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民营化运动的非经济动因探析

日本在战后实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民营化运动,主要集中在中曾根康弘时期和小泉纯一郎时期。通过对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纯一郎时期民营化运动的比较,分析财政危机、政治斗争和外压等三个因素的重要影响,从而找到日本战后民营化运动的独特模式。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和政治企业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试图找到形成战后日本民营化运动独特模式的深刻历史制度原因及政治领导人发挥的关键作用。

关于民营化的一些新思考

本文通过分析台湾省公营事业民营化的实施要点、推进组织、取得成果的初步评价、民营化进程中的阻碍和民营化后的管理等,得出若干观点:民营化在实践中难以多方共赢,在实践中应设计有限的目标和兼容的推进途径;民营化并不是解决公营事业低效率等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其实际效果尚待实证检验;民营化不等同于通常意义的私有化,包括所有制民营化和经营机制民营化两大类以及多种方式,形成了民营化谱系;民营化是经济体制的重大变迁,涉及到多方主体的利益再分配,阻力、挫折甚至是失败在所难免,应科学细致地做好论证和准备工作。

从十堰市公交民营化改制看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

2003年3月24日，张朝荣的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与十堰市政府正式签订收购协议。按照协议，十堰市政府所持有的国有资本全部退出公交公司，张朝荣以3931万元的价格收购国有产权。作为国内首例市州级“城市公交整体民营化改革”，十堰市“公交民营化”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标本”意义，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但在实践中，企业亏损日益严重，职工待遇下降。十堰市委、市政府决定：收回十堰市公交集团公司的城市公交特许经营权。至此，在十堰市推行了5年、曾经是全国首家的城市公交整体民营化改革，正式以“夭折”的结局尴尬谢幕。

国企民营化中出现的问题是谁之过

国有企业民营化,从动态的角度看,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将国有企业逐渐改制成为民营的企业;从静态的角度看,是指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后,民营经济在各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居于一个优势的地位.国有企业民营化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但在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诸如'国企民营化就是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下岗失业人员增多'、'收入差距拉大'等等.为了确保改革顺利进行,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辩证的分析,并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对策措施.

民营化、融资约束与企业经营绩效:基于金融危机前后对比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探索了民营化改革在金融危机期间对我国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及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一般国有企业,经历民营化改革的国有企业融资约束在金融危机期间显著上升,尽管如此,民营化后的国有企业业绩表现依旧比一般国有企业更为优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化改革能够有效降低国有企业的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并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资源配资水平、风险承担水平以及创新意愿,进而有效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此外,在金融危机期间,民营化改革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推动作用在融资约束更小的企业中表现更显著,说明融资约束的改变对民营化企业的绩效有着重要影响。

县域经济民营化的困境与对策:以甘肃为例

县域经济是西部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环节。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自身具有的发展水平低、技术落后、公有制比重大等特点,使得在推进民营化进程中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因此,要大力营造西部地区县域经济民营化发展的良好环境,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步伐,提高县域经济发展质量。

国外民营化的逆向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民营化的逆向发展已成为国外民营化的新取向。西方国家公共服务由公共提供到民营化,再到收回民营化服务的动态发展过程向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完整图景,深刻反映了当代西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规律性运动,预示了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试验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西方国家市场化改革从民营化到逆民营化的发展深刻表明,盲目推崇和盲目否定民营化都不是对待市场化改革的科学态度。客观把握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规律,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以辩证的态度看待和处理近年来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才能有效推动我国公共服务改革的发展。

论我国国有企业的公有民营化改革

国有制并非公有制唯一的实现形式， 更不是公有制永恒的存在方式， 而只是国家存在时期内的公有制的一种存在形式。所以， 如何找到一种既能保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又能体现民营化优点、吸收私有制长处、克服国有制的弊端的适合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乃是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正是从这一考虑出发， 笔者在肯定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方向的同时， 提出了适合于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公有民营的概念， 并把它视为具有中国式社会主义特色的国有企业民营化。

当代西方国家逆民营化兴起的动因分析

民营化并非通往市场的单行道,而是一个包含了从民营化到逆民营化的动态发展过程。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高峰之后,逆民营化的兴起成为当代西方民营化发展的一种新取向。其兴起既与国际时代背景的变化有关,也与公共行政理论的转换相关,还受民营化失败的直接推动,各方面原因共同形成了民营化的逆向发展趋势。其更深层次所反映的是人们对政府与市场作用的重新认识。

论我国公共服务民营化对象和途径

公共服务民营化已经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 ,英国、美国、台湾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民营化 ,事实证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国的民营化还正处于探索性的阶段 ,只有少数地方和企业在实践中摸索。根据我国的实际 ,寻求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出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公共品服务特性对民营化方向变化的影响

当代世界政府改革从民营化到逆民营化的过程反映了公共服务民营化发展的动向,这种动态性变化,是民营化发展的内在特性所决定的。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并非一种通往市场的单行道过程,而是同时包含了民营化与逆民营化的动态过程。公共品服务特性深刻影响着民营化的方向变化:与民营化存在一定的负相关性,而且与逆民营化成一定的正相关性,但并非是直线型的影响。从服务特性的视角分析公共品民营化的方向变化,有助于深刻认识和把握世界范围内民营化的发展规律,对推动各国行政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共行政民营化的正当性基础

公共行政民营化一般分为组织民营化与任务民营化,具体形式更是多样。国家任务、国家权力的范围及运用都涉及公益的问题,一般来说,法律保留与法律优先理论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调整,公共行政民营化实施没有法理障碍,即使干涉行政也可以通过功能、手段实现民营化,但考虑民营化涉及到公益以及人权保障,原则上仍有法律保留的必要,只是密度大小不同而已。

公共行政民营化的宪法正当性与现实境遇

民营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公共行政民营化是狭义所指。公共行政人力与财政的沉重负担以及竞争优于垄断的天然合理性为民营化赢得了正当性,宪法保证的民主、基本人权以及尊重市场、社会的公共行政补充原则也能使民营化顺利通过合法性审查。但处于转型期的我国,民营化更多是一种政策性举措,暂时要在我国宪法上找到直接的规范依据可能很难。因此,公共行政民营化需要宪法的发展与变革来回应。

国有上市公司民营化的治理与产业重组效应——基于公司民营化程度的比较

通过研究国有上市公司两类民营化改制路径的治理效应与产业重组效应,发现大股东控制权超过现金流权导致的潜在代理冲突并没有随着民营化而得到缓解,甚至在部分民营化公司中更为严重;民营化后的产业重组效应也没有表现出大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相一致的激励;在经济后果上部分民营化公司业绩的改善差于完全民营化公司。

世界民营化发展对公共选择理论的挑战

作为民营化的重要理论基础,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竞争是获得效率的万灵丹,政府行政人员的"经济人"本性造成了政府提供服务的无效率,民营化则是改变政府无效率而提高效率的最佳方式。但近30年来世界民营化的实践发展却与公共选择理论的要旨形成了两大悖论:一是在崇尚自由竞争的美国,民营化比重更小,逆民营化发展明显;二是在加拿大等更加注重福利的国家,民营化比重更大,逆民营化比例却不高。这种发展结局显然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科学性提出了新的挑战。

海外国有企业民营化启示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有企业民营化已成为当前我国企业改革的一项内容。本文就借鉴海外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发展情况,对我国民营化改革的趋向等问题作一粗浅分析。 一、海外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发展概况。 海外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民营化,也是在国家财政赤字上升,国有企业亏损严重。

金融危机对世界民营化发展的影响

这次金融危机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浪潮的泛滥直接相关。民营化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席卷全球,但经历了1990年代的发展高峰之后开始呈下降趋势。这次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受到了空前抵制,从而使得民营化的理论基础被动摇。这决定了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世界民营化的下滑速度将进一步加快,逆民营化比重急剧上升。但从长期发展趋势看,世界民营化并不会因此而发生根本逆转,只不过民营化的意识形态特性会进一步淡出,私有化一定会带来经济效率的迷信将被彻底打破。未来的公共管理者会变得更加理性与务实,在选择服务提供方式时,他们会根据服务成本、公平与公民满意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在公私部门之间进行选择。

论公共行政民营化的法理基础

公共行政民营化一般分为组织民营化与任务民营化,具体形式更是多样化。国家任务、国家权力的范围与运用都涉及公共利益。法律保留与法律优先理论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调整,一般来说,公共行政民营化实施没有法理障碍,即使干涉行政也可以通过功能、手段实现民营化,但考虑民营化涉及到公益以及人权保障,原则上仍有法律保留的必要,只是密度大小不同而已。

公用事业民营化的行政法思考

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和宪政制度建设具有良性推动作用。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角色、功能的合理定位问题,同时要处理好政府、公用事业企业、消费者三方的关系。具体途径是设立独立的管制机构,实现政府从公用事业的垄断经营者向竞争性经营的组织者的角色转变;积极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和听证制度,实现政府管制程序的法治化;要从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着手,进一步规范政府对公用事业领域的财政支出;要积极打造诚信政府,强化和完善政府责任的落实和追究。

国企民营化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民营化样本实践的检验

对国企民营化改革效果的期望中,理性的受让方势必要求企业的高管薪酬契约更加有效,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业绩。本文以2003-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国企民营化对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的影响。国企民营化显著提高了高管的薪酬,但降低了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按照民营化程度分组,在高管变更与民营化后不存在国有股权的样本中,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下降;依据国企民营化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分析,在国企民营化后的股权制衡低与不存在机构投资者样本中,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下降。研究表明,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并非民营化简单地一改就灵,不同的公司治理、企业规模、民营化的程度等,都对其有影响。所以,国企民化改革需要把握好节奏和程度,要重视适度保留和发挥国有股权成分的治理作用。另外,研究结论的拓展反思,对国有企业现行的高管薪酬制度的管理与改革有启示意义。