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制定与调适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主张,只有付诸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达到改造国家与社会的目的。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则是实现两者有机联结的关键环节。在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最后斗争中,尤其是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之后,应该怎样看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当时乃至在革命胜利以后,应该对他们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和策略,这一问题再次被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总路线,坚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根本方针和原则,在实践中积极进行探索和调适,注意纠正“左”的和右的偏向,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体系,并且被载入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确定与积极的实践效应,成为中国共产党强大政治领导力的突出表征之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民族资产阶级观的发展及当代启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看待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论述和政策措施,对于认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非公有制经济及其经营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结合毛泽东民族资产阶级观,立足新时代实际,可以得到以下启发: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要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团结私营企业主阶层,同时注意规范引导私人资本健康发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同时注意防止资本主义腐朽作风侵蚀。

“国家—民族”理论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实践——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民族”理论是中国学者在中国历史、中国国情、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凝练总结出来的。基于“国家—民族”理论视域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典型案例,从国体与政体、执政党、社会道路、民族与公民身份、共同文化五个维度阐释“五个认同”,有助于理解当前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国家通过“伞式”社会结构自上而下地发挥主导力量,进行顶层设计、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有效地将各民族和诸多阶级进行整合。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认同和拥戴“国家—民族”体制,理解与支持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地参与到国家建设之中,体现了“国家—民族”自上而下主导体制与“五个认同”自下而上机制的双向互动。这有利于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并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构建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亦敌亦友: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研究(1931-1934)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统战史中是一个“特殊”的角色,以“敌”和“友”的身份交替存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殊的革命环境、复杂的社会背景使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经历了从“敌”到“友”的转变,但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1931年至1934年便是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由“敌”到“友”的过渡阶段。这一“亦敌亦友”的认知在理论与现实的多重因素下产生,对苏区发展、抗日战争和中共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陈云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策略论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陈云作为分管财经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对民族资产阶级开展了细致周密的统一战线工作。陈云的统战工作以1953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49—1952年,对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在斗争中团结,以支持、扶助为主”;1953—1956年对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利用中限制,以改造、帮助为主”。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陈云通过统一战线工作使民族资产阶级自觉、自愿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党的经济建设方针得以贯彻执行,国民经济有序恢复并稳步发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如期完成,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了毛泽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

研究毛泽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应将其放在中国政局大态势中，放在毛泽东政治战略与策略中去考察分析，即将历时与共时分析相结合，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为何如此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破解毛泽东为何最终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之谜。毛泽东是一个目的十分明确要获取社会主义革命...

和平赎买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场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民族资产阶级固有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价值追求受到了全面冲击。出于不同的动机,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应程度和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们或在表面上积极响应,或被动地顺从,或消极地抵触,或顽固地抗拒。从总体上说,民族资产阶级接受改造是被迫的,是在当时具体历史环境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为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生存需求而作出的被动回应。

1949—1956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之变迁

194 9至 195 6年 ,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也发生着变化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疑惧 ,到了解党的政策后的兴奋 ;从“五反”开始后的恐慌 ,到“五反”结束后对共产党的服从 ;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的犹豫彷徨 ,到最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及其政策

建国初期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理论层面向现实层面的转变 ,并随之进行了政策调整。

吴荪甫:民族资产阶级的巨子——茅盾《子夜》的人物分析之一

对《子夜》中吴荪甫这一艺术典型形象的评价历来歧见纷纭。本文认为吴荪甫是一个抵制买办资产阶级,以民族工业来救国的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一个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有理想、有才干、有魄力、有事业心的资本家。他的悲剧不是个人悲剧,而是时代悲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共同的社会历史悲剧。茅盾把这个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生长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巨子,写得铁腕棘手,雄风逼人,气质不凡,才气横溢,但终于被黑暗的时代吞噬,从而使《子夜》成为一部有高度思想和艺术成就的社会小说,达到以小说参与中目社会性质论战的目的。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

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内容。他把握历史发展不同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表现,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根据民族资产阶级中各类人思想政治觉悟的高低,有区别地开展教育或斗争;着眼于提高对民族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多形式地开展教育。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形成和觉悟的标志——论1907年的各省商会大会

一1906年,预备立宪公会成立,拉开了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的帷幕。立宪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求建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法治,所以在1907年夏,预备立宪公会致书上海商务总会、商学公会,鉴于前此政府所颁各商事法令,无商人参与和公认,往往拂逆商情,因而倡议自订商法草案,以作为预备立宪的组成部份,邀请作为资本家团体的上海商务总会和资产阶级学术团体的商学公会共同承担此项工作。

对和平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研究

在50年代,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这一政策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制定出来的;和平赎买的具体政策包括哪些;采取这一政策有何重大历史意义。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研究,不妥之处,敬请党史学界的同志批评指正。一、和平赎买理论和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发展生产力,用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1933年至1934年期间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否正确有密切关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采取的政策,是我们党政治路线的一部分,也是衡量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①。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通过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制定和实施政治上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一系列政策，这对于扩大和巩固中共领导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孤立国民...

建国初期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考察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利用、限制、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党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状况,采取了典型教育、自我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等形式,加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政策、过渡时期总路线、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等方面的教育。建国初期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推动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任务的顺利完成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建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论析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必须着力解决的首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实现社会稳定目标。此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尽管人数不多,仍具其阶级两面性,带来许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但它在客观上对新中国社会稳定的确发挥过积极作用。

周恩来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的民主革命不同于欧洲的民主革命,也不同于俄国的民主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欧洲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在漫长的民主革命斗争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和我们走在一起,是我们的朋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又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此,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要的方面。周恩来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1905至1927年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活动试析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与其它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是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而否定它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交往的主动性。特别是把它在辛亥革命中与各种政治力量的积极联合,说成是与军阀官僚的妥协;在国民革命中只重视共产党组织和发动工农群众,而忽视国民党与工农群众的积极关系。本文试就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1905年至1927年期间积极寻求与其它政治力量的联合作初步探讨。

以职教社为个案考察民族资产阶级与国共关系的演变

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后来成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一部分)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国共关系经历了复杂的政治变化,即与国民党由依附、离心走向决裂;与共产党由疏离、合作走向依归。他们逐渐放弃了旧民主主义的政治理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最终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道路。这种政治结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