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40年代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

文章着重论述 4 0年代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潮出现的原因。文章认为 ,这一诗潮的出现 ,既是文学延续和党的文艺政策指导的必然结果 ,又是由接受对象的接受水平、审美情趣以及作家的素质决定的。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 。

辉煌历史中的深长喟叹——论解放区民歌体诗歌的生成与缺憾

解放区民歌体诗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曾经产生了重大作用和影响,但由于太注重功利性宣传而没有处理好一系列理论问题,对民歌语言的简单模仿导致对诗歌本体的消解和对创作主体的放逐,作者与接受者文化水平的相对低下使作品很难经得起历史检验。

试论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

刘禹锡的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是最富创造性,最能代表其卓异风貌,因而也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却是他的民歌体乐府诗。 刘禹锡主动向民歌学习,开始于朗州。政治革新的失败,一方面给他带来了长期放逐的厄运,另一方面却也使他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找到了最适合自己驾驭的诗歌形式,拓出了一条尚未有人涉足过的道路——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的道路。如果说夔州三年是他的民歌体乐府诗的集大成时期的话,那么,朗州十年则是重要的奠基和开拓时期。朗州位于沅湘之滨,是楚辞的发源地之一,民间歌风之盛,历千年犹未稍衰。刘禹锡诗“月上彩霞收,渔歌远相续”“樵音绕故垒,汲路明寒沙”等可证。虽然“词语尘下,音韵鄙俚”,但其清新的内容,昂扬的格调,

诗体变革视域中的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

中国现代叙事诗艺术的成熟,以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民歌体长篇叙事诗的崛起为标志。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在诗体变革上,既非一味摹仿旧形式,又非纯粹"旧瓶装新酒",而是以崇高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大众化与审美化的互补为理想。其真正的意义,不是说在艺术上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严格地说它自身也在摸索——而是开辟了新的艺术空间。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也难免有其局限,正视这一点,是正确认识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的需要,更是叙事诗诗体走向成熟的需要。

论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民歌体新诗的革命美学特征——以《王贵与李香香》为例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民歌体新诗呈现出富有张力的革命美学特征,成为“大众化”与“艺术性”结合的典范,在诗歌表达上完成抒情性和叙事性的巧妙融合,从而塑造了一批富有典型特征的农民形象,在时代背景下传达出革命斗争主题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通过对李季的民歌体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的阐释,呈现出这一特征。

论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

(一)作为“无体不备”的一代“诗豪”,刘禹锡的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最富创造性、最能代表其卓异风貌、因而也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却是他的民歌体乐府诗。中唐是诗体大变的时代,所有不愿随俗俯仰的诗人都努力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未经开发的领域,以期与盛唐诗人争胜。如果说韩愈、孟郊一派是以奇险怪僻别标一格,白居易、元稹一派是以通俗平易另具面目,而飘然于这两派之外的李贺是以“虚荒诞幻”独擅胜场的话,那么,刘禹锡则从学习民歌的赫赫劳绩昭示给人们一条通往风光旖旎处的蹊径。

民族形式和革命美学的创制——以民歌体叙事诗《漳河水》为例

1999年8月3日，郑敏在家中接受金海曙、王中忱采访，谈到1940年代西南联大时的写作，她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从美国回来以后，一直在研究马列。这是真的，我特别向往共产主义的时代。我一直带着这样的想法，诗是无所谓的。”

广西布努瑶民歌艺术初探——以民歌体“分讲”“呼咿”“离贯”为例

瑶族是一个善歌的民族,其民间歌谣体裁形式多样,有着鲜明的民族特点.“瑶族是一个不同支系的几部分人构成的民族共同体.按语言和习俗信仰,瑶族可划成三大支系：一、操勉语的盘瑶支系（包括讲勉语金门方言的山子瑶）;……二、操苗瑶语族苗语支的布努瑶支系（包括布努、白裤瑶、花蓝瑶和部分红瑶）;……三、操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茶山瑶支系.”

试析信阳变体民歌的题材特征

新时期信阳变体民歌有了极大的发展,题材与信阳本体民歌相比领域更加宽广。由来已久的茶歌、情歌、红歌进一步发展,同时出现了赞美信阳家乡的颂歌、歌颂美好生活的赞歌,探寻信阳变体民歌题材特色可以窥视信阳本体民歌新时期发展轨迹,对于信阳本体民歌的传承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湖南“孟姜女”时调变体民歌研究

运用音乐比较学的分析对比方法,说明湖南省内"孟姜女"时调变体民歌的基本特征为:第一,旋法基本相同,但有民歌曲调叠置现象;第二,除零陵时调变体民歌之外的湖南省内"孟姜女"时调变体民歌的曲体基本相同;第三,调式色彩相同;第四,文学特征丰富。

论五句体民歌的结构特征——以“慢赶牛”为例

五句子山歌是我国传统山歌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开放在大山之间的民间艺术之花。其结构形式独特,内容情真意切,歌词朗朗上口。而五句子山歌中的"慢赶牛"是五句子山歌的代表之一,本文主要以"慢赶牛"为例从歌词的句子结构、音乐结构和韵律结构等三个方面来论述五句子山歌的结构特征。

地域分布·曲式结构·曲辞关系——安徽五句体民歌研究

安徽地区五句体民歌在地域分布、调式音阶、句幅比例、乐句间逻辑关系、扩充手法、辞曲结合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规律性。地域分布依长江和大别山呈带状。曲式结构两个偶句加入总结性乐句、两个偶句之间插入垛句、五句半三种构成。文辞包含七言和杂言两种文体,以七言为主。曲辞对应关系呈现以下规律:大别山杂言五句体无论歌辞字数多寡,偏向于使用“短长长短长”的乐句结构;七言五句体虽然辞句字数齐整,但是对应的乐句结构却并非一定均等,而是呈现两种并存的方式,一是每句均等的四板二分结构;二是不均等的“短长长短长”结构。不均等结构是由于部分衬字位于板上,扩大了乐句长度,从而形成参差错落的曲式结构。

“新民歌运动”的五大流弊

新民歌运动中虽然也产生了较为优秀的作品,但总的来看,其创作是糟粕远大于精华、劣品远多于精品,存在着五大流弊。这些流弊不仅影响着新民歌自身,而且对当代诗歌乃至整个当代文艺创作都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现代主体诗学的清理与当代客体诗学的开启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新时期以前当代诗学的基本格局,即对五四以来主体诗学的清理与当代客体诗学的开启。诗人情感与表达方式的清理是核心,艾青与何其芳是典型的例证,"何其芳现象"是这种转变的标志。《讲话》以后,诗歌转为新诗人的农民内容与民歌形式的民歌体新诗,民歌体叙事诗成为客体诗学开启的标志,构成当代诗学模式。

《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与实践》:一部集评论研究和翻译实践于一体的力作

李正栓教授编写的《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与实践》2020年11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力作是我国对藏族格言诗英译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国王修身论》第一部完整的英文译著。藏族格言诗是藏族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采取四行一节的民歌体形式,将叙事与哲理相结合,通俗易懂,深受藏族民众和世界读者的喜爱。

立体诗风

用六维的立体思维考察诗歌,对传统的理论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对文艺本质、诗歌特点、民歌体、诗歌流派、报刊出版的一些意见,具有较大的冲击力,是带有很大探索性的理论创新和突破,为诗歌的大繁荣,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新诗体式建设的历史回顾

新诗诞生至今将近九十年了，但新诗至今还没有成熟，这包括诗体在内。虽然近百年来，新诗已经形成了自由体、半自由体、现代格律诗体、民歌体等多种体式，但时至今日，大量的新诗就诗体来说，缺乏审美表现力，因而也就缺乏审美感染力。近年来，学界呼吁诗体重建。吕进认为：“提升自由诗，成形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是诗体重建的三大美学使命。”

谈民歌体

新民歌在它出现的一刹那,就光芒四射,激起了巨大的浪花。毫无疑问,新民歌是我们自己的声音,人民的声音,民族的声音,因此,我们热爱它,不知不觉的热爱它。但是,对于民歌体,一般所谓“五七言民歌体”能否作新诗的体裁,还是有人在怀疑的。原先我也曾怀疑过,不相信五七言民歌体能有多少发展前途。有人把《我来了》这首新民歌作农民的自由诗看待。也的确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来,新民歌中间有不少是突破五七言民歌体的。我也曾在去年年初根据湖北麻城的一首民歌暗自论证道:民歌也还有用自由诗体裁的呢。自然,当时这样想,是有言外之意的。

漫忆咿呀学语时——谈谈我怎样学习民歌写《漳河水》

近几年来,我不断收到一些爱好写诗的朋友的来信来稿。他们除了要求谈谈对他们的诗稿意见之外,还要求谈谈我怎样学习民歌写《漳河水》,有的还要求帮助解决他们长期写诗所遇到的苦闷问题。我知道最后的一个问题我是解决不了的。但因来信较多,不能一一奉复,故曾答应将要写一篇文章供作参考。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我想借重温《讲话》的机会,重新整理我去年年底的一次谈《漳河水》写作经过的谈话,变成文章,作为回答给我写信的朋友们。故曰:漫忆咿呀学语时。

从“民歌体”到格律诗

我的几篇关于诗歌的短文,用“群众创作漫谈”的形式发表,中间有一点小小的原因。那时我还住在工厂里,附带做些群众文艺的辅导工作,民歌和新诗问题在报刊上展开争论后,爱好诗歌的工人同志反应很强烈,有些赞成这个人的意见,有些赞成那个人的意见,有些赞成别人的意见而自己又有所申说,有所补充。如果不妨把报刊比作舞台的话,那么,台上表演得愈起劲,台下也争论得愈热烈。我原是挤在后一群里,属于看客之列的,等到被逼着不能不开口了,也还是针对着看客的意见发了言至于这些看客的意见和台上的有什么“血统关系”,有那些衍化和发展,很难——的加以分辨。所以,说我的意见没有一点是对台上的,固然不对;说我的意见完全是对台上的——何其芳同志的或者红百灵同志的,也不对。怎么亦呢?最后才用了这个“群众创作浪漫谈”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