式。

《长调》:民族记忆、自我书写与文化主体性

一个破碎的家庭，一段压抑的归程，一曲民族的挽歌，借由《长调》，蒙古族导演哈斯朝鲁让我们重拾对汉／蒙、城市／草原、现代／传统、速度／凝滞等众多二元关系间的理性思考。在这个消费膨胀、空间更迭、族群界限逐渐模糊的时代，《长调》反常地耸动出一系列不安定的、充满疑问的音符：城市是否是至高无上的社群联盟？少数民族有无必要去寻回几乎被遗忘的祖先的影子？谁又有责任成为这段异族记忆的历史记录者？——为此，本文将从作品的影像出发，剖析《长调》中清晰的反现代性脉络和强化的民族主体性，并在世界电影的语境中，探讨“自我民族志”（self—ethnography）书写与主导性的国家主义建构间的复杂联系。

论《唐山大地震》的创伤记忆与民族记忆

电影《唐山大地震》通过一个极其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展示了大灾大难之后母子两代人的创伤记忆,并更为细腻地描写了他们的精神创伤在历经艰辛曲折后终获疗愈的过程。影片表现的虽是个体记忆,但其指向却是民族集体记忆,因此,《唐山大地震》在某种意义上也势必成为构建我们民族记忆的文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